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11日，上海滩的报贩们兴冲冲地在街头巷尾奔走，高喊着“号外”，广大群众争相购买。“号外”上印着：

“南京政府特别市市长傅筱庵，于今晨在虹口斯高托路私邸中被杀身死。傅身卧床上，头部被砍数刀，血染棉被，枕旁遗有凶刀。当局据报，正着手侦查缉捕凶犯。”

傅筱庵这个人，上海人最熟悉不过了。抗战爆发后不久，上海沦陷，傅筱庵与日本政客、浪人勾结，叛国投敌，出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是上海“赫赫有名”的大汉奸。

大汉奸傅筱庵突然被杀，日军剑拔弩张，租借当局手忙脚乱。火车站、轮船码头以至各条交通要道，都实施特别戒严。许多无辜百姓被不明不白捉进巡捕房里去，街头巷尾，猜测纷纭。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还得从头说起。

傅筱庵是浙江镇海人，北伐战争前夕就已经是上海滩集官僚、买办、金融巨子、商号老板于一身的显赫人物。当北洋军阀孙传芳和国民革命军在江西作战时，傅筱庵偷开孙传芳，将所有江轮都供孙调遣，还送上200万元充作军费。

北伐军很快就占领上海，傅筱庵遭到通缉，于是秘密向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求助，带着家眷和金银细软，在日军的掩护下，登上日本邮船，逃往大连。在大连潜居几年后，傅筱庵通过虞洽卿以宁波同乡会的名义，请求蒋介石撤销了通缉令，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到上海。到1936年，傅筱庵身兼上海华兴水火保险公司董事长、汉治萍煤铁矿公司董事长、上海总商会会长等十几个头衔，重新成为上海工商界的显赫人物。

日本占领上海后，扶植了一个名为“大道市政府”的伪政权，以图维持他们在上海的统治。但他们挑选的市长苏文锡，唯一能胜任的工作就是，每天组织一些本地人，穿着长袍马褂，迎送日本人。这样的角色显然无法满足日本人的要求，他们转而把目光投向傅筱庵。对于日本人的邀请，傅筱庵非常高兴，当即提出：要将“大道市政府”改为“上海特别市政府”，管辖范围由之前的浦东扩大到南市、闸北等地。日本人一切照准。

1938年10月16日,傅筱庵接印上任,原先由日本人组建、苏锡文担任市长和督办的“上海市大道政府”正式改名为“上海特别市政府”，督办上海市政公署，办公地点也从浦东搬回了江湾的原址。

傅筱庵当上伪政府市长后，每天从虹口死宅乘一辆轿车出发，前后4辆汽车护送，威风凛凛，不可一世，这是总商会会长所不能享受的。市政府周围，每天也都是布满军队，严加防范。每天中午，傅筱庵都会到九江路东乡饭店吃西餐，晚上常去吴淞路“六三亭”艺伎馆请客，向日本军政要员大献殷勤。在傅筱庵的“筹谋划策”下，日本人在上海大开烟馆、赌馆、妓院、白粉馆，滚滚财源落进了日本人及傅筱庵的腰包。

正当傅筱庵自觉风光无限的时候，在他的老家镇海，却有万余民众上街集会,声讨他的汉奸行为。次年“七七”抗战纪念日，民众再次集会声讨，他在镇海的旧居大门也被人捣毁，这让傅筱庵始料未及，也让他尝到了当卖国汉奸的苦头。然而，更让他没有料到的是，此后，麻烦事情接踵而至。

一天清晨，正当傅筱庵沿着宽阔的石阶，走向伪政府大厦时，突然两颗子弹“嗖嗖”从他身边擦过。他吓得赶紧趴在地上，不敢动弹。原来有人躲在暗处，企图刺杀他，只是这个“刺客”枪法不是很准，不仅没有打中傅筱庵，自己还被闻讯而来的警察打死。这个刺客在临死前，高喊“打死傅筱庵这个汉奸”，让傅筱庵心惊胆战了好多天。

遭遇暗杀后，惊魂未定的傅筱庵一度打算辞去伪市长的职务，但面对高高在上的特权及滚滚而来的不义之财，又打消了这一念头。为此，他还去找上海有名的算命瞎子吴铁嘴，瞎子在给他测了八字后说道：“这是当一品官的命，最近曾经遭到杀身之祸，但转危为安，有惊无险，以后还会有十年大运。”这一番说辞，让傅筱庵更加心安理得了。

然而没过多久，傅筱庵在国际饭店大宴宾客，庆祝自己就任伪市长一周年。在客人落座后，傅筱庵高高兴兴走到中间，致祝酒词，厚颜无耻地说道：“为大日本天皇陛下健康干杯”。就在一众日本遥远及汉奸们举杯庆祝，趋势附和时，宴会厅又响起来枪声。遗憾的是，当枪手躲在门帘后面开枪的一瞬间，摄影记者的镁光灯一闪，破坏了瞄准线，子弹稍稍偏高了一点。傅筱庵又一次逃过一劫。刺客混入混乱的人流中，从容逃脱。

这两次刺杀行动，都是国民党的“锄奸团”干的。起先，重庆当局对傅筱庵还存有一丝幻想。1939年8-9月间，戴笠亲自指派高级特务戴炳星与吴赓恕到上海筹划暗杀汪精卫。当时汪精卫住上海愚园路1136弄，戒备极其森严，戴、吴无从下手，就企图通过开滦煤矿公司驻上海办事处经理许天民，利用他与傅筱庵多年的私人友情，说服与策动傅筱庵参加暗杀汪精卫的工作。

戴、吴的计划是，由傅筱庵设宴款待汪精卫，预伏军统人员席间对汪行刺。许天民是个有爱国心的人，接受戴、吴交代的任务后，就伺机对傅筱庵进行说服动员，说之以民族大义，晓之以个人得失，最后得到傅筱庵的佯允。

事实上，傅筱庵不仅不参与刺汪，反而将军统密谋向汪精卫作了报告。1940年2-3月间，汪精卫指示76号特工总部，分别将许天民、戴炳星与吴赓恕逮捕，其后，戴、吴被枪杀。

由于傅筱庵的叛卖，不仅刺杀汪精卫的计划遭到惨败，而且丧失了两名少将级的高级特务，戴笠十分恼怒，决定迅速刺杀傅筱庵。重庆军统局本部将暗杀傅筱庵的任务下达给了上海特区。只可惜，两次派出的杀手都无功而返，也让傅筱庵更加谨慎了。

1939年12月，傅筱庵的妻子因病死亡，他去戈登路寺院烧香，祈求菩萨保佑官运亨通，并请求和尚做水陆道场，超度亡妻。就在傅筱庵跪在蒲团上闭眼祷告时，一个小和尚手握杀猪刀，突然猛扑过来，举手就刺。但傅筱庵身边守卫森严，保镖飞起一脚把刀踢落在地。

傅筱庵即刻把佛堂当刑堂，严加审讯，厉声骂道：“佛门弟子，应以慈悲为本，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要下此毒手。”小和尚破口大骂：“你身为炎黄子孙，却出卖祖宗，为东洋鬼子效命。凡我同胞，谁不想食你之肉，啖你之血？我与你有不共戴天之仇。今日为国除奸，死得其所，必能早成正果。”

傅筱庵暴跳如雷，下令将小和尚活活打死。但小和尚的行为也让傅筱庵明白，自己的敌人不仅仅是重庆政府的“锄奸团”，而是千千万万有良知的中国百姓。

与此同时，军统上海特区区长陈恭澍还在为难以刺杀傅筱庵而苦恼，戴笠已经下了死命令，限期完成暗杀任务，否则要拿他是问。一段时间过去了，陈恭澍派出的杀手根本无法接近傅筱庵。要想完成任务，只能从傅筱庵身边寻找内线了。就在这时，陈恭澍忽然接到属下第二行动大队报告：他们已在傅筱庵的府邸中找到一条内线。

原来，傅筱庵家中有位老厨子，名叫朱升源，原籍安徽，世代务农。10岁时丧父，到上海日商纱厂做童工，后因患病被厂方开除。经人介绍，他来到傅家做工。朱升源为人朴实，做事勤快，深得傅父信任。傅父临终时，托朱升源日后好好照应傅筱庵的生活，朱升源当场发誓不负所托，遂成为傅家两代的“义仆”。二十多年来，他忠心耿耿地执行老主人的嘱托，照应傅的饮食起居。1927年，傅筱庵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逃往大连避居，朱升源也随往侍候3年，越发得到傅筱庵的信任。

被军统派来和厨子朱升源建立联系的是个女的，叫蕊娣。她原是军统培养的特工，用色相诱敌，功底很深。因为已经徐娘半老，两年前改了行。因为朱升源已经四十来岁，又是个朴实的汉子，那些年轻的女特工可能反而不合适，军统这才召回了半老的蕊娣。

蕊娣也不负众望，很快就俘获了朱升源的心。一天，她对朱升源说：“你若真心喜欢我，同我做夫妻，就杀了傅筱庵那个卖国大汉奸。杀了卖国贼，你成了英雄，我脸上也光彩，再说还有四五万块钱的奖金。我们俩拿着钱远走高飞，可以过一辈子好日子。反正不管怎样，我是不愿意做一个汉奸婆的。”

朱升源本就是个有民族正义感的人，他多次劝说傅辞去伪市长职务，退而经商以免遭国人唾骂，但傅总是不听。为此，朱升源一度很是郁闷。当他听到自己心爱的女人如此劝他时，稍稍迟疑了一会，一拍大腿，说了声“干”。

1940年10月10日，傅筱庵被几个狐朋狗友叫去听堂会，兴高采烈地闹到凌晨三点才结束。傅筱庵坐车回到家中的时候，已经是凌晨3点40分了，年近60岁酒色无度的他早已筋疲力尽。朱升源特地端了一碗银耳汤给傅，见傅未吃，就侍候傅睡下，过了六七分钟，鼾声大作。

朱升源和衣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又等了一阵。凌晨4点30分左右，他起身从砧板上拿起一把磨得锋利的菜刀，再拿起一把剔骨用的尖刀，插在袜筒里，披上一件粗布大衫，摸上楼去。他轻手轻脚用早就配好的钥匙打开房门，悄悄闪了进去。靠墙的席梦思大床上，正躺着大汉奸傅筱庵。

借着外面透进来的灯光，朱升源举起菜刀对准傅的喉管、脑壳、面部连砍数刀。傅筱庵被砍得血肉模糊，头部几乎脱落，未哼一声就死去了。朱升将菜刀留在傅的头上，迅速走出傅卧室，关上房门，然后拎了一只菜篮，推上一辆自行车，从容地从傅家后门走出，疾驰而去。

伪市长无声无息地被杀,尸体直到日上三竿才被人发现。严密守备之下,凶手竟能来去自如、逃之夭夭,这对日本军部来说无疑是一个不解之谜。日本军部在傅筱庵的官邸附近大肆搜查,却没有任何结果。

事后,军统先把老朱安排在浦东藏身,怕汪伪特工报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转移到了重庆,军统给了他5万元奖励,让他开了手工卷烟厂,以此为生。据传，蕊娣也和朱升源一起到了重庆，过起了规规矩矩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