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前所举此时期宫廷政治之剧变多出于天师道之阴谋，考史者自不可得而忽视。溯其信仰之流传多起于滨海地域，颇疑接受外来之影响。盖二种不同民族之接触，其关于武事之方面者，则多在交通阻塞之点，即山岭险要之地。其关于文化方面者，则多在交通便利之点，即海滨湾港之地。凡史籍所纪之大战争，若考其杀人流血之旧墟，往往同在一地。吾国自来著述多侈言地形险要，非必尽由书生妄诞之习，喜言兵事，实亦因人类之行动如战争者，常受地形天然之限制，故人事与地势之关系遂往往为读史者议论之所及也。海滨为不同文化接触最先之地，中外古今史中其例颇多。斯篇之作，不过欲于此议复加一新证。并以见吾国政治革命，其兴起之时往往杂有宗教神秘性质，虽至今日，尚未能尽脱此历史之惯例。好学深思之士当能心知其意也。
《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初编》
李唐一代为吾国与外族接触繁多，而甚有光荣之时期。近数十年来考古及异国文籍之发见移译能补正唐代有关诸外族之史事者颇多，固非此篇之所能详，亦非此篇之所欲论也。兹所欲论者只二端：一曰外族盛衰之连环性……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者，即某甲外族不独与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他之外族有关，其他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外族之灭亡或衰弱，其间相互之因果虽不易详确分析，而唐室统治之中国遂受其兴亡强弱之影响，及利用其机缘，或坐承其弊害，故观察唐代中国与某甲外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于某甲外族，必通览诸外族相互之关系，然后三百年间中国与四夷更叠盛衰之故始得明了，时当唐室对外之措施亦可略知其意。盖中国与其所接触诸外族之盛衰兴废，常为多数外族间之连环性，而非中国与某甲外族间之单独性也。
《唐代》下篇
首先应将唐史看作与近百年史同等重要的课题来研究。盖中国之内政与社会受外力影响之巨，近百年来尤为显著，是尽人皆知的，但对于唐史，则一般皆以为与外族无关，固大谬不然。因唐代与外国、外族之交接最为频繁，不仅限于武力之征伐与宗教之传播，唐代内政亦受外民族之决定性的影响。故须以现代国际观念来看唐史，此为空间的观念。
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杂稿》
隋末中国北部群雄并起，悉奉突厥为大君，李渊一人岂能例外？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所载唐初事最为实录，而其纪刘文静往突厥求援之本末，尚于高祖称臣一节隐讳不书。逮颉利败亡已后，太宗失喜之余，史臣传录当时语言，始泄露此役之真相。然则隋末唐初之际，亚洲大部民族之主人是突厥，而非华夏也。但唐太宗仅于十年之后，能以屈辱破残之中国一举而覆灭突厥者，固由唐室君臣之发奋自强，遂得臻此，实亦突厥本身之腐败及回纥之兴起二端有以致之也。
《唐代》下篇
吾民族武功之盛，莫过于汉唐。然汉高祖困于平城，唐高祖亦尝称臣于突厥，汉世非此篇所论，独唐高祖起兵太原时，实称臣于突厥，而太宗又为此事谋主，后来史臣颇讳饰之，以至其事之本末不明显于后世。夫唐高祖太宗迫于当时情势不得已而出此，仅逾十二三年，竟灭突厥而臣之，大耻已雪，奇功遂成，又何讳饰之必要乎？……则知隋末中国北方群雄几皆称臣于突厥，为其附庸，唐高祖起兵太原，亦为中国北方群雄之一，岂能于此独为例外？故突厥在当时实为东亚之霸主，史谓“戎狄之盛，近代未有”，诚非虚语。
《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寒柳》
可知狼为突厥民族之图腾。隋末北方群雄，既受突厥之狼头纛，则突厥亦以属部视之矣，哀哉。
《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寒柳》
则太宗与突利结香火之盟，即用此突厥法也。故突厥可视太宗为其共一部落之人，是太宗虽为中国人，亦同时为突厥人矣！其与突厥之关系，密切至此，深可惊讶者也。……呜呼！古今唯一之“天可汗”，岂意其初亦尝效刘武周辈之所为耶？初虽效之，终能反之，是固不世出人杰之所为也。又何足病哉！又何足病哉！
《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寒柳》
称臣突厥，乃当日崛起群雄所为者，非独唐也。然文静佐命功最多，实太宗之党，裴寂则高祖亲信，时借以迫胁高祖，其才智、功勋，皆非文静之比也。
《札记一》新唐书之部
唐关中乃王畿，故安西四镇为防护国家重心之要地，而小勃律所以成唐之西门也。玄宗之世，华夏、吐蕃、大食三大民族皆称盛强，中国欲保其腹心之关陇，不能不固守四镇。欲固守四镇，又不能不扼据小勃律，以制吐蕃，而断绝其与大食通援之道。当时国际之大势如此，则唐代之所以开拓西北，远征葱岭，实亦有其不得已之故，未可专咎时主之黩武开边也。夫中国与吐蕃既处于外族交互之复杂环境，而非中国与吐蕃一族单纯之关系，故唐室君臣对于吐蕃施行之策略亦即利用此诸族相互之关系。易言之，即结合邻接吐蕃诸外族，以为环攻包围之计。据上引《新〔唐〕书·南诏传》，可知贞元十七年之大破吐蕃，乃略收包围环攻之效者。而吐蕃与中亚及大食之关系，又韦南康以南诏制吐蕃之得策，均可于此传窥见一二也。
《唐代》下篇
可知吐蕃为唐代唯一劲敌，与诸外族不同。
《札记一》新唐书之部
唐之盛时尚不敌吐蕃，可见吐蕃之强大也。
《札记一》新唐书之部
（附）《邺侯家传》论府兵废止之原因，其一为长期兵役，取刘仁轨任洮河镇守使为例证。盖唐代府兵之制其特异于西魏、北周之时期者，实在设置军府地域内兵农之合一。吐蕃强盛之长久，为与唐代接触诸外族之所不及，其疆土又延包中国西北之边境，故不能不有长期久戍之“长征健儿”，而非从事农业之更番卫士所得胜任。然则《邺侯家传》所述诚可谓一语破的，此吐蕃之强盛所给予唐代中国内政上最大之影响也。
《唐代》下篇
然则淮蔡之平，回纥之力也。与沙陀之讨庞勋、黄巢，及王拭用回纥等骑兵平越乱者同也。
《札记一》旧唐书之部
李光颜忠武军之强，殆以沙陀部为其属之故也。……黄巢之平，殊得达靼之力，与败安、史，复都城，得力于回纥者同。
《札记一》新唐书之部
凡与吾国邻近游牧民族之行国，当其盛时，本部即本种，役属多数其他民族之部落，即别部。至其衰时，则昔日本部所役属之别部大抵分离独立，转而归附中国，或进居边境，渐入内地。于是中国乃大受影响。他不必论，即以唐代吐蕃为例。吐蕃始强盛于太宗贞观之时，而衰败于宣宗大中之世。大中之后，党项部落分别脱离吐蕃本部独立，散居吾国西北边境。如杨氏即戏剧小说中“杨家将”之“杨”，如折氏即说部中“佘太君”之“佘”，皆五代北宋初活动于西北边塞之部族也。至若西夏之拓拔氏则关系吾国史乘自北宋至元代者，至巨且繁，更无待论矣。吐蕃之衰败时，其影响如是，突厥之衰败时，其影响亦然。
《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二编》
唐宣宗之以白敏中平党项，适如清高宗以傅恒平金川，皆自欺欺人之举。宣宗宜因此有感于德裕之边功及置备边库之筹策。……此点关系唐末五代及宋辽金元之世局颇巨。盖吐蕃衰乱之后，党项乘之代兴。宣宗之初年虽因机会恢复河湟，一洗肃代以来失地之大耻，然不能以武力平定西陲党项之叛乱，终出于粉饰敷衍苟安一时之下策。吾人于此不独可以窥见当日宣宗所感触之深，至于竟许素所甚恶之李德裕归葬，并可以推知后来北宋西夏相持并立之局势，彼时即已启其端。故华夏与党项两民族之盛衰，实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从来者久矣。
《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二编》
……白敏中招降吐蕃境内党项诸部，除汉族张义潮外，其极西之拓跋部不肯归附，以致北宋之世，西夏与契丹最为中国之大患。
《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附记，《二编》
据此，则杨嗣昌陈新甲等皆主和议，而新甲且奉其君之命而行事者。徒以思陵劫于外廷之论，不敢毅然自任，遂致无成。夫明之季年，外见迫于辽东，内受困于张李。养百万之兵，糜亿兆之费，财尽而兵转增，兵多而民愈困。观其与清人先后应对之方，则既不能力战，又不敢言和。成一不战不和，亦战变和之局，卒坐是以亡其国。此残篇故纸，盖三百年前废兴得失关键之所在，因略徵旧籍，以为参证如此。
《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二编》
（附）
今日之事，敌兵在境，岂可作城下之盟，置东省失地、淞沪牺牲于不顾。政府对日，当有一贯主张，不主妥协，即主抵抗，不用岳飞，即用秦桧。若用秦桧，即请斩蔡廷锴以谢日本，万勿阳战阴和，以欺国人。家国飘摇，生灵涂炭，瞻望京洛，哀愤交并。
陈氏领衔与容庚、吴宓、叶崇智、俞平伯、吴其昌、浦江清等七人联名对国民政府公开电，见《平教育界痛陈利害 请定救国大计 不用岳飞即用秦桧 各校抗日工作趋紧》，《北平晨报》民国二十一年3月5日
河东君诗“此日风烟给（？）泗左，无劳弓矢荡乌孙”一联，与卧子（按：陈子龙）诗第六首“当烦大计推安攘”之语有关。至河东君之意，则谓不能安内，何能攘外。其语深中明末朝廷举措之失矣。
《别传》第三章
来源：《陈寅恪语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