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前期，齐、楚、秦、燕、赵、魏、韩七国陆续变法，废除贵族分封、推行君主专制。七国实力相对均衡，均为万乘强国，史称“战国七雄”。在这样的情况下，拉帮结派就显得特别重要，于是就有了合纵连横的活动。而张仪就是最早的代表人物，他担任秦惠文王的相邦，大力拉拢中原的韩、魏，来对付强大的齐、楚。于是，在公元前4世纪末，基本形成了秦、韩、魏与齐、楚对峙的局势。
一、帝高阳之苗裔兮：屈原身世
此时楚国的国王是楚怀王熊槐，他任命宗室屈原为左徒。
屈氏是楚国的大氏，最早可以追溯到楚武王的儿子屈瑕。屈瑕担任莫敖一职，相当于楚国的宰相。但之后因伐罗之役轻敌战败，自杀而死。屈瑕的后人有屈重、屈完、屈御寇、屈到、屈建、屈申、屈罢、屈庐、屈固、屈宜臼、屈匄等人，基本都身居要职，尤其屈匄还在楚怀王时担任大将军。相对于秦国的非军功不得封爵，楚国的公族势力仍然强大，所以屈原作为屈氏族人，天生有进阶的优势。
为什么屈原这支也是楚王之后，但是叫屈原不叫熊原呢？当时的姓和氏是不同的，简单说，姓表示的是血缘出身，是不能变化的；氏表示的是家族集团，是可以变化的。楚王的姓是嬭（芈）、氏是酓（熊），但因为屈瑕受封屈地而分家，所以他的后代也都以屈为氏。因为当时规则是男子称氏不称姓，那么屈原作为芈姓屈氏，也只能叫屈原，而不能叫熊原、芈原。
屈原在屈氏家族里，应该属于旁支，他与屈匄什么关系，尚不明确。《离骚》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根据汉人王逸的注解，伯庸就是屈原的父亲。但早于王逸的刘向，则认为伯庸只是屈原的先祖，因为“皇考”不仅指先父，还可以指列祖。不过屈原自称“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伯庸”既然能为屈原命名，还应先考虑是屈原父亲身份。
屈原有记载的还有一个姐姐。《离骚》说“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余。”王逸认为女媭是屈原的姐姐，因为楚人称姐姐为“媭”。也有后人认为女媭是侍妾、女伴、女巫、妹妹的，但这个女媭能够对屈原一再指责，而且说屈原太过耿直，不合当时，恐遭祸患。所以其身份还更可能是屈原的姐姐，女媭一方面是她的身份，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她的名字，比如吕后妹妹叫吕媭。
至于屈原的出生时间，也是一个谜团。
《离骚》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句话涉及了当时的历法，今天我们来看殊为难解。根据王逸的注释，“摄提”为摄提格，为寅年；“孟陬”是孟春正月；因为楚国用夏历，比周历早两个月，所以实际上是寅月；“庚寅”指出生的日期，即寅日。那么，屈原就是寅年寅月寅日出生了。但这也没得到普遍认可，宋人朱熹就认为，“摄提”指的是当时星象，而不是年份。
另一方面，即使寅年说成立，也没有指出哪一年。所以关于屈原生年也是众说纷纭。前人的说法多达十余种，最早的是楚宣王四年（前366），最晚的是楚威王五年（前335），跨度居然达三十年之长。楚怀王元年为前328年，屈原于楚怀王时期出仕，年纪应该还不算大。邹汉勋、刘师培、游国恩、钱穆先生等认为屈原出生于前343年。此年为戊寅年，正月也有庚寅日，大体可从。
今天屈原故里在湖北秭归的长江之滨，笔者曾于2018年至此探访过，有屈子祠、屈原墓等。不过，屈原故里究竟在哪里，王逸也没有明确提到，只说屈瑕受封于屈。东方朔《七谏·初放》倒是说“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国”与“野”相对的时候，“国”一般指国都。那么，屈原有可能族邑在屈地，但是出生于都城郢（今湖北江陵），整体来看，屈原应该是今天湖北荆州、宜昌一带的人。
不过，《史记》《新序》都记载得明明白白，屈原名平，字原。那么《离骚》为什么又自称名正则、字灵均呢？王逸认为，“正则”“灵均”是一种隐喻。因为“名平以法天，字原以法地”。“正”就是“平”，“则”就是“法”，故以“正则”释“平”；“均”亦是“平”，“灵”乃是“神”，故以“灵均”释“原”。这大致也是说得通的。
二、长余佩之陆离：屈原早年经历
楚怀王即位后数年，屈原因为“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被提拔为左徒。这也是屈原入仕的开始。左徒是楚国的重要职官，春申君黄歇就曾担任此职。主要工作是负责在国王左右参预政事、起草诏令，所谓“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可见，屈原不仅懂内政，而且会外交，可以说是楚怀王的肱股之臣了。
屈原的主张自然也是联齐抗秦。根据《新序·节士》，他曾作为楚国使者至齐。这无疑被秦惠文王所忌惮，他想方设法拆散楚、齐联盟，自然把亲齐派的屈原当作眼中钉。于是秦王派张仪使楚，用重金收买楚怀王的宠臣上官大夫、靳尚等人，还贿赂了楚王的宠妃郑袖，以及王子子兰、子椒等。于是这些人通通在楚怀王面前说屈原坏话，楚王本身也并非明君，于是对屈原渐渐疏远。
当然，这些人之所以攻击屈原，绝不仅仅是收受秦国的好处。更重要的是，上官大夫与屈原本身就是政敌。根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楚怀王让屈原制作“宪令”，类似今天所说的“宪法”，也就是一国之内根本性、原则性的法规。据此来看，这应该是一次变法活动。但是上官大夫对屈原的起草的法令不满意，他想迫使屈原更改。这自然遭到屈原的拒绝。
前文提到，战国初年之际，七雄纷纷进行变法。但最彻底的只有秦国。究其原因，并非是商鞅本人能力超群，而是秦国从春秋开始，公族势力就相对薄弱。公族政治就会导致“尊尊亲亲”，也就是说，政治地位是根据贵族血统决定的。这样一来，不但国家政令难以统一，而且贵族篡位的几率也极高。战国变法正是要打破“尊尊亲亲”走向“尊贤尚功”，以军功来决定爵制。
楚国也是春秋以来的大国，而且没有经历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这样的事件，证明王权还是比较强大。但是，楚国的屈、昭、景三族一直强大，他们分别出自楚武王、楚昭王、楚景平王。战国楚国的令尹一职，常常由公子或者昭氏担任。吴起作为为数不多的外姓令尹，在他的靠山楚悼王去世后，就被贵族攻杀死于庙堂。楚怀王很想有一番作为，于是任用屈原开始变法。
当时，屈原以左徒同时兼任三闾大夫，掌管屈、昭、景三族子弟的教育。这样一来，本来就出身屈氏的屈原在三族中更有声望，自然能大大减少变法的阻力。但是，变法面向的是整个权贵阶层，所以反对者不仅来源于三族。子兰、子椒身为王子，上官大夫、靳尚身为宠臣，都无军功在身，所以他们对屈原变法都非常抵触。所以也甘愿接受张仪的贿赂，在楚怀王面前诋毁屈原。
上官大夫对楚怀王说：“大王，您让屈原起草法令，大家都知道这事。但是每次法令一公布，屈原就自称：没有他的话，谁也做不了。”屈原如此贪天之功，这是要把楚怀王摆放在何地呢？楚怀王虽然重用屈原，但对于上官大夫等人也颇为宠信，更重要的是他不容许自己权力受到影响。加上宠妃郑袖等人天天吹枕边风，于是楚怀王对屈原就逐渐疏远，在这样的情况下，屈原被夺职放逐，名义上是出使齐国，此年大约是楚怀王十六年（公元前313）。
屈原放逐后，作下了千古名篇《离骚》。
在屈原之前，诗歌是没有概括全篇的标题的，比如《诗经》每篇都以前两字为标题，比如《关雎》《蒹葭》；而其他诗歌则往往以“歌”泛称，比如《徐人歌》《越人歌》。从屈原开始，才有明确的思想和主题，这代表着文人诗歌的出世。太史公称“离骚者，犹离忧也”，意思“离骚”就是放逐后的忧思。《离骚》作为一篇自叙性的政治抒情长诗，其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如同一曲交响乐。
全诗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上半部分是从“帝高阳之苗裔兮”至“夫何茕独而不给予听”，叙述的多为现实中已经发生的事情。大概说自己有美好的品质和远大的抱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但是楚国政治黑暗，自己反而被群小陷害。虽然姐姐多次责备自己过于忠直，可能导致杀生之祸。但自己仍然坚守清白之志，“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下半部分是从“依前圣以节中兮”至“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叙述的多为想象中未来发生的事情。大概说自己渡过湘水，向葬在九嶷山的帝舜吐露心迹，“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坚信自己的政治正确。然后自己又来到昆仑山，但被天帝的守门人拒绝入门，“世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于是又回到楚国，但巫师都让他早去。于是屈原又来到西极，但忽而又看到了楚国。
《离骚》全篇，奇幻瑰丽，似幻而真；是屈原作品乃至所有《楚辞》的代表作。故后人以“骚”来指代《楚辞》，正如以《国风》之“风”指代《诗经》，故《诗经》《楚辞》以“风骚”合称，作为古典诗词的渊薮，与《离骚》创作者屈原一样，可谓是“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同光”了。
不过，《离骚》的创作时代也有争议。《史记》《新序》都说是楚怀王时期，但刘向在其《九叹·思古》中，却又自相矛盾地说是在被楚顷襄王放逐江南时所作。这里暂且还是从《史记》《新序》的说法。
三、众女嫉余之蛾眉兮：“屈原否定论”与“屈原弄臣论”
读者一定会发现，关于屈原的身世、经历、创作，基本都是有争议的。其中还有一些奇怪的观点，认为屈原本人不存在，或者有说他名下大部分作品不是本人的，我们称为“屈原否定论”；还有虽然认为屈原存在，但说他是楚怀王的男宠、弄臣，我们称为“屈原弄臣论”。这里我们就来逐一批驳。
所谓“屈原否定论”，即否定屈原其人其作。对于屈原的否定，最早始于近代学者廖平。他在1913年给谢无量看过自己著作《楚辞新解》，此事被谢无量记载在《楚辞新论》中。其中提到，廖平认为《屈原贾生列传》文义不连，前后矛盾。《楚辞》讲的是天上非人间的事。《离骚》实际上是《秦始皇本纪》中秦博士的“仙真人诗”，“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是秦始皇的自序。秦国也是帝高阳之后，秦始皇自称“朕”，不是很符合吗？
廖平之后又有胡适。胡适主要从两方面进行质疑，一是继承廖平观点，认为屈原既被放逐齐国，为何之后又能回国纳谏，屈原劝谏怀王的“秦虎狼之国，不可信”在《楚世家》是昭雎的话；而《楚世家》屈原说“何不杀张仪”与“怀王悔，追张仪不及”在《张仪列传》没有记载。二是认为屈原这种儒家忠臣观，不会在汉代以前发生。结论是“我们若不愿完全丢弃屈原的传说，或者可以认为《离骚》为屈原作的。《九章》中，至多只有一部分是屈原作的。”
胡适之后又有何天行，他认为屈原此人不存在，《离骚》是淮南王刘安的作品。只不过因为刘安谋反，刘向才虚构屈原为《离骚》作者，而《屈原列传》也是刘向伪造入《史记》的。何天行同时代又有卫聚贤，认为屈原是贾谊伪造的，贾谊在《新书》中有“其为原无屈，其应变无极”，所以贾谊虚构“屈原”一名；而太史公因为同情《离骚》作者刘安，索性将错就错，捏造了《屈原列传》。他们的观点源于东汉荀悦《汉纪》记载的“刘安作《屈原赋》”。
新中国成立后，主要质疑的有朱东润，观点与何天行大同小异，经过郭沫若等人批判后，“屈原否定论”在大陆销声匿迹，但却在日本产生了广泛认同，代表人物有冈村繁、铃木修次、白川静、稻畑耕一郎、三玲泽尔等。比如白川静认为，《楚辞》是楚国巫师的祀神乐典，而屈原可能只是巫师首领，“正则”“灵均”都是巫师名字，所以《离骚》等都不是屈原个人抒情作品，而是巫师的集体创作。所以《楚辞》不是进步的作品，反而是保守文学的悲歌。
为什么“屈原否定论”会此起彼伏？简单说，在《史记》之前，记录屈原其人的只有《楚辞》中的几篇和汉初贾谊的《吊屈原赋》，先秦诸子和《战国策》等史料均无记载其人。《史记》中虽然给屈原立传，《楚世家》也提到屈原，但又与《新序》《战国策》存在矛盾。《屈原贾生列传》其中的一些内容，又明显类似小说情节，比如屈原在死前遇渔父、作《怀沙》，抱石沉江，确实不可能是真实发生的事件。所以这些探讨并非没有一定价值。
但是，如果以此否认屈原存在，以及《离骚》等篇的独立创作性，则是大谬特谬。诚然，《史记》中确实有不少文学成分，以致出现一些矛盾与虚构的内容，但这不能消解屈原作为中心人物的存在。贾谊和屈原虽然间隔了一个秦朝，但两人活动时间相距仅百年。贾谊又是博学多才之士，他说屈原作《离骚》，完全没有理由推翻。至于说屈原是巫师，当然也不能轻易认定，顶多说其作品深受楚巫文化影响，这也是他生长的土壤所决定的。
至于刘安作《离骚》说，目前来看更无法成立。虽然《汉纪》说“刘安作《屈原赋》”，但同事在《汉书》为“刘安作《屈原传》”，为何舍弃早出的《汉书》而相信晚出的《汉纪》？更关键的证据是，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了《离骚》《涉江》残简，墓主夏侯灶是开国功臣夏侯婴之子，卒于汉文帝十五年。由此可见，《离骚》绝对不可能是汉武帝时期作品，而《吊屈原赋》与《史记》更不存在刘向伪造之说。
最后要说的是“屈原弄臣论”。这个说法来源于1944年华西大学教授孙次舟的演讲。他也认为《屈原列传》不可靠。但他不否认屈原不存在，也不否认屈原创作辞赋。只不过认为文艺家没有独立社会地位，类似于西汉的东方朔、郭舍人、枚皋等人。《离骚》经常以香草美人自比，更加体现屈原的女性化。所以屈原只是楚王的男宠，与靳尚、上官大夫争宠失败而被放逐，绝望之极而自杀。他认为《离骚》“充满了富有脂粉气息的美男子的失恋泪痕”。
孙次舟的观点当然更充满臆断。诚然，不少文艺工作者社会地位低，但决定的是他们本人的出身，而不是他们的文艺天赋和成就。屈原本是楚国屈氏子弟，怎么可能要以美色取悦君王呢？而“香草美人”只是一种象征性比喻，周初商代箕子作《麦秀》，称“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来影射纣王，难道箕子也是同性恋？而且就算是东方朔、郭舍人、枚皋这些以文学才华亲近帝王的近臣，也不能说就是男宠吧！
参考文献：
郭维森：《屈原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金开诚 董洪利 高路明：《屈原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王志：《百年屈学问题疏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
杨宽：《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