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盛夏，时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的于右任在泾阳防区视察时，当地茶商以茯砖茶为纽带，捐资捐粮支持革命。面对茶商的慷慨，于右任感慨道：“茯砖茶600多年来，一直是官方调控‘茶马交易’的‘安边茶’，而今又大力支持革命军，堪称‘安国茶’也。”他挥毫写下北宋诗人黄庭坚的《戏答》诗作，其中“甑有轻尘釜有鱼，汉庭日日召严徐”一句，既赞颂茯茶的药用价值（茯茶因带有茯苓香气得名），又暗喻革命者如松根茯苓般坚韧的品格。这一场景成为近代茶文化与家国情怀交融的经典画面。

茯砖茶自明代起便是西北边疆贸易的核心物资，泾阳茶商以“天泰通”“裕兴重”等86家商号主导茶马互市，年交易量达300-500吨。于右任将这一传统赋予新意，将茶从“安边”升华为“安国”，既是对茶商爱国之举的褒扬，亦是对儒家“经世致用”精神的践行。他晚年回忆此事时，仍不忘强调茶在民族危难中的凝聚作用：“一杯茯茶，既暖脾胃，更暖人心。”

于右任的茶事活动常折射出他对文化融合的思考。他出身“关学”余脉，深受张载“民胞物与”思想影响，却对南方茶文化持开放态度。1947年，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的他宴请陕西籍学生时，特备凉粉、腊汁肉等家乡风味，佐以茯茶，以此慰藉游子乡愁。而在南京灵谷寺游览时，他欣然为住持题写“胜地开灵谷，高僧有志公”楹联，后因小报讥讽其书法“如懒蛇”，竟亲自赴寺取下对联，承诺重写，虽终未兑现，却展现了他对文化表达的严谨态度。

这种南北交融的茶文化观，与他早年驳斥钱基博“南人主导论”一脉相承。他认为，正如茶不分南北皆可清心，文化亦应超越地域界限。他曾以茶喻政：“治国如制茶，火候得当则天下清。” 这种理念在其书法中亦有体现——其草书兼融北碑的雄浑与南帖的灵动，如茶汤般刚柔并济。

于右任一生清贫，其“铁箱之谜”成为廉洁的象征。1964年临终前，家人打开他珍藏的铁箱，内无金银财宝，唯有一双夫人缝制的布鞋、欠条账单及日记。日记中记载他因拮据拒装假牙的无奈：“春节将近，用费太大，将如之何？” 这种清苦生活与其饮茶习惯相映成趣——他偏爱松针茶，认为天然茶饮“清苦回甘，恰如人生”。任监察院长期间，他拒收名茶贿赂，曾退回暗藏金条的茶盒，并附诗：“清茶本自山间生，何须金银污其名？”茶之于他，不仅是饮品，更是道德自律的载体。

晚年困居台湾的于右任，常以茶寄托思乡之情。1962年所作《望大陆》诗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的悲怆，与早年“茯茶暖人心”的豪迈形成强烈对比。他将养生之道与茶结合，每日饮松针茶、练八段锦，称“茶能养太和之气”，却始终难解乡愁郁结。弥留之际，他嘱人将珍藏的勉县志归还故乡，扉页题诗“夔州松柏成都桂，同为乾坤作栋梁”，以茶文化中的草木意象，暗喻两岸同根。

从茯砖茶支撑革命到松针茶滋养暮年，于右任的茶事贯穿了近代中国的风云激荡。他以茶为剑，刺破时代阴霾；以茶为镜，映照清廉本色；以茶为舟，载动文化融合；以茶为泪，浸润家国离殇。正如其书法所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一盏茶中，既有儒者的担当，亦有茶人的淡泊，更有一个跨越时代的中国文人对文明根脉的坚守与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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