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玉佩又称全佩、大佩，是用丝线穿系各类玉饰等，按特定的穿缀方式悬挂于人体的大型玉佩饰。商代虽然出土有玉石串饰，但未形成有规律的形制组合。西周时期，组玉佩开始盛行，并在材料选择、搭配设计与佩戴方式上呈现出与此前玉佩饰不同的特征。苏芳淑老师在《琢玉成器：考古艺术史中的玉文化》中的《化干戈为玉帛——西周的玉石饰物》一章中探讨了西周组玉佩特点，及其所反映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机制。
一、材料与颜色之新
西周组玉佩，较之夏商玉器，突出的特点是其纷繁的颜色组合和对比鲜明的视觉效果，如黑色、白色、绿色、红色等，反映了材料和装饰理念的变化。
黑色：
陕西韩城梁带村M26芮国夫人墓中出土了一串由煤精和浅白色玉石组成的项链（图1），煤精呈黑色或深棕色，中国境内主要产于辽宁和内蒙古一带，在公元前五千纪就被东北新石器时期人群制成各类容器和装饰品。在周文化西北地区，宝鸡竹园沟、扶风和张家坡等公元前10世纪遗址中，也出土过煤精饰品，主要为玦型耳饰。位于河南南部的平顶山应国墓地也出土了类似芮国夫人墓的黑白珠饰，但使用的是可能经过低温热处理的黑滑石和经过高温热处理的白滑石（顽火辉石）。苏芳淑老师认为这表明黄河以南地区可能因为难以获得煤精而采用替代材料进行模仿。由此也可以看出周文化主要注重黑色的色泽而非材质。
图1 煤精和玉项链
陕西韩城梁带村M26出土
绿色：
最早至公元前七千纪，黄河中上游就开始使用绿松石制品(图2)，至公元前两千纪，奢华的绿松石饰品成为社会上层身份的象征，但在公元前两千纪中期的几百年里，中原很少出土绿松石饰品，相对于其他玉石，周人也较少使用绿松石。但绿松石使用的减少，并未使得蓝绿色在玉佩饰中变得少见。最迟至西周初期，来自近东的蓝绿色费昂斯经新疆传播至中原地区，采用西方的富钠配方；至西周中晚期，采用本土富钾配方烧制而成的费昂斯大量出现，多数造型具有美索不达米亚的双锥形特征，体现了这一西方制品在中原地区的本土化进程。
图2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牌饰
1984年二里头遗址ⅥM11出土，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藏
红色：
玛瑙/红玉髓是一种石英类半宝石，红玉髓半透明，呈现均匀的深红色，多见于印度、西亚古国；而玛瑙颜色较为多样，且有明显的条带纹路，在古中国境内较为常见。双圆锥形的红玉髓是印度河流域古代文明的标志性产品，目前中国出土的最早双锥形红玉髓珠出自公元前10世纪早期的宝鸡竹园沟西周墓地(图3)和房山琉璃河西周墓地，尽管在剖面和大小上与印度河河谷所出土玉髓珠不尽相同，但罗森教授（Prof. Jessica Rawson）仍将其视为文化交流的证据。苏芳淑老师认为“这些出自西周遗址的例子可能是本地对于舶来品的仿制，从而在形状和大小上有所差异”。
图3 红玉髓双锥形珠
陕西宝鸡竹园沟M4出土
由上可见，材料的多样反映了周初统治阶层对色彩的重视，这可能是出于与西北部边疆游牧族群的接触日益频繁的原因。与之同时兴起的是周人对繁复多彩饰物的喜爱。
二、组合与佩戴方式之新
西周时期盛行的组玉佩形制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多玉璜长组佩，以各色玉石、费昂斯、红玉髓珠串联若干弧形玉璜构成，佩戴时从颈部垂挂至胸腹，以芮国墓葬出土的一件多玉璜长组佩最为繁复隆重。相似的佩饰组合方式在保加利亚瓦尔纳（Varna）M43 墓中也能看到：M43墓主人是公元前第五千纪年末的男性首领，其多条项链用黄金制作，佩戴时层叠悬垂。瓦尔纳墓葬还显示另一敛尸特色，即用黄金片保护墓主的生殖器，与周入殓葬时用玉琮形器来保护生殖器的做法相呼应，表现了不同文化的人群使用不同的材料来践行相似的礼仪习俗。上海博物馆“宅兹中国”展览展出的一组春秋晚期的四联璜组玉佩由玉石、费昂斯和红玉髓/玛瑙组成（图4），表明这一形制在东周仍有延续。
图4 四联璜玉组佩（来源网络）
第二种是短项链，用多股红玉髓及其他珠饰与玉牌间隔穿缀而成（图5）。这种用间隔牌配搭多股珠串的设计最早见于西亚和印度河流域，这种短项链至迟于公元前 10 世纪已出现于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直至公元前4世纪还见于甘肃省张家川马家塬戎人墓葬中。宝鸡茹家庄 M2 出土的一套八块玻璃牌饰，仿造玉器制成束叶形，其上下边缘各有三个孔。这些玻璃牌饰出土于金属（青铜或红铜）圈近旁，表明它们与金属而非丝绳相连，这种做法更常见于中亚地区。
图5 红玉髓与玉牌间隔形成的短项链（来源网络）
第三种是用一块玉、石灰岩或骨质的梯形牌并联多条由红玉髓、费昂斯、绿松石和玉珠串成的珠串（图6）。在公元前11世纪10世纪之际，这种梯形牌和珠饰组成的个人饰物在西北地区就已经开始使用了。据出土材料复原，这类串饰的长度从 60 厘米到 100 厘米不等，佩戴时从墓主人左肩或右肩垂下，通常为单侧佩戴，但同一时期的晋国和霸国墓地的两位墓主各佩有两组串饰，对称地分布在肩部两侧，同属于周文化西北部的倗国墓葬则出土了五组串饰。值得注意的是倗国墓地出土的梯形间隔牌是骨质镶嵌绿松石，而非玉质，并且大量使用贝饰。骨和贝的使用，与中亚草原上游牧狩猎人群密切相关，这与文献记载中倗公夫人的异族身份相符。根据当代民族志资料，来自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布里亚特人妇女(图7)以及哈萨克妇女也有这种佩戴多层悬垂佩饰的习俗；19世纪西藏贵族女性则通常穿戴一种由大型牌饰连接绿松石、珍珠和珊瑚组成的饰品，佩于身体一侧，表明这类佩饰可能与草原和藏区民族习俗有关（图8）。
图6 五列串珠玉组佩
图7 布里亚特妇女的佩饰
图8 藏区妇女的佩饰
三、后世影响
综上所述，公元前第一千纪早期，多样化的材料，别具一格的组合方式，及重视色彩的美学元素开始盛行。然而，无论是不同材料的流行、还是新的组合方式，在王室东迁后均未能长期延续。西周贵族对它们的短暂接纳和改造，或许只是“对特定历史情境的回应”。到了东周时期，上层贵族的偏好重新转向了软玉。尽管这一新设计没有持续发展，但由此带来的对色彩的欣赏却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力，成为东周工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体现在各种日常和礼仪青铜器上（如在铜器上镶嵌红铜、孔雀石、绿松石、金银等，图9，图10），还体现在丝绸织造、印染和刺绣上。在奢华的个人饰品领域，红、绿、白等多彩的玛瑙的使用，及金、银、错、鎏金等装饰工艺变得更突出。
图9 镶嵌绿松石云纹青铜方豆
图10 镶嵌金银玉饰青铜带钩
徐逸文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2020级本科生
特别鸣谢：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王荣老师的指导与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