在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史记》与《汉书》均为史书里的重要著作，但二者在多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司马迁写的《史记》和班固作的《汉书》都为纪传体，不过由于所处时代不一样，作者的立场有差异，著述的宗旨也不同。
所以这两部著作在人物传记的写作风格以及叙事手法上有着显著的差别。
司马迁创作《史记》时正是西汉由盛转衰的节点，开边政策导致民生凋敝，司马迁此时又遭受这宫刑之辱。
这种个人命运与对时代共同体的交织，反而促使他在人物传记中融入强烈的个人情感。
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项羽还是苏武，都承载着司马迁对英雄主义、命运悲剧的深刻思考。
班固撰写《汉书》时东汉政权已稳固，作为官修史书，《汉书》的首要任务是为汉朝正名，主要的立场和司马迁不同，更强调历史的客观性。
班固在其中就明确表示写作目的是梳理历史事实，同时宣传儒家礼法。
以刘邦为例，班固就淡化了刘邦的市井气息，强化其天命色彩，将其塑造为符合儒家理想的开国君主。
两人之间的这种差异本质上就是私修史书与官修史书的不同，司马迁追求“成一家之言”，班固则致力于“宣汉德，明国体”。
《史记》的叙事风格以“实录”著称，但司马迁并不拘泥于刻板的史实记录，而是擅长通过生动的细节描写与场景还原，赋予人物鲜活的个性。
这种文学性的叙事手法，使《史记》兼具史书的严谨与文学的感染力。
《汉书》的叙事更严谨，比较注重史料的系统性与逻辑性，这是因为班固善于对史料进行整合。
例如班固就详细记载了苏武在匈奴十九年的经历，却略去了一些带有传奇色彩的情节。
这种差异在两书对同一事件的记载中尤为明显。
《史记·陈涉世家》以“苟富贵，无相忘”“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口语化表达展现陈胜的草莽气息。
《汉书·陈胜传》李则改用典雅的文言，强调其“首发难”的历史意义，弱化个人情感描写。
司马迁的人物评价体系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他擅长“寓论断于序事”，通过人物的言行与历史结局隐含褒贬。
班固的人物评价则较为严谨，强调人物的道德品行与政治立场，相较于司马迁的多元视角，班固的评价更符合东汉时期儒家正统思想的要求。
《汉书》是第一部断代史，聚焦西汉这一朝代，在这部史书中，人物传记更重视和王朝兴衰的联系。
班固对西汉的经济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书中的人物传记大多与政治事件、朝廷变革脱不开关系。
这就导致《汉书》的人物传记相较于《史记》来说更具历史纵深感。
除此之外，《史记》的人物传记因其强烈的个性色彩与文学性，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
李白、辛弃疾的悲壮，都能在《史记》的英雄叙事中找到精神源头。
而《汉书》的人物传记则因其严谨的史料性与官方立场，成为后世官修史书的典范。
二者虽路径不同，却共同构建了中国史学文史互证的传统，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神遗产。
参考文献：《史记・太史公自序》
《汉书・叙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