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除夕，保密局天津站倒数第一任和第二任站长，都是在看守所度过的，这两个少将站长虽然都进了看守所，却相隔了三千四千里——一个在天津，一个在台北。

提起保密局天津站最后两任站长，熟悉那段历史，或者看过《潜伏》的读者诸君肯定知道吴敬中（吴景中），却未必知道吴敬中离开天津后由谁接任站长并潜伏下来执行“黄雀计划”。

电视剧中的“黄雀计划”负责人李涯被廖三民抱着坠楼而亡，真实历史中的李涯应该叫李俊才（为了方便起见，咱们还是分别称他们为吴敬中和李涯），他在吴敬中走后接手潜伏计划，但他却不是一根筋，一看“那个计划没前途”，就带着配备了武器和电台的四个“黄雀小组”到天津军管会投诚自首，然后就进了看守所。

“李涯”进了看守所，他的前任吴敬中也没有去执行什么“海峡计划”，而是一到南京就被毛人凤逮捕后押到台湾丢进了看守所，准备审讯后“家法从事”。

1949年老蒋兵败如山倒，聪明的吴敬中和不太聪明的李涯，都成了覆巢之下的鸟蛋，1950年的除夕，可能就是他们一生中度过的最“难忘”的一天了，看守所可能会给他们一盘饺子，但是红酒却未必都能喝到了——吴敬中的年夜饭有没有酒肉，得看他的两个老同学讲不讲义气。

根据史料推测，吴敬中和李涯在看守所的日子都不会太难过，因为吴敬中有同学可以依靠，李涯也会享受优待政策，作为他们人生的转折点，1950年的除夕夜，这两个少将站长肯定会万般滋味在心头，读者诸君也会对这样一个问题比较感兴趣：李涯在1966年4月16日第六批特赦后当了小学副校长、校长、政协委员，吴敬中怎么失踪了？

吴敬中确实失踪了，他在军统时期极要好的朋友沈醉去香港探亲，没见到他；文强特赦后去美国访友，路过香港的时候，也没见到他。

文强说自己是抗战胜利后第一个进入东北的蒋军中将，他在《口述自传》中回忆：“我带着一批人坐飞机来到锦州，后来听人家讲，中将以上官衔的， 头一个到东北的就是我。”

文强重建东北特务系统后，由吴敬中由军统西北区区长调任东北区区长，两人的关系不错。

按照时间推算，吴敬中和李涯在看守所过年的时候，文强也到了山东潍坊，并且在那里跟很多“老朋友”一起过了1950年的除夕，他们的另一个老朋友沈醉，同样也是在看守所过了除夕，然后转运到重庆白公馆，最后又进了北京功德林。

沈醉说自己在看守所的除夕过得还不错：“我当时并不缺钱花。昆明的几个大资本家，因为解放前我帮过他们不少的忙，他们在我被关押时，常常给我送钱送物。我在狱中，不仅可以四处走动，任意吩咐看守买东西、送信、打听情况，生活无拘束，倒也蛮舒适。”

当时各地战犯管理所有不同的名称，比如王耀武和以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身份被俘的文强，一开始学习改造的地方叫“解放军官训练团”，“一律和战士一样，按时发衣服日用品，也穿和解放军士兵一样的衣服，只是没有帽徽、领章，每月还发五元津贴”，而被四野俘虏的将军和被抓的高级特务，则基本都是进了冷屋子凉炕的看守所。

据文强回忆，他在山东的除夕过得很“潇洒”：“我们住在一个大村庄的地主家里。我一去，王耀武等在门口迎接，我们这十几个人被列为战犯，编了一个高级组，单独住在一个院子里，不能出院子大门，大门外有警卫，在院子里，一切都优待，可以随便活动，自己办伙食，还自己拿钱做点好饭好菜吃，我会做湖南菜，就报名做湖南菜，有个在四川部队当军长的，他报名做四川菜。”

文强过完1950年除夕才被转送到北京功德林，据他回忆，是周总理在战犯名单中发现了他的名字，就派萧劲光专程来山东，欢迎他去北京。

文强被接到北京后，先进了功德林，管理任原要他写一个材料认错，但他坚决不写，所以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他的除夕都是在功德林和秦城农场（一开始不叫秦城监狱，那是功德林战犯劳动的地方）度过，如果他早一点认错，可能每年都能在家里过除夕了。

文强转换阵营后一直从事对日谍战，内战时只是参谋人员，并没有什么实际罪行，在淮海战役期间还保护并送出了七个武工队员，但是他因为不肯认错，所以直到1975年才最后一批特赦，而我们熟悉的李涯和吴敬中，则因为背景不同，1950年以后的除夕，也在不同的地方度过，这两人终生没有再次见面。

为什么李俊才能回到家乡担任小学校长、政协委员，而吴敬中却从人们的视线之消失，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李涯1950年后的人生轨迹是可以查到的，但是吴敬中却好像走进了迷雾之中：有资料证实他被毛人凤逮捕送到台湾关押一年后，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班同学蒋经国出面作保，吴敬中被免去一切本兼各职，到香港做了一名房地产商人，估计现在香港的某些建筑，就是吴敬中在1950年后“开发”的。

吴敬中即使被毛人凤逮捕关进了看守所，红酒牛排是少不了的，因为他不但有小蒋同学，当时的“国防部次长”郑介民、保密局（情报局）香港站站长谢力公、澳门站站长程一鸣，都是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届同学，吴敬中到香港是做生意还是搞情报，估计只有郑介民和小蒋清楚，连谢力公和程一鸣也未必清楚。

实事求是地说，从1950年到1966年的除夕，吴敬中都比李涯过得滋润，从1966年开始，李涯的日子似乎就应该比吴敬中过得好了——当文史专员和政协委员，待遇都不低，留京的沈醉、文强、杜聿明等人，都享受局级甚至副部级待遇。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李涯没有离开故土，教书育人也是他最大的愿望，他特赦之后可以说是得偿所愿，每到除夕，总会有不少学生去拜年，这就是求仁得仁。

李涯留下来并投诚自首，确实是明智的选择，他后半生的除夕，应该都是充满了孩子的欢声笑语，而吴敬中却像雪山一样藏在了云雾之中，他1983年辞世前的除夕会如何度过，没有太多人知道，估计是有红酒，有鞭炮，却未必有欢乐——他再也不能请老朋友、老部下喝酒了。

我们不管是看史料还是看《潜伏》，都会发现吴敬中和李涯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但凡事都不能只看表象，甚至吴敬中的“贪墨”和“无为”，也都可能是一种伪装，他极可能像程一鸣一样，也是一个假叛变真潜伏的我方高级特工。

现在正值新春佳节，我们回忆吴敬中和李涯1950的除夕之夜，肯定会想到很多：每个人的除夕如何度过，跟他的道路选择和综合能力以及努力程度有关：有人桃李绕膝，有人孤单落寞，还有人食不果腹，不同的除夕过法，不能完全归结于时代，更多的是自身原因。

硝烟散尽，物是人非，除夕依旧，新年常新。那些渐渐远去的身影，总是能让我们想起很多：历史映照现实，吴敬中李涯也好，王耀武沈醉也罢，用周养浩的话来说，就是统领千军万马的大将军，最后还得归结为一个人，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人。

吴敬中、李涯、沈醉、文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也就有了不同的结局，读者诸君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吴敬中是潜伏者，李涯在延安时期就被感化，沈醉在云南起义通电上签字之后，不跟李弥余程万结为“七兄弟”并图谋不轨，文强到了北京就写信认错，他们1950年后的除夕，又会怎样度过？如果您是吴敬中、李涯、沈醉、文强，在当时又会如何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