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一场祖母推翻孙子帝位的政变

我是居间呀 2025-01-08 10:5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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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保十年(公元559年)十月,高洋病逝,十四岁的皇太子高殷继承皇位。

然而,过了仅仅不到五个月,也就是乾明元年(公元560年)二月,以高演、高湛为首的高齐宗亲和以斛律金、贺拔仁为首的怀朔勋贵便联合发动宫廷政变。这场政变成功后,高演任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掌控朝廷军政大权。这年八月,高殷被废,高演即皇位,是为北齐肃宗孝昭帝。

乾明政变彻底摧毁了高洋生前处心积虑的谋划,也再次掀起了北齐内部猜忌和内斗的浪潮,这个王朝也在不断的内耗中进一步陷入军政分裂的局面。

为了使年幼的皇太子高殷顺利继位,高洋可谓煞费苦心。

早在高洋登上帝位的天保元年,高洋就立年仅五岁的高殷为皇太子,以此确立名分。

为了使高殷取得汉人士族的认可,高洋曾使他学习汉家礼仪文化,高殷也因此“手笔措问,在座莫不赞美”。不过,高洋不只希望他能够知书达理,亲近汉人士族,更希望他能有鲜卑人的勇武。为此,高洋甚至令高殷手刃囚犯。然而,高殷的表现却使高洋大失所望,他却“恻然有难色,再三不断其首”。高洋认为高殷虽具备了汉人士族的品质,却丧失了悍勇之气,他盛怒之下甚至说出要立太原王高绍德为太子的气话。

由于高殷的文弱气质,再加上其他复杂的因素,高洋开始巩固皇权并着手为高殷清除威胁。

高洋晚年,北齐官僚阶层大体上可以三个群体:

一是以高演、高湛、段韶、娄叡等为代表的宗室诸王、外戚勋贵,他们以娄太后为首,彼此之间还有密切的姻亲关系,可谓休戚与共;二是以斛律金、贺拔仁为代表的军方勋贵,高齐皇室既依赖他们掌控的鲜卑军事力量,又是十分忌惮这个群体;三是以杨愔、燕子献、郑颐、宋钦道、可朱浑天以及疏属宗室高归彦为代表的忠于高洋的势力群体。相比军方勋贵,这几人中,杨愔等人均是汉人士族且任行政要职,可朱浑天和是从西魏投降而来的可朱浑道元之子,也深受高欢、高澄、高洋信任,被任命为领军大将军(掌控禁卫军),他们是高洋精心为高殷安排的辅政大臣,也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

前文已经提到,天保中后期,高洋大肆屠杀东魏皇室并处死了杜弼、高德政、高隆之等人。除此之外,高洋对威胁高殷继承皇位的高齐宗室痛下杀手,高浚、高涣因此被杀,高演、高湛在娄太后的庇护下幸免于难。

对于怀朔系勋贵,高洋并非不想对其下手,主要是对斛律金等人掌握的鲜卑武装存在顾虑。高德政被杀后,高洋为了拉拢军方勋贵,甚至说高德政常建议他“宜用汉除鲜卑”,被处死是罪有应得。然而,自高澄主政以来,备受这两兄弟针对、打压的怀朔勋贵并不领情。

更重要的是,曾经襄助高洋登上皇位的段韶也已不再继续支持他。这主要是高洋即位后,他断然拒绝了高德政提出的立段韶之妹为后的建议,这无疑会使段韶心生不满。而且,段韶妻子元氏曾戏弄高洋,高洋因此便深恨元氏,并对段韶说:“我会杀尔妇!”恐惧之下,元氏只能躲在娄太后处避难,甚至终高洋一朝都不敢外出露面。

正是这些原因,段韶在高洋即位后便逐渐边缘化,远离权力中心。

高洋的所作所为看似是在为高殷继位清除障碍,但实际上却是埋下了巨大的隐患,高洋死后甚至出现了“百僚莫有下泪”的情况,这预示着高殷的皇位绝不会稳固。

高殷继位之初,杨愔、燕子献、郑颐、高归彦等人虽受高洋遗命共同辅政,但朝廷大权实际上掌握在高演的手中。《北齐书》记载:

帝(高演)居禁中护丧事,幼主(高殷)即位,乃即朝班。除太傅、录尚书,朝政皆决于帝。

然而过了仅仅不一个多月,高演便被赶出朝廷中枢,“居藩邸”,而且失去了处理政务的资格。作为首席顾命大臣,杨愔正式卷入这场权力争斗的旋涡中心。

事实上,杨愔并不太想干预高齐宗室之间的内斗。杨愔也很清楚宗室外戚、怀朔勋贵对高洋父子的不满和敌视,他“虑有危机,引身移疾”,试图逃避自保。但高殷却不肯放过这个深为其父信赖的汉臣,他“若丧股肱,固相敦勉”,杨愔无奈之下只得继续扶持并协助高殷掌权。

于是,为了打压宗室诸王和勋贵大臣、巩固高殷帝位,杨愔以朝廷“爵赏多滥”为由,自请削去其开府、开封王的勋爵,连带着有相当数量的大臣也失去原有的爵位。此举却令利益受损的官员十分不满,“尽归心二叔(高演、高湛)”。

乾明元年二月十七日,邺城齐廷发布最新人事任命,以高演为太师、录尚书事,高湛为大司马、并省录尚书事,意图将这二人力量分散,以便逐个对付。这一任命引起了高演、高湛的警觉,毫无疑问,它也成为成为乾明政变的导火索。

在这之前,宋钦道、可朱浑天和以及燕子献等人已经准备着手除掉高演、高湛,并软禁娄太后。在这关键时刻,杨愔却优柔寡断,他认为“宣敕留从驾五千兵于西中,阴备非常”就足以应对当时的局面。

然而,杨愔调动五千禁卫军并未经过高归彦,高归彦直到到达邺城数日后才得知此事。军权被染指使高归彦十分不满,他便将杨愔等人的谋划故意泄露给高元海,高元海便紧急向高演报告了此事。

六天后,被任命为录尚书事的高演和并省录尚书事(北齐在并州晋阳也设有尚书省)的高湛上任,并在尚书省会见百官,实际上却在尚书省后室埋伏数十家僮,当时杨愔、燕子献、宋钦道以及可朱浑天和等人赴会。高演、高湛联合段韶、刘洪徽(高欢女婿)、斛律金、斛律光以及贺拔仁等逮捕了杨愔等人。

高演、高湛在尚书省控制局面后便押着杨愔等人面见皇帝高殷。由于高归彦曾任领军大将军,“素为兵士所服”,在他的支持下高演、高湛从尚书省到幼帝高殷御前几乎是一路畅通。

此前,高洋为了确保高殷帝位不受威胁,他还留有最后一张底牌。《北齐书》记载:

时庭中及两廊下卫士两千余人,皆披甲待诏。

高洋的心腹侍卫、领军刘桃枝以及武卫将军娥永乐统领这两千余人。

高演、高湛逼宫事发突然,高殷和其母李氏不知所措。在这样的情况下,娄太后站了出来,她先是命令刘桃枝、娥永乐等人退到殿外,然而这二人不听她的命令,娄太后怒喝:“奴辈即今头落!”刘桃枝、娥永乐闻言惧怕之下便退出宫殿。就这样,高洋为儿子高殷做出的最后一道保障也未能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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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娄太后还在殿上愤怒又悲切地质问高殷:“此等怀逆,欲杀我二儿,次及我,尔何纵之?”失去了杨愔等人的依靠,宫廷卫士又被赶出,高殷只能以沉默应对。此情此景,高齐宗室诸王及重臣对娄太后表以同情,“王公皆泣”。在娄太后的威逼之下,高殷不得不将军政大权交予高演,高演便接任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距离帝位只有一步之遥。

娄太后对此宫廷政变的支持有着充足的理由。《北齐书》记载:

(温)子献立计,欲处太皇太后(娄昭君)于北宫,政归皇太后(高洋皇后李氏)。

济南(高殷)继位,尊(娄氏)为太皇太后。尚书令杨愔等受遗诏辅政,疏忌诸王。太皇太后密与孝昭及诸大将定策诛之,下令废立。

可见,杨愔等人为了削弱宗室外戚的权势,甚至将手伸向了掌控大权的娄太后。然而杨愔等人与高殷之母李太后谋划过程中保密意识不强,李太后将此事泄露给同宗的李昌仪,李昌仪便向娄太后告发。作为高欢的发妻、高氏诸王的嫡母,娄太后得知此事后十分愤怒,她决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

乾明政变取得成功的最大原因便是娄太后的精心谋划。在这个过程中,宗室诸王、外戚都有参与,怀朔勋贵斛律金、贺拔仁等人也全力支持。娄太后是晋阳勋贵的代表,她的谋划是斛律金等人支持没有什么威望的高演、高湛发动政变的重要原因。这场政变的最终结局是高殷被废,高演即位,娄太后确保了她至高无上的地位,杨愔、燕子献、宋钦道、郑颐、可朱浑天和等顾命大臣全部被杀。

高殷时期,汉人官僚掌控邺城齐廷行政大权。高演即位后,高齐宗室诸王、怀朔勋贵掌控朝政,这是瓜分齐廷大权的盛宴。

毫不客气来说,乾明政变在主观上是一场清除忠于高洋的势力、高齐宗室和勋贵维护自身利益的宫廷政变,而在客观上这更是一场北齐胡汉矛盾被激发的政治冲突,它标志着高欢、高澄、高洋维系的胡汉分治的局面彻底被打破。

自此之后,汉人官僚不在积极作为,如祖珽之流甚至曲意逢迎。高齐的统治者不得已之下只得重用恩幸,如和士开、高阿那肱、韩凤以及穆提婆等人,以制衡怀朔勋贵,这也是高齐加速覆亡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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