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想必大家都已经如数家珍。

它结束了我国长达十年的内战、促进了民族统一抗日战线的形成。更重要的是，它为我党创造了得以在绝境中，喘息休整，生存发展的宝贵机会。

可以说，若是没有“西安事变”，那我军很有可能前途未卜，甚至遭受更加凶险的处境。

然而，作为一支意志力坚如铁的部队，我军也早已做好了迎难而上的准备。

徐向前元帅就在晚年透露过：如果没有“西安事变”，那我党依旧保留了一个强有力的大招。

徐帅说的这条路究竟是什么？我军当时究竟经历了什么？

“胜利”的会晤

自从老蒋发动政变以来，我党便走上了一条极为艰险的革命之路。在毛主席英明的决策下，我党最终确立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路线，红军也由此诞生。

之后，全国各地的革命人士，陆续带领工农阶级发动了起义运动，并先后创建了多支红军武装部队。

在此后的十年内战中，这些红军部队经历了壮大、消耗、转移以及联合等重重坎坷，最终形成了三大主力军。

面对敌人不止不休地追击、围困，这三大主力军历尽千难万险，最终在陕北完成会师。

简单概括来说就是，在1935年，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与这里的红十五军团会师，两军正式改编为红一方面军。

之后，在1936年，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也顺利抵达甘肃会宁，与中央会合。

至此，三军正式会师，长征也宣告结束。此后，中央便一直以延安为重要据点，开启了数十年的斗争。

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延安是我党的革命圣地，是红色精神得以延续的地方。

或许在很多人眼中，我军当年会师延安实在是一个明智之举。

但鲜为人知的是，从长征胜利到将延安确定为最终的革命中心，我军其实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又凶险的岁月，甚至到了存亡的关键时刻。

若不是中途突然爆发了“西安事变”，恐怕我军的革命之路要再多走十几年。

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我军原本的计划又是什么呢？

第二条路

其实自从日本侵华后，我军除了与国民党进行武装斗争外，也一直在秘密与老蒋进行谈判，企图和平解决内战，争取合作抗日。

然而，老蒋虽然也同意了与我军进行接触，但实际上他的真实目的不是为了解决两党冲突，实现抗日，而是想用另一种方法消耗我军。

从1935年开始，他便派人先后在上海、南京以及苏联等地与我党人员进行谈判。

当时他对内主张的方针是，以“军事力量消灭”为主，以“极其严苛的条件进行谈判”为辅，对抗我军。

这个“极其严苛的条件”究竟夸张到什么程度呢？

他先是提出我军必须要取消政权，军队也只能保留3000人；除此以外，我军师长以上级别的领导要一律出国，半年后才能根据考察给予录用。

而且他还特意指明一点，必须让周总理亲自过来谈判，否则我党的要求一律不答应。

任谁都能看出他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党自然没有答应。

我党也早就看出了他的阴谋诡计，因此也留了后手。

在三军会师后，我军便又立即派遣徐向前率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计划。

中央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开苏联支援的通道，获取更多装备力量，以此加大谈判的筹码。

岂料，我军在渡河时突然遭到了国军关麟征部队的袭击，整支部队被一分为二。

只有徐向前一部抵达了黄河对岸。之后这支部队也被改名为“西路军”。

然而，事情到这里依旧没有结束。正当徐帅率部向宁夏进发时，却遭到了马家军的阻拦。

马家军可是一支凶狠无比，强悍至极的部队。他们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战斗力一点也不比老蒋的中央军小。

在这支部队的重重围困下，我军也在这个不毛之地遭到了巨大损失。宁夏计划也宣告失败。

老蒋得知消息后，随即趁人之危，在谈判桌上开始步步紧逼。

为了迫使我军就范，他还调集重兵对我军的陕甘宁根据地进行围困，企图军政两方面双管齐下，让我军再也没有转圜的余地。

当时中央的处境有多艰难呢？北有西北军阻拦，东有阎锡山把守，西面则有马家军虎视眈眈，而南部则是张学良与杨虎城的不断进攻。

除此以外，老蒋还派了大量嫡系部队向陕北进发，企图打碎我军逃出生天的最后一丝可能。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其实并未将延安看作最后的长征终点。

也就是说，我军已经做好了“第二次长征”的准备。

徐向前晚年回忆时曾说，他在1936年11月8日，正在执行宁夏计划时，接到了中央的一则通知，并知晓了“第二次长征”的具体计划。

大致安排就是，分东西两路行动。以东路为主，先进攻阎锡山部队。若是成功就到东北方向去抗日，若是失败就向南发展，从河南到湖北寻找立足的地点。

然后以西路为辅，继续到西北打游击，拉长战斗时间线，以消耗敌人为作战目标。

由此可以想象，若是我军当时真的开启了这次征途，那么前路肯定要面临更加凶险的境况。

第一次长征时，我军主要是在西南、西北地区转战，远离了老蒋的政治中心，这才得以逃脱敌人的围困。

但即便如此，这一路走下来，我军还是从八万被消耗到了七千，伤亡惨重。

而第二次长征计划，则基本是围绕着蒋统区展开的。若我军真的实施起来，惨烈程度显而易见。

幸运的是，在这种关键时刻，“西安事变”爆发了。这一事件不仅促成了全国统一抗日战线，也成为了我党发展历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

然而，“西安事变”真的只是靠“运气”吗？这件事真的发生得这么“凑巧”吗？

张学良的心思

事实上，促成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有张、杨两位爱国将领的英明决断，但也离不开我军坚持不懈的努力。

对于张学良来说，他对老蒋的忠心是毋庸置疑的。不然他也不会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还要背负着骂名，坚持在关内帮老蒋打内战。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老蒋表面上与他称兄道弟，实际上在他心中，东北军和其他杂牌军没什么两样。

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东北军的潜在威胁更大一点，更需要被消耗。

这一点，是张学良真正与我军交手后才领悟的。

我军初到陕北时就与东北军交上了手。从劳山到榆林，再到直罗镇战役，敌人一路丢盔卸甲，伤亡无数。

此时的张学良虽然见识到了我军的厉害，但还没有怀疑老蒋的初心。

眼看打不过我军，他打内战的想法也不再那样强烈了。他认为，与其白白消耗兵力，还不如与我军讲和。

就像当初东北军易帜，投靠国民政府一样。我军如今处境艰难，未必没有拉拢的可能。

于是他与杨虎城商量后，开始与我军秘密联系。我军自然是朋友多多益善。双方在简单谈判后，就确定了合作抗日的初步构想。

然后，当张学良将这个想法告诉老蒋后，却意外地遭到了反对。

他这才明白，老蒋的“攘外安内”不过是打着抗日的旗号，真实目的就是打内战。

当时，东北军内部回家抗日的情绪越来越强烈，张学良与老蒋的冲突也开始加剧。

彼时我军的形势已经极为艰难，见国军始终未停止对我军的围攻，中央便暗中传递消息给张学良，表明我军将会马上离开延安。

张学良得知后，连忙回信说，让我军再等一等，他正在与老蒋协商。

就在这时，胡宗南又调集重兵向我军攻来。我军在山城堡直接给了敌军一次重创。

也正是我军这一次胜仗，间接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加速进行。

老蒋知道后非常气愤，他不断指责张学良坐视旁观，没有支援胡部。

这时他已经对张失去信任，亲自飞到西安命令他，要么继续围攻我军，要么就带兵离开西安，把位置让给他的嫡系。

张学良见老蒋态度坚决，知道劝说他抗日已经无望，于是当即决定发动“兵谏”……

西安事变的发生，确实在那时改变了我军的处境，这无可辩驳。

但请相信，即使没有这件事，我军也不会放弃前进的脚步。就像当初毛主席所说的那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即使最后只剩下一点微光，我军也会凭借着这点火苗，从绝境走向胜利。哪怕需要付出血的代价，哪怕需要再一个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