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年（1592）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的明朝抗倭援朝战争，是永远应该留在中国人记忆中的。
七年的战争，不仅奠定了之后东北亚三百年国际政治的格局，也催生了太多的无名英雄——那些为大明传递情报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特务们。
这是一条不归路！不仅在于自古以来，细作、特务们，都是最没有保障的群体。他们不能享有正面战场的互相支援，更会有为了私利和终极目标，被随时牺牲、甚至到死也不能洗清冤屈的悲剧。
在此，我们仅以史世用、许仪后和刘可贤为代表，说说他们的九死一生。
1 首先，我们先说说刘可贤。
其实，“刘可贤案”是福建巡抚许孚远，秘遣特工赴倭离间日本国内计划的后期事件了。万历二十二年，第一批赴倭执行的兵部特工史世用，已经圆满完成使命。同样肩负刺探日本军政情报的许豫，也顺利返回福建向许孚远禀告详情。
同时，岛津义久也遣亲信张五郎至闽与许孚远密谈合作事宜。许孚远欲借在倭的江西医官许仪后，游说岛津义久、离间日本诸侯与丰臣秀吉的关系。
史载：
义久遣亲信张五郎至闽，投见原任巡抚许孚远，孚远与臣谋，欲藉久以挑引诸国，共图平酋，令自救不暇，则朝雠不救自全，中国不防自固，亦一奇也。遂遣把总刘可贤及伍应廉、张五郎等渡海，阳作檄书，一道谕平酋罢兵，令之不疑，而阴结仪后，使劝义，久，图首自效，计甚秘密。
事情的进展，也是极其顺利的。次年，赴倭执行秘密使命的刘可贤，即与岛津义久的军师玄龙一道返回福建，大事似乎即成！
但还是出了意外。
当然，也不算意外。事后看，局部的策反活动，毕竟还是会受到大的政治变动的影响。正当许孚远离间日本的计划即将大功告成之际。国际关系发生了突变。万历皇帝在各方“斡旋”（事实上，应该是以明朝的沈惟敬和日方的小西行长的各自欺上瞒下）中确定了和谈的策略，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之事，也于万历二十二年年底敲定。
如此，主张离间日本的许孚远、巡按刘芳誉和福州知府何继高一派人马，被相继调离。主持大计的许孚远也在官场受阻，乞休回乡，郁郁而终。
二十三年，当可贤与义久的军师玄龙回到福建时，当年的上司许孚远早已去职。倭使玄龙无可告语，只得悻悻而归。
倭使只是无功而返，但此次执行策反活动的明朝特务刘可贤，遭遇的就不止无功了。这个忠实且出色完成使命的干探，受到了巡按周维翰的弹劾，于万历二十三年六月，连同赞画姚士荣一起，以私自交通日本之罪下狱论处。
《明神宗实录》记载：
(万历二十三年六月丁卯)初，福建所遣侦探日本刘可贤受关白财物，又私带夷僧入境。按臣周维翰以可贤既邀重货，必有轻诺；日本既捐大利，必有厚望。恐因而启衅，因请申饬沿海一带练兵厉械以防未然。兵都覆奏，诏今后沿海地方只宜修整防御，勿得擅遣侦探以生事端。
刘可贤，如论怎么说都是冤枉的。而明朝高层，也因错误地相信沈惟敬等人的所谓和谈内幕，错过了离间丰臣秀吉后方的大好机会。
很悲哀，刘可贤没能坚持到最后。
2 其次，就要说许仪后了。
许仪后，本是早年被倭寇掳到日本做奴隶的。但他凭借高超医术，救活了萨摩藩诸侯岛津和家人，成为日本一方诸侯的御医，得以享有不错的地位和生活。
但许仪后从未放弃对故国的怀念。他凭借着这份执念，在抗倭援朝期间，矢志不渝的为故国传递秘密情报。而这些情报，无一例外都是足以影响到明、朝、倭三国大战走向和格局的。
开战前，许仪后就曾通过随商船返闽的同乡朱均旺，带回丰臣秀吉欲借出兵朝鲜侵犯大明的绝密计划。
开战后，史世用秘密赴倭搜集日本情报、交通日本当地诸侯，许仪后又给予最大支持。正是他与许豫的帮助，史世用也才得以在最短时间内，联络了大批爱国海商，搜集到了宝贵的一线情报。
刘可贤作为深入敌占区特务，或因时间短暂还算毫发无损。更别说一直是在狼窝战斗的许仪后了。那便是每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
这不是危言耸听。许仪后因为在日本的秘密活动，险些被秀吉处死。而且，害许仪后的恰恰还就是明朝人。不知哪个汉奸，把许仪后的事密报给了负责律法的秀吉亲信浅野长政。浅野长政本来裁定为“越度”之罪，也就是非法出境。但一心想吞并大明的秀吉，却扬言把许三官（许仪后化名）扔进油锅煎死！
所以说啊，毁中国的人里，最可恨的就是某些中国人。
关键时刻，反倒是倭人岛津义久救了许仪后这个明朝人。当然，咱们不能因为这个，就说倭人多好。而且，岛津也没有亲自出面，而是找到德川家康，给秀吉戴了个宽阔胸襟、招揽天下民心的高帽子，满足了秀吉的虚荣，又说是许仪后是被嫉妒他的明朝人诬陷。这才救下许仪后。
咱们不管岛津是出于许仪后医术上的依赖，还是与秀吉的抗衡。但至少在这件事上，他是实实在在救了许仪后的。
而许仪后死里逃生回到岛津身边后，仍然没有放弃对故国的帮助。在时任藩主岛津义弘下令封锁港口后。又以不能断绝商路为由，成功劝说义弘放行。也才让爱国海商林绍歧，以及藏身船中携带重要情报的朱均旺得以顺利返明。
被逮捕的许仪后，根本不知道能否被秀吉放回来，也不知道明天是否还会被丑恶同胞陷害。他所拥有的，只是坚持自己的执念，以及对故国的感情。
幸运的是，最后一刻，他从死亡线上退了回来，坚持到了最后。战后也得以安度晚年。
3 九死一生的史世用。
说到史世用这个人，真可以用传奇来形容了。至于他在战争期间做出的成绩，各处已有描述，一本《倭情备览》足以囊或他在敌占区的功绩。包括我在小说里也一度以他为主角，在此就不多赘言了。
在此，只说他经历的风险。小标题是九死一生，事实上，即便不是“九死”，也有史记载的，也有七次从鬼门关侥幸穿过了。
这“一死”，便是他刚到日本，就遇到了。
万历二十一年（1593）七月，史世用抵达日本庄内国的内浦港。随后赶到名护屋见到了接应自己的许仪后。又在许豫帮助下，以海商的身份与岛津义久的家臣幸侃会面。
这第一次见面，本是史世用初步了解日本诸侯的阶段。但没想刚见面，便被幸侃识破身份。
史载：豫备段匹礼物，以指挥作客商，仪后权重译，进见幸侃。幸侃曰：“此恐非商贩之人。”仪后答日：“亦是大明一武士也。”
身份暴露，这在特务活动中，基本上是可以判定死期的了。虽然我们不在当时的场景，但想想，就可以清楚当时的气氛是何等不可预测。
但同样没想到的是，幸侃在点破史世用身份之后，也没有进一步的加害行为，反而将自穿盔甲送给许豫和史世用作为见面礼。
这说明什么？大概是出于岛津氏与秀吉的博弈，以及与大明沿海的贸易利益。
史世用的第一次险境，就暂且这样度过了。但这绝不等于以后便万事无忧。因为他的安全，首先取决于岛津氏的政治筹划。如果岛津氏决定倒向丰臣秀吉，那史世用的命，随时也可能丢掉。
这“二死”，便是他被反间谍人员盯上了。
因叛徒出卖，史世用还是被幸侃指出其此次来倭的目的，就是刺探日本军情。
史载：九月十九日，被奸入泄机，有大隅州正兴寺倭僧玄龙来内浦，就豫问曰：“船主得非大明国福建州差来密探我国动静之官耶?”
至于举报者是倭人，还是投靠倭人的同胞汉奸，不得而知。总之，史世用面临着比初次见面就暴露，更危险的境遇。许豫不愧是熟悉日本当地政情的。但见事情被挑破，干脆直言不讳说出了本方底细。
史载：
豫权答日：“是。因尔国侵伐高丽，杀害人民，我皇帝不忍，发兵救援，近闻差游击将军来讲和好，我福建许军门昕知，欲发商船前来贸易，未审虚实，先差我一船人货来此，原无他意。”
史世用在此刻，也显出了作为一个成功特务必有的技能和心理素质。不仅不慌，反而将明、朝、倭三方的利害关系历数详尽。最后，岛津一方终于坚定信心与明朝和作，再次送上礼物并商定夫明细节。
策反敌军，是特务活动中重要的一环，也是最难以把握的。我们常看到历代战争中那些成功斡旋的范例，巧舌如簧、分分钟化敌为友。但这既属于文艺作品，更都是比例中极少的幸运儿。更多的，则是一去不复返的肉包子。进了门便铁定出不来的不幸之人。
同样一句话，你说了便没用一般，他说了便顷刻间化险为夷、平息战乱。这也是“命硬”的一种表现形式。
即在于你怎么说、说什么，更在于你本身所带的范儿，让对方一眼看来，是值得合作之人，还是庸俗之辈。前者，自然会给自己投诚过去增加信心，后者么，一看斡旋之人不过如此，谁还会冒险反水过去？
所以说，史世用赴倭开始，便连遇危机还能安然无恙。不仅因为岛津氏的政治和商业利益的因素，更是史世用本身的素质和能力救了自己。
这“三死”，便是史世用返回大明中的遭遇了。次年正月，史世用顺利完成在倭情报工作。许豫和赴明的岛津密使，与史世用分别乘船返回福建。许豫与倭使顺利到达，但史世用却在海上遭遇暴风。船上大多数人不幸遇难，只有史世用和随之赴倭的奉差、也就是亲随郑士元，在海难中幸存下来。
海难，在古代基本就没有生还的机会。史世用二人竟还能在海难中活下来，不能不说是又一次死里逃生。只不过，这次是面对更不可测的大自然。
这“四死”，便是在考研个人生存本领了。
二人此次海难后，本以为能漂回故国大明，但没想到竟然随着洋流，又回到了出发点——日本的萨摩藩。
这下麻烦了。
没有了许豫和许仪后的支援，便真的不能暴露自己一点真实身份了。否则，被当地倭军小头目抓到，他们才不知道轻重，更管你什么斡旋诸侯，想必直接当明国间谍“咔嚓”了。
于是，史世用和郑士元，只能隐姓埋名在当地流浪起来。没错！真的是做乞丐流浪要饭了。可贵的是，就是在这个境遇下，二人还不忘搜集日本军政民情。
话说回来。这样的流浪乞讨日子，可不是一两天，而是持续了整整八个月啊！直至见到一队来自琉球的使团，史世用才向使团领队于灞表明身份。这才得再次脱离险境，乘琉球官船先行前往琉球。
史载：
本年(万历二十二年)八月贰拾玖日，有中国二人，身服敝衣，蓬头跣足，称该使臣指挥史世用、承差郑士元，奉差日本侦探，遇汛，船倖免死，脱至琉球。这两名间谍系明朝派往日本搜集情报的“指挥史世用”和“承差郑士元”。
琉球之行，史世用又一次体现了极高的职业素养和爱国情怀。他把沿线萨摩藩蚕食琉球北部领土的行径，也全部记录下来，并在琉球世子尚宁处获取了琉球与日本诸藩的关系。回国后上表朝廷，强烈建议恢复与琉球的封贡，以抵挡倭国的侵略。
这样敬业和高效的特工，古今中外，若还有凌烟阁一类的功劳簿，那是决然不能少不了他这一颗星了。
这“五死”，说来就有点苦涩了。
海难！对！还是海难！
史世用在琉球休整之后，琉球世子决定派专船送史世用和郑士元回国。
这本是磨难之后的阳光大道。但许是史世用在不知什么地方惹了龙王，亦或是他本就克海。在距离不长的归途中，又一次遭遇海难，船翻人散。
幸运的是，史世用又活下来了！他在海上一路漂流，最后在福建泉州府的平湖山地区登录。至于他的亲随郑士元，有文记载在此次回国途中遇难。但我宁愿相信，他俩都活着回来了！
这“六死”，是史世用在抗倭援朝的二次战役即将结束前，遭遇的，
时值万历二十六年十月前后，距离最后决战的露梁大海战不过一个月了。明、朝、倭三方局势错综复杂。董一元决定派出谈判队伍前往倭营。其中包括大明备倭都司茅国器的弟弟茅国科，还有就是曾亲赴倭岛潜伏侦探的史世用。
但茅国器万万没想到，谈判队伍一到岛津义弘大营，便被全数扣留。随着马上到来的丰臣秀吉死讯，以及倭军的全面撤退，包括茅国科和史世用的谈判队伍，也被从在朝鲜押送回到日本。
曾在战争期间被俘虏去日本的朝鲜官员郑希德，在《月峰海上录》中记载：大概是六月底的时候，正想在九州岛北部的唐津搭，乘河应朝等五个中国人的船回朝鲜，就在他们心急火燎等待风讯的时候，忽有倭使飞船追到，又让他们停留了五六日。其原因是乃住在倭国唐津的华人茅国科、以及刘綎派去和小西行长谈判的旗手刘万守等人，因为搜探所带文牒后发现行为可疑，视为间谍，所以不准他们离开。
完了！整整一个团队，皆成毫无自保能力的人质！生死，都在他人言语之间。
最后，还是史世用先行逃离岛津氏的牢笼，返回明国。至于原因，有说是茅国科作为主使，有意让史世用先期回国密报实情。
这是可靠的。但同时必须承认，史世用本人在其中的斡旋和价值。
要知道，整个大明使团不是扣在朝鲜的倭军军营，而是日本本土。对方不放人，明朝是根本无法通过战争去救人的。所以，史世用能死地逃生，还是要归功于他当年在萨摩藩的经历，以及与岛津氏深度交往的历史。也许正因为这层原因，岛津氏才允许身背间谍嫌疑的大明军人安然回国。
又过了两年，迫于明朝压力，加上日本有意修复国际关系，茅国科与其他明朝使者才得以归国。
这还没算完。
还有“七死”，那是回国后的事儿了。
茅国科回国后，不仅没有得到厚待，反而遭到质疑入狱。而作为抗倭援朝最高统帅邢玠和万世德，却没有明确茅国科的出使身份，只提到“酌议功罪”。等于没在第一时间，支持死里逃生的茅国科一行。史世用也因此被卷了进来，
这是为何？
根源就是党争，是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暗斗。而和谈一事，又是极其容易被当做党争借口的。
早在岛山之战后，赞画丁应泰及其背后的势力就曾诋毁前线将士“丧师辱国”，夸大损失。后来更直接诬陷邢玠指示茅国器、史世用，挪用军费贿赂倭军退兵，包括2500包米、500匹马和其它紧俏物资。并声称执行者正是史世用的儿子史汝梅。
如此背景下，邢玠如若承认曾派茅国科等人与日军谈判，等于让对手抓住机会，担起“主和媚倭”的罪名，进而打击并否定主战派的高层，以及七年来东征将士的血泪付出。
所以，邢玠至少不能承认茅国科的出使行为。由此，茅国科和史世用等人，就成了朝廷党争的牺牲品被搁置下来。
直至一年后的1601年春天，“茅国科案”终于结案。茅国科和史世用等人才得平反昭雪。
史载：
国科之奉差，系浙胜营游击茅国器，以沈安道新寨徒用力攻遽难攻破，密议郭国安，令作内应，具秉万经理，蒙发谕文，则国科奉差而往，明矣。
以上，不过是抗倭援朝期间例举的几名特务人员。不能不说，干这个的，命真得足够硬，才能尽可能长的活下来啊！否则，是决然过不了几道关的。而且，绝大多数都是自己不知情或是无法抗拒的力量。
古往今来，特务们的归宿都也是都难说的。无论茅国科还是史世用，虽然都顶着千总、千户或是明色指挥等头衔儿，但不要说历史长河了，即便是一场战役，也都不过随时可以灰飞烟灭或是身败名裂的小人物。更不好说那些连官职和身份都没有的普通商民。
但最为可贵的也是这点。他们没有绝对的义务接受官府的命令，更没想过从官府获取任何金钱和官职上的利益交换。他们就是凭借最为朴素的故土情怀和忠奸立场，无私奉献着自己的金钱乃至生命。
他们，才是最值得尊敬的人。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吧，包括但不限于：史世用（官）、郑士元（官），刘可贤（官）、伍应廉（官）、郭国安、陈申暨、许仪后、朱均旺、苏八、许豫、张一学和张一治、黄加、黄枝、姚明、姚治衢、吴左沂、林绍歧、张大膳、林之南、康宗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