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民国史，除去前半程北洋军阀时期，后期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汪伪政权，无论是14年抗日战争还是3年解放战争，如果不提中统、军统，以及汪伪“76号特工总部”，那都算不上是一部完整的民国历史。

“特务”一词，是指执行特殊勤务、完成特种任务的人。是特种职业的专属名称，词为中性，本身并不含褒贬。

因其工作的特殊性和隐蔽性，也被称为“藏在阴影里的人”。——引自《军统史话》

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在这个特殊的人群里，发生过无数跌宕起伏的真实故事，直到如今仍是影视剧目中令观众欲罢不能的热点。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是国民党“CC系”创始人陈果夫、陈立夫所控制的全国性特务组织。

中统的前身是1928年由“CC系”骨干成员所组成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

1927年，是民国史上最为奇葩的一年。国民党内部出现了两个政府，三个党部、四个集团彼此对立的分裂局面。

“两个政府”，即“南京政府”与“武汉政府”。

“三个党部”，即“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以及“上海国民党中央党部”。

“四个集团”，指的是蒋介石、李宗仁和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四个军事集团。

这“两府三部四集团”为了争权力、夺地盘，将成立刚刚15年的民国政权搞得四分五裂，乌烟瘴气。

8月13日，以汪精卫、唐生智为代表的国民党“武汉政府”，联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对国民党“南京政府”进行逼宫，代表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蒋介石黯然下野。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下野。

蒋介石在通电下野的前夜，在日记中写道：

“时局纷扰，内部复杂，南北皆同，只有镇静谨守，持之以定，待机而动，无不得最后之胜利。”

蒋介石的下野，顿时让跟随他的一众“小兄弟”惶惶如丧家之犬，这其中就包括陈果夫和陈立夫两兄弟，还有另一个在此时毫不起眼的黄埔六期肆业生戴春风。

这位黄埔六期的肆业生戴春风，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戴笠，这里先按下不表，等后面介绍军统时，我们再来讲他。

陈果夫、陈立夫是蒋介石结拜大哥陈其美的侄子。随着蒋介石的下野，平日里深得蒋介石宠信的陈家两兄弟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为了自己的前程，就必须让蒋介石复出。于是，陈果夫、陈立夫到处串联蒋系旧部，在政界、军界、文化界更是网罗了一大批蒋介石的“铁粉”，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势力，蓄势待发。

现今，对这段历史不太了解的人，往往认为之所以称为“CC”系，是因为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姓陈，“陈”字的汉语拼音首个字母是“C”，“CC”代表陈氏两兄弟。

其实，这种想法狭隘了，大错特错！

实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经常与串联起来拥蒋团体在一个叫作“Central Club”的地方聚会，喝喝酒，聊聊天，既联络感情，又谋划大事。

“Central Club”翻译过来就是“中央俱乐部”的意思，也可译为“中央酒吧”。由于该俱乐部的英文缩写为“CC”，所以，后来这个群体在国民党内就被称为“CC系”。

1928年2月，蒋介石在“宋家”（宋子文）、“孔家”（孔祥熙）、“CC系”拥蒋集团，以及江浙财阀的强力支持下，以“北伐”为名义复出，改组国民政府，自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蛰伏了6个多月的蒋介石，在“躺平”的这段时间苦思冥想，认为必须在党内建立一个“特务机构”，仿明代锦衣卫例，将一切反对自己的个人和集团扑灭在萌芽阶段，方可保证政权的稳定和个人的独裁。

蒋介石发迹前在上海滩混过帮派，曾经加入青帮拜黄金荣为师，还帮着结拜大哥陈其美充当过刺客，于1912年1月14日凌晨在上海广慈医院，蒋介石亲手干掉了陈其美的死对头，原光复军总司令陶成章。

对于暗地里使用“特殊手段”从肉体上消灭政敌，蒋介石驾轻就熟一点儿也不陌生。

蒋介石复出后将这一想法告诉了陈果夫、陈立夫，二陈自是喜不自胜，大力支持。

1928年春，按照蒋介石的授意，陈果夫、陈立夫一手将原来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麾下的“国民党党务调查科”改组为特务机构。

由陈果夫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其弟陈立夫出任国民党党务调查科主任。

党务调查科职责有二：对内防异己，对外肃中共。

这个“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就是“中统”的雏形，是“中统”的起源。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是管干部的，“国民党党务调查科”是管特务的，陈家两兄弟上下其手，一下子就将国民党内的组织系统和特务系统收入囊中，一时之间权倾朝野，被称为“蒋家天下陈家党！”

1929年，陈立夫升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党务调查科主任一职由张道藩接任。

1930年，国民党党务调查科主任一职换成了徐恩曾。

徐恩曾与陈果夫、陈立夫是表兄弟，又是浙江财阀徐新六的本家近亲，徐新六曾在1928年与江浙财团的财阀们一起鼎力支持下野后的蒋介石复出。

这一阶段，徐恩曾领导下的“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的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了“防共肃共”的方向上，徐恩曾的上台，使我党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1931年3月，陈昌浩和张国焘由上海经武汉赴鄂豫皖苏区工作，担负沿途护送任务的是中共上海特科第三科（红队）科长顾顺章。

完成护送任务后，酷爱热闹的顾顺章从鄂豫皖返回上海途经武汉时，并未及时前往上海。反而在汉口法租界的德明饭店住了下来，化名”化广奇”，跑到新市场游艺场公开表演魔术。

恰巧被叛徒王竹樵撞见，暗中跟踪顾顺章，一直跟到了德明饭店顾顺章的住处，顾顺章就这样因为叛徒出卖，不幸被捕。

早在1926年就曾经赴苏联接受过“契卡”特工专业培训的顾顺章，本应从容应对审讯，但骨头极软的他，还未等特务用刑，便竹筒倒豆子一般地把自己知道的党组织情况原原本本地向敌人招供了。

我党位于上海的临时中央，包括整个上海的地下组织顷刻之间便全部暴露了。

次日，武汉方面的特务马上将中共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消息，连带审讯记录用电报发回了南京中山东路国民党党务调查科总部。

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电讯组一连收到5封从武汉发来的，标注为“绝密级”的电报。按规定，“绝密级”电报必须由调查科主任徐恩曾亲自译电，旁人不得涉密。

万幸的是，当天徐恩曾外出办事，并不在调查科。电讯组将未译出的电报封入卷宗，交给了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

身为我党地工人员的钱壮飞，一看卷宗上赫然两个黑色的粗体大字“绝密”，出于特工职业的直觉，预感到卷宗里的电报非同小可。

于是，从室内将门反锁，拆开卷宗，冒死译电。

5份电报内容很长且供词详实，钱壮飞一经译完当场直冒冷汗。

这5封电报若是此时落到徐恩曾手上，中共上海临时中央，以及整个上海的我党地下组织将会在顷刻之间被敌人破获，掀起的血雨腥风不知将有多少颗人头落地。

时间紧迫，钱壮飞将卷宗原样封好，按惯例放回徐恩曾办公桌的抽屉里，立即离开调查科总部，悄悄坐上了去上海的客车。

为防被特务跟踪，钱壮飞在客车到达上海郊区时便提前下车，步行进入市区后，迅速将这一重要情报通知了李克农。

由于情报及时，当时身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瞿秋白等领导同志，以及周恩来、李克农等中央特科负责人和少部分能够通知到的地下联络点得到了及时转移。

但由于隐蔽战线的特殊性，很多单线联系，散布在上海、南京各行各业，以各种身份作为掩护的我党地工人员却未能及时获知消息，更没有及时撤离……

徐恩曾按着顾顺章的供词，联合租界的英法巡捕，同一时间在上海、南京进行大搜捕。

中共上海临时中央、中央各下属机关，包括中央特科的所在地皆被敌人突袭，电台被敌人起获。瞿秋白、周恩来、李克农等人的秘密住所被查抄，上海、南京的地下组织同一时间几乎被敌人破坏殆尽。

最终，因“顾顺章案”而被捕的我党上海、南京两地的地工人员，总数达千人之多。

更为可恶的是，当时的“中统”尚未成立，仅是一个“调查科”。而戴笠后来的“军统”更只是一个小小的“力行社”。无论“调查科”也好，“力行社”也罢，在当时都还远远没有建立和完善其组织机构及情报渠道。

但是，随着顾顺章的投敌，这位在苏联潜心学习过“契卡”（克格勃前身）业务的叛徒，竟然短期内帮助徐恩曾和戴笠完善了组织结构，规范了业务培训，更建立起了遍布上海和南京的网状据点和联络渠道。

也正是顾顺章在徐恩曾和戴笠之间两面讨好，最终让戴笠对其心生不满，果断将其抛弃。

而徐恩曾对顾顺章脚踩两条船的行事风格也早生厌倦，无论徐恩曾还是戴笠，对于从中共过来的“反正人员”，从未真正将其视为自己人。一旦将其价值榨干，利用完之后，这类人的结局多半不会好。

果然，1935年6月，被两条铁链穿透了琵琶骨的顾顺章，在苏州监狱被徐恩曾以“通共”的罪名秘密处决。如此结局，既滑稽又可叹。

因为“破获上海特大匪谍案，将中共临时中央赶出了上海”，徐恩曾以及他领导下的党务调查科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

1935年7月，在充足的经费支持下，“国民党党务调查科”扩编为“国民党党务调查处”，徐恩曾升任处长。

1937年4月，徐恩曾负责的“党务调查处”与戴笠负责的“力行社”合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出任局长。

敲黑板，划重点——

1937年4月成立的这个“军统”，并不是后来戴笠的那个“军统”。

此时的这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史称“大军统”，与后来戴笠的“小军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在这个“大军统”之下设有三个处：

第一处 党务处 处长 徐恩曾

由原来的“国民党党务调查处”改建而来，仍由徐恩曾出任处长。其职能不变，内防异己，外肃中共。

第二处 特务处 处长 戴笠

由原“力行社”改建而来，仍由戴笠出任处长，第二处也叫军警处，主要负责军事情报工作和具体行动事项。

第三处 邮检处 处长 丁默邨

邮检处负责邮件、包裹的检查，电话、电报的侦监，由丁默邨出任处长。

此前，丁默邨与李士群同为徐恩曾麾下的情报小组成员，受徐恩曾指派，二人凭借丁默顿“中学校长”的公开身份，办了一份名为《社会新闻》的期刊，专门刊载针对我党的诬蔑文章。

丁默邨与李士群都曾是我党早期党员，叛变投敌后，在徐恩曾手下一直未获重用。上海沦陷后即投靠汪伪，组建“76号特工总部”。

这里对丁默邨与李士群先按下不表，等后面说到汪伪“76号特工总部”时再做详细介绍。

时间来到了1937年秋，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防止日谍汉奸活动，提高工作效率，增强抗战力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拟对“大军统”进行改组，着手进行扩编。

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组拆分，另外成立3个特别勤务机构。

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由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大军统）之第一处“党务处”扩编而成，隶属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

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兼任局长，徐恩曾任副局长，由徐恩曾主持日常实际工作。

至此，“中统”正式成立。

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由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大军统）之第二处特务处扩编而成，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

由陈立夫兼任局长，戴笠任副局长，由戴笠主持日常实际工作。

至此，“军统”正式成立。

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检处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检处”简称“特检处”，由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大军统）之第三处邮检处扩编而成，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

由原邮检处处长丁默邨转任特检处处长。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说“中统”。

作为蒋介石的忠实鹰犬，徐恩曾在任期间确实是对蒋忠心耿耿，对内在国民党高层里安插眼线，随时替蒋介石监控党内异己。

对外则不遗余力地打击、破坏中共地下组织，捕杀各界民主人士，为蒋介石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之政策极尽犬马之劳。其手上的累累血债，罄竹难书。

因其工作卓越，于1940年被国民政府行政院委任为交通部政务次长。

徐恩曾除身居中统局副局长、交通部政务次长以外，还身兼多个部门的多项要职。

但是，这样的一条忠犬，却在1945年2月被蒋介石突然的一纸手令“免去徐恩曾本兼各职，永不录用”，从而结束了其长达15年的特务生涯。

事情的起因并不复杂，重庆军统总部查获了一批由中印缅边境交通线走私入境的美国援华物资。

竟然连军援都敢走私，蒋介石一怒之下严令戴笠循迹深挖，一查之下，徐恩曾的家人被牵涉其中……

徐恩曾被免去本兼各职后，由叶秀峰继任局长。

叶秀峰接手后的“中统局”，其原来的权势却一路走低，江河日下。

1947年4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员通讯局”，简称“党通局”，由叶秀峰出任局长。

1949年1月22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头版刊载：

“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

这是蒋介石执掌国民党政权以来的第三次下野。

1949年5月，代总统李宗仁为体现结束“党治”，实施“宪政”，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员通讯局”缩编为“内政部调查局”，隶属国民政府行政院，由季源溥出任局长。

从而在形式上把“党通局”由“党管”改为了“政管”，从“党务系统”划归“政府系统”。

然而，这还不算完！

1949年8月20日，在台北圆山会议上，“内政部调查局”与“保密局”合并为“国民党政治行动委员会”。

随后在高雄成立了情治机构，由唐纵任委员会主任，蒋经国、周至柔、郑介民、毛人凤、叶秀峰、张镇、毛森、陶一珊、彭孟缉任主任委员。

其职能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

1950年，“国民党政治行动委员会”这一机构更名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由唐纵出任组长。

“中统”至此寿终正寝，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中统”与“军统”虽然都属于特务机构，但区别在于前者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情报机构，后者则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情报机构。

“中统”属于“党管”部门，之后更是改为“政管”部门，属国家公职人员，名义上的身份是公开的。

而“军统”则自始至终是“军管”部门，之前为军事委员会所辖，之后为国防部所隶，其成员的身份是现役军人，所担负的任务是军队情报工作，是秘密的，是不公开的。

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自1938年“大军统”一分为三之后，“中统”就再不属于军队编制了，其组织成员更不具有军人身份。

中统涵盖警务系统，但并未涉足军队系统，这在1938年“大军统”一分为三时，在机构设置上是有明文规定的，即——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隶属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检处，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

中统隶属党务系统，军统和特检处隶属军队系统。

所以，现在的影视剧中，但凡出现1938年之后“中统”人员穿国军军装的剧情，毫无疑问，纯属胡扯，是瞎编滥制的烂剧，大家不看也罢！

“中统”创始人陈果夫与其弟陈立夫长期把持国民党党务系统，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合称“四大家族”。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改组国民党，着手为蒋经国今后继位扫清政治道路，为保“太子系”，首先就拿“CC系”开刀。

转瞬之间，陈氏兄弟大权尽失。

陈果夫失去权位后，失去了经济来源。又因久患肺病，需长期住院治疗，终致坐吃山空，家庭陷入经济危机。

政治上、经济上、身体上的三重打击，使得陈果夫赴台不到两年，便于1951年8月28日病逝，年仅59岁。

其弟陈立夫看清了蒋介石整肃“CC系”的决心和手段，知道大势已去，无力抗争，遂远走美国避祸。

陈立夫在美国办了一个小型养鸡场，妻子则在家里做豆腐乳和粽子卖给附近的中餐馆。夫妇俩以此谋生，生活虽然寡淡，却比身处台北政治漩涡中的大哥陈果夫过得惬意。

1961年，其父陈其业病重，陈立夫首次获准返台探视。

1966年，陈立夫再次返台，贺蒋介石八十大寿。

1969年，陈立夫偕夫人获准返回台湾定居。

陈立夫晚年每日读书自娱，不问政治，唯一的爱好就是钻研中医，并担任“台湾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一职，不遗余力地推崇中医养生，弘扬中医文化。

晚年的陈立夫积极呼吁两岸统一，在岛内被称为“反共老人要做联共先锋”！

2001年2月8日21时，陈立夫在台中市中国医药学院附属医院病逝，享年101岁。

徐恩曾自从被蒋介石免去本兼各职后一直郁郁寡欢，甫从权势熏天的高位落到无人问津的境地，一度严重失眠，长期精神抑郁，全靠药物控制病情。

1949年3月，徐恩曾与其妻费侠从上海赴台后，因其家底殷实，从此不问政事，安于享乐，与家人过起了悠闲的富豪生活。1985年病逝，终年89岁。

叶秀峰，1949年逃台后转任“政治行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协助委员会主任唐纵收编在台各路特务人员。

1950年，“国民党政治行动委员会”改组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后，叶秀峰弃官从商，投身新闻事业，一手创办“海外世界新闻社”，先后出任台湾“新闻通讯事业协会”理事长及“中国广播公司”监察人。

1990年2月8日，叶秀峰病故于台北，终年90岁。

——篇幅有限，本篇为“中统篇”，下一篇为“军统篇”，将对“军统”的起源、发展沿革，以及涉及军统的标志性历史事件做详尽解读，文章正在努力更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