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军民跟小日子浴血奋战的时候，满清末代奴酋正在给小鬼子当走狗，帮助侵略者奴役中国人民。

他还恬不知耻地说：

这时，占据着我全心的不是东北老百姓死了多少人，不是日本人要用什么办法统治这块殖民地；它要驻多少兵，要采什么矿，我也一概不管，我关心的只是要复辟，要他们承认我是个皇帝。如果我不为了这点，又何必千里迢迢跑到这里，又何必肯于受到封锁和挟制呢？我如果可以不当皇帝，我在世界上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谁给谁拖后腿，还用多说吗？

两条狗的合影

1935年4月2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第一次走出国门，东渡日本，感谢“友邦”对他的扶持。当他抵达日本东京时，日本天皇裕仁亲自率领王公贵族和内阁大臣到火车站迎接。所有人都对他恭恭敬敬，称其为皇上。这让溥仪感到受宠若惊，他激动地对日本皇室表白说：“我现在下定决心，一定要尽我的全力，为日满的永久亲善而努力。 ”

溥仪能这样说，主要是因为，在他看来，从古至今，历朝历代还没有哪个皇帝曾像他这样深受外国人的礼遇。在回“新京”（今长春）的路上，溥仪甚至亲手谱写歌曲，表达自己的愉快心情。他憧憬着日本会和自己同德同心，把“满洲国”一直经营下去。

回到“新京”后，溥仪发表《回銮训民诏书》，称要与日本“友邦一德一心”，“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

早在1939年，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照会溥仪时就曾正式向他提出：“日满亲善，精神如一体，因此，满洲国在宗教上也应该与日本一致。 ”而后，接替植田谦吉的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更是直截了当地将“日满宗教必须一致”制定为伪满洲国的国策，并要求溥仪到日本迎奉日本肇国之主——“天照大神”。

而这一年，恰逢日本纪元2600年，日本关东军以此作为理由，明确授意溥仪应该把日本的皇族祖先“天照大神”迎为国教。

关东军说，日本纪元2600年大庆正是到日本迎接 “大神”的好日子。于是，溥仪在伪满总务司司长星野直树、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的陪同下，于1940年6月22日到7月10日期间第二次到日本访问。

在日本，溥仪参拜了供奉“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以及供奉明治天皇的明治神宫等神宫、陵寝和神社，并将象征“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天丛云剑、八尺琼勾玉和八咫镜捧回，奉祀在已在伪满皇宫东南隅修建好的“建国神庙”内。

日本关东军告诉溥仪，“满洲国”得以建立，全靠日本天皇的祖先“天照大神”的神庥，所以把“天照大神”迎回“满洲国”是天经地义，让“满洲国”的国民从此有统一的信仰，也有统一的供奉祭祀对象。

溥仪在回忆录中写道，自己在回长春的路上恸哭不止，因为他听说，在北京琉璃厂，像自己请回的三样神器这样的玩意很多，太监从紫禁城里偷出去的零碎哪一件也比这个值钱。难道这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神”吗？这就是祖宗吗？

1940年7月15日凌晨1时，溥仪在梅津美治郎的陪同下，率伪满洲国文武百官150多人在“建国神庙”举行了参拜“天照大神”的最高规格祭祀礼仪——“镇座祭”。 7月15日上午11时，溥仪在伪满皇宫颁布《国本奠定诏书》，诏书中说，“满洲国”之所以要供奉“天照大神”，建立“建国神庙”，是为了“奠国本于悠久，张国纲于无疆”。

诏书中宣称“自建国以来，邦基益固，邦运益兴”，“莫不皆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意思是伪满洲国是在“天照大神”的保佑下得以建立起来的，溥仪和日本天皇亲如一人。

所以伪满洲国的 “国民”也是日本国民的一部分，伪满洲国也应该由日本来统治，将“盟邦日本”改称“亲邦日本”。所以在伪满洲国要“敬立建国神庙，奉祀天照大神，尽厥崇敬……式为永典”，并要求全体国民“克体朕意”。该诏书把“天照大神”确立为伪满洲国的“建国天神”。

当天还发布了《建国神庙祭祀令》，规定伪满皇帝的“亲祭”制度——每月的初一、十五为定期祭祀，每逢“大祭”，如每年3月1日的伪满洲国“建国节”、7月15日“建国神庙”创建日等，伪满皇帝都得亲自祭祀。

而事实上，关东军要求的临时性“亲祭”活动名目繁多，溥仪经常增加“亲祭”次数，向日本统治者表达自己与日本一心一德的意愿。

身为满清末代皇帝的溥仪，他做了日本的傀儡，出任“满洲国”皇帝，致使一帮满遗和汉奸以其为号召，投靠日本，对抗中国军民，不知道犯下了多少滔天罪行！

理所当然，溥仪是罪魁祸首，理应得到严惩！

然而，很可惜的是，犯下如此滔在罪行的溥仪最终却被轻轻放过，最后竟然得以善终！

不得不说，这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