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央苏区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它的失去，是中国革命史和党史的一段别样滋味的历史。

如果你主要是从教科书上得到关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无疑会得到这样的印象：一群年轻无知的青年高级干部，排挤中央苏区开创者毛泽东，放弃了正确的策略，瞎指挥一通，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最终丧失中央苏区，不得不在仓皇中开启战略大转移。

但正如人们常说的，“细节里藏着魔鬼”。若我们去认真察看历史的细节，那么这段历史就会呈现出不同的样子。黄道炫先生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一书，就给我们提供了仔细观察这段别样历史的机会。这部书以翔实的史料，展示了中央苏区在1933年第五次反“围剿”之前的社会面貌，以及第五次反“围剿”一年间国共双方的策略、战术和行动方案。

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提出“历史理解之同情”的原则，强调历史研究要站在当事人所处的时代思考和评价历史事件。我们既不要站在巨人的肩膀嘲笑巨人，也不要简单化地以高度概括的教科书上的结论和原则看待历史。正如作者黄道炫说的：

政治定性的高屋建瓴后面，被断送的可能是一个个正在具体影响着社会历史的细节，历史离开了细节，总让人想到博物馆那一具具人体骨骼，的确，那是人，但那真的还是人吗？

黄道炫研究员，1966 年生于江西赣州，1986 年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主修中共党史。1989 年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华民国史。

因为出生在江西赣州的关系，他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多了些不可选择的天然条件：自幼的耳濡目染，可以让他更近、更直观、更便捷地体会到革命的原初形态。“童年时代农村生活的记忆，中学时候学校后山红军挖掘的蜿蜒的坑道，大学期间读到的关于赣南农村社会状况的国外研究论文，似乎都一起复活，指引着我去追寻当年那场曾在故乡激起山 乡巨变的熊熊烈火。”从2002年开始研究这段历史，到2012年本书出版，正好是”十年磨一剑“。

那么，书中给了我们那些耳目一新的结论呢？

1927 年国共分裂时，中国共产党遭到猝不及防的打击，在濒临绝境之际白手起家，开始武装反抗，仅仅数年后几十万人的武装即矗然挺立，缔造出国共合作共同北伐后的又一个传奇。作者用来两个词来分析中央苏区的发展：张力与限界。

张力，指的是中国共产党革命能动性的发挥。作者指出：

作为中共首次独立领导的革命运动，苏维埃革命基本奠定了中共武装革命的思想和逻辑基础，建立了中国共产革命的第一个中央政权，通过对苏区的独立控制，显现出中共的政治理念、动员能力和控制艺术。事实上，虽然具体的权力结构和运作方式此后续有调整，但中共革命的几个重要原则诸如武装斗争、群众路线、土地革命、社会再造等，在这一时期已经牢固确立，由苏维埃革命开始，中共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革命建国的道路。

这里面，毛泽东、朱德的天才创造起到关键作用：

“中共在中央苏区的发展，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毛泽东、朱德发挥自己的天才剑走偏锋（比如在军事上的天才创造、对力量的精准把握）的结果。”

苏维埃革命高歌猛进的初期阶段，中共把革命的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共产党在这其中表现出的让人感觉无穷无尽的能量，不仅当年的对手为之震惊，即连多年后的览史者，也很难不为之倾倒。

但是，“超常的能量，也无法突破可以做、可能做、不能做的限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到了1930 年代中期，中央苏区的革命张力，就开始达到自己的极限，“中共在多种境遇下实现的超常发展，到这时，似乎终于到了该停歇一下的时候了”。

那么，在193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哪些问题成为限界呢？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

瑞金一苏大会址：

外部造成的限界，主要是国民党的总体战。1933年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蒋介石对于中央苏区已经改变了策略。

在此前的四次“围剿”中，蒋介石屡战屡败，有其客观原因：他一直忙于军阀混战，局势动荡，他无法全力以赴对待苏区；国军内部派系林立，不团结；轻敌妄进，等等。但最主要的方面，正如蒋介石总结的：

从前剿匪剿不了，并不是我们武力不够，而是我们精神不良。

在第五次“围剿”之前，从1933年7月开始，蒋介石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在庐山创办军官训练团。训练团特别注重战斗、团结精神的教育，耳提面命，树立各级长官的战斗意志和团结精神，以拉近和中共在这方面的距离。训练的结果，按蒋自己的说法：

因为时间过于短促，对于学术科没有多大的进步，但是各人的精神思想，和所表现的仪容、态度、动作， 比两星期以前，完全不同了。

经过整训，国民党军队面貌确有所改观。作为其对手的中共方面感受最深，第五次反“围剿”开始近半年后，经过往复交手，周恩来深有体会地写道：

蒋介石对于这些军官的训练，不能说是没有相当的结果，如果我们看到四次战争中白军军官的无能，那我们看到现在是狡猾机警得多了。他们懂得了如何防备我们打埋伏，如何避免运动战中整师整旅的被消灭，如何加强其侦查搜索与通信联络的工作，如何依靠堡垒与我们作战而很快的缩回堡垒去，这些都要算是他的进步。

在战略上，蒋介石将新一次“围剿”定位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总体战。最具威胁的是资源战。国军通过修筑碉堡和大量设岗设哨，实行严密的经济、交通和邮电封锁，严禁粮秣、食盐、工业品和原材料等物资流人苏区，断绝其与外界的联系，蒋介石看得很清楚：

我们不仅在土地方面，经济方面，武器方面，军队方面的力量，统统超过他们几倍，乃至几十倍几百倍，就是专就壮丁的人数讲，可以说我们的补充无穷，而他们除了现存的这五六万人以外简直就再也没有了！

多年后，邓小平回忆起当年情况，也感慨地说：

如果有同志参加过十年苏维埃时期的内战，就会懂得这一点。那时不管在中央苏区，还是鄂豫皖苏区或湘鄂西苏区，都是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中作战。敌人的方针就是要扭在苏区边沿和苏区里面打，尽情地消耗我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陷于枯竭，即使取得军事上若干胜利，也不能持久。

在战术上，强调稳扎稳打，层层推进。总的作战指导方针是“不先找匪之主力，应以占领匪必争之要地为目的”，以严密的工事和碉堡层层推进，通过缓慢但有效的占领方式，压缩红军作战区域，限制红军活动空间，迫使红军进行真面目的主力决战。这一战术的核心就是逼迫红军进行打资源、拼消耗、比人力的持久战。

在这种打法下，红军此前擅长的游击战，基本上失去了作用。游击战的前提是诱敌深入，但此次敌人无论如何不肯深入，绝不贪功冒进，“极力剥夺红军进行一般的运动战，尤其是遭遇战斗、袭击的机会”。正如林彪指出的：

诱敌深入的方法，在对付历经惨败而有无数血的教训的敌人，已经不是可靠的有效的方法了。

无奈之下，红军也改变打法，就是所谓的“短促突击”：

所谓“短促突击”，即以一部防御吸引敌军，同时将主力埋伏在附近，当敌军出现在我前沿阵地时，以埋伏之主力部队“施行短促的突击及袭击，以便于堡垒前瓦解敌人”。

在总体战略受制于人的背景下，短促突击虽然可以发挥一定的效果，但成绩仍然有限。

在政治上，蒋介石对苏区民众和红军展开攻心战术，刻意改变国民党政权和国民党军的负面形象，改变国民党政权的富人维护者形象。他们刻意与乡村中的权贵阶层保持距离，限制土劣活动，还制定颁布了《惩治土豪劣绅条例》。同时在经济上采取一系列措施， “复兴农村”，纾缓民生，动摇中共的民众基础。蒋介石为复兴农村经济，甚至还大力推广合作社这一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机构。

总之，客观而言，李德后来为自己辩护的“敌强我弱”，倒也并非虚言。本书作者指出：

“如果不是过分执著于结果的话，面对1933 —1934 年苏维埃革命的历史进程，冷静地想一想，中共在赣南、闽西这样一个狭小地区内，依靠极为有限的人力、物质资源，在国民党军志在必得、几倾全力的进攻下，竟然能够坚持一年之久，最后又从容撤退，本身也是足够令人惊叹的。”

中央苏区最大问题，当然是排挤毛泽东，拒绝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但一众中央领导，以空手进入苏区，能够轻而易举把毛泽东排挤出军事领导核心，也是有原因的。据黄克诚回忆其与干部何笃才之间的一段对话，提到毛泽东被排挤的原因，很能说明问题：

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轻而易举地夺了毛泽东的权， 以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代替了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其所以会如此，苏区的同志相信党中央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政治才能、军事才能都是得到大家的信服的，但他在组织方面，也就是用人上，却不是很令人信服。这说明彼时的毛泽东，还没有真正成熟——那要等到长征之后、遵义会议之前，这就给了博古等人机会。

而这是的临时中央领导集体，更是不够成熟。两位主要领导人秦邦宪、张闻天分别只有24岁、31岁，基本上没有战场对敌的经验。他们在这个时候进入中央苏区，担负起与他们的能力不相称的职责，也是一种灾难。作者慨叹：

从历史的大势看，1934 年中共遭遇的挫折，以博古等为首的中共中央不甚成功的领导固然不能辞其咎，但这些被历史推上中心舞台的年轻人，其实本身也是历史的祭品。无论和共产革命中的前人或者后人相比，他们改变了的或者可以改变的东西实属有限，在滚滚的历史大潮面前，他们难以担当引领潮流的重任，更多时候乃是随波逐流。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航向。

此外，在中央苏区存在的肃反问题、工作作风问题、群众逃跑的问题、扩红与开小差的问题，还有一个谁都想不到的、教科书里很少提到的红区白区对立的问题，都给中央苏区反“围剿”带来巨大的困扰。

瑞金二苏大会址：

如果说，当时的形势是中国共产党的张力到达了限界，是不是就注定要失败呢？作者认为，那也不尽然，毛泽东提出的一种方案，就是趁着福建事变爆发，

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

作者不无惋惜地指出，放弃经营数年的中央苏区，集中兵力直捣敌之后方，这样的作战计划确实需要极高的想象力和极大的决心，它充分体现着毛泽东不羁的思路、傲岸的性格、特异的谋略，和其一贯的军事方针是相吻合的。但是，对于包括共产国际在内的军事、政治决策者而言，在对前景还没有完全绝望，又有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美好回忆背景下，确实不太可能一开始就直面这样一个破釜沉舟的设想。

当时年轻的中共领导人很难承受由此带来的巨大风险，作出这种非常规的抉择，任何的闪失都有可能意味着需要承担严峻的政治后果，其中的压力，不是已经看到结果而又无须承担责任的我辈所可想象的。何况，以红军的现有力量，挺进到国民党政权的纵深区域，在一个不具有群众基础、回旋余地也有限的地区作战，风险也相当巨大。

事实上，拒绝了那个小长征，后来红军还是不得不走了一个大长征。在长征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若无毛泽东指挥，长征也只有死路一条。可以说，即使当时苏区的领导者们采取了小长征策略，也决不能保证胜利。

中国革命史最终证明，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只能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的胜场专擅的巨大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