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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我们四个“老和尚”又聚在了一起。这次相聚，距上一次相聚整整一年的时间了。虽然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可我们都有自己的事情，有时还会去儿女家小住，四个人聚在一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老和尚“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些别扭，和尚也与我们无关，我们之所以自称“老和尚”，这事还要从我们去滇西下乡插队当知青说起。因为当时那个村寨里就我们四名男生插队，老乡们都戏称我们为“和尚”，他们说社里（队里）来了四个“小和尚”，是昆明派来的插队知青。当时年龄小，我们是“小和尚”，现在年龄大了，自然也就成了“老和尚”。

时间虽然过去了五十五年，我们还清晰地记得，我们是1969年1月下旬乘坐解放牌敞篷卡车离开昆明的，一路风尘仆仆，昼行夜宿，历时六天的时间，我们最终来到了距离昆明一千多公里的滇西盈江县，我们车上几十名同学都被分派在了盏西区。最后挑选插队落户的村寨时，杨方明、高扬、李利伟和我四个人选择了芒弄村寨一社，他们十五中的三名男知青和三名女知青分在了二社。我们学校的另几名男同学和女同学去了芒南，一起来盏西插队的昆明知青，应该就我们村寨都是男生，去其他村寨插队落户的知青都是男女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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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弄一社是一个傣族、汉族和景颇族混居的村寨，傣族人家占据了大半壁江山，汉族和景颇族各占一半。社长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傣族大爹，能说汉语，还认识汉族字。社长大爹看我们四个都是男生，就用有些生硬的汉语对我说：“你们都是小伙子，四个小和尚，到时正好做我们傣家的女婿。”

原本是社长开玩笑的一句话，我们四个人就成了四个“小和尚”，我们居住的那栋竹楼（社里办公存放粮食农具的地方，就是后来的队部），也被老乡们说成了四个“小和尚”的家。和尚就和尚吧，我们也不在乎，谁让我们不愿意和女同学一起插队呢。

后来到别的知青点玩，看他们居住的地方干干净净，做饭的地方收拾得很利索，我们开始后悔了，后悔没和女同学一起插队。女同学确实比我们男生勤快，也会收拾房间，不像我们男生，都是懒虫，我们居住的地方简直和猪窝没有区别。当时被我们排斥的那两名女同学好久都不搭理我们，说我们歧视女生，说我们大男子主义。

刚来到村寨的那段时间，社长大爹安排了一位傣族大嫂帮我们做饭，主要是教我们学习做饭，她还告诉我们，火塘里的火一定要弄利索了，防止火灾发生。快过春节的时候，乡亲们都来给我们送腊肉，送鱼，送酸笋，老乡家好吃的东西，基本都给我们送来一些。过年的时候，社长还拿来了酒，陪着我们一起过年，他说我们年纪小，怕我们想妈妈。

说句实话，刚来到盏西那段时间，我们的情绪都很低落，一是饮食不习惯，二是和傣族老乡交流起来不是那么顺畅，离家又远，我们真得很想家。一次高扬到竹林里方便，撞见了一个正在小解的傣族卜少（姑娘），他都吓哭了，情绪低落了好几天。后来看那个姑娘啥事都没有，照样和他有说有笑，他才释怀了。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适应，我们才慢慢喜欢上了风景秀丽、民风淳朴的芒弄村寨。特别是乡亲们的淳朴善良和热情，让我们感到很温暖。

春节过后，春耕春播生产开始了，男社员们都使唤耕牛犁田耙田，我们不会耕田也不会耙田，社长就安排我们和女社员一起挑秧苗到田里插秧。偌大的稻田，就我们四名男知青，其他清一色的女同胞。因为这，我们成了大家的谈资，汉族大嫂和傣族大嫂都和我们开玩笑，说我们是和尚，不应该和女人一起干活。他们还说，男人不插秧，插秧的不是男人，弄得我们很不自在。

插完秧苗，我们就去找社长，要求社长给我们安排其他农活，我们的要求不高，只要不和那帮大嫂一起干活就行，她们的嘴太厉害，净说一些令人脸红的话，让我们四名十六七岁的少男很难适应。

社长很爽快，他说让我们去菜地和甘蔗地松土除草，让女社员继续在水田薅秧打理水田。

甘蔗地和菜地在哪我们都不知道，没有人带领，我们都找不到菜地和甘蔗地。就算找到了菜地，我们也不知道该怎样干活。善良的社长大爹就让一位漂亮的傣族姑娘带我们去菜地，指导我们给菜地松土除草。

带领我们干活的那个姑娘很善良很漂亮，看她身体很瘦弱，可她干活很熟练也很快，锄头在她手里很听话。她看我拿着锄头东一锄头西一锄头的，就撂下她的锄头，过来手把手教我怎样使用锄头，还告诉我，菜苗根部的杂草要用手拔掉，用锄头会伤及蔬菜。

和一个妙龄女子近距离接触，我感觉我的呼吸很急促，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脸上热烘烘的。她看我满头大汗，就微笑着告诉我慢慢干，不着急。长到十七岁，我那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和一个妙龄女子接触，我都闻到了她的体香。

过了几天，我们知道了那个傣族姑娘的名字，她叫玉香，十六岁，会用汉族文字写她的名字，但认识的汉族字不是很多。我们问她姓什么，她说不姓什么，就叫玉香。后来我们才知道，多数傣族人家没有姓氏，只有名字。寨子里也有一户傣族人家姓李，他家为什么姓李，我们不得而知。

玉香虽然还不如我们的年龄大，但她干农活是一把好手，自然而然也就成了我们的师傅，成了我们的小组长。她说歇着我们就歇着，她说收工我们就收工，我们都听她安排。

锄完了菜地锄甘蔗地，每天都是玉香劳动最积极，她一个人能顶我们两个人能干。玉香姑娘好像不知道什么叫累，也不知道什么叫腰疼，看我们拄着锄头捶打腰部的时候，她就笑着摇头。在田间地头休息的时候，她就坐在我们身边，离我们很近，有时我们只好往一边挪动一下身子，玉香却笑着再往我们身边挪动一下。起初我们很不习惯，后来就当她故意逗我们，我们还说她是个小调皮。

中午收工时，玉香就带我们到江边洗澡，她也顺便解决一下自己的问题。玉香很开放，蹲在水里就小解，也不顾及我们的感受，反倒弄得我们很尴尬。玉香也很勤快很热情，看我们的衣服因为出汗起了汗渍，她就帮我们洗衣服。她和我们在一起，就像好朋友，几乎没有性别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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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初秋，坝外旱田的玉米快成熟了，社长安排我们去玉米地看玉米（主要是看鸟），我们就不和玉香姑娘一起劳动了。后来我们又去看场院，直到秋收结束为止。

在玉香姑娘的指教下，我们学会了锄地，学会了挑担子，学会了浇菜施肥，也学会了打柴收割。除了使唤耕牛犁田耙田，其他农活我们基本都干过，也基本上都会干。

割完了秋稻，收完了玉米，交完了公粮，我们回到了寨子里。趁着冬季不忙的那段时间，社长为我们四名“小和尚”修建了一栋新房子，我们叫知青点，乡亲们都说那是“小和尚”住的地方，二社（二队）的知青还说我们那是和尚庙。

玉香家离我们新建的知青点很近，也就两三分钟的路程。自从我们不在队部居住了，玉香就成了我们知青点的常客，她经常给我们送鸡蛋，送好吃的瓜果，也来帮我们做饭。在我们心中，玉香是我们的小妹妹，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第二年秋天，我在场院看护场院时，那天晚饭后我打着手电在看一本长篇小说，玉香突然来到场院，她给我送来了几个熟透的牛腰子果，还有几个小芒果，都是她家院子里的果树上结的。我虽然很感激，但心里很紧张，同学们回知青点还没回来，场院就我俩，我担心别人看到我俩在一起会说闲话。可我越是担心，玉香却坐在我旁边没有走的意思。直到其他同学都回来了，玉香才和大家打过招呼回家去了。

等玉香走远了，杨方明问我是不是和玉香谈恋爱了，还问我和她亲吻没有，弄的我百口莫辩，非常尴尬，就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那年冬季，芒弄村寨得到了一个征兵名额，社长让我和杨方明一起去区里参加征兵体检，结果我俩都通过了征兵体检。又到了县里复检，我俩也都通过了体检，可最终杨方明没能通过政审，不知他家有什么问题，我也没好意思问。

我顺利通过了体检和政审，再有三天就要去部队服役了，其他三名同学都说得为我设宴饯行。我说大家天天一口锅里吃饭，饯行就免了。当时我们兜里都没有多少钱，还都准备回昆明过春节，盘缠钱都不宽裕。

那天下午我去区邮电所寄信回来，杨方明他们正在厨房里忙活着，又是炖鸡又是炖鱼，让同学们为我破费，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吃饭的时候，高扬给我透露了一个秘密，他说我们吃的那只大公鸡，是杨方明用钓鱼的钓钩钓到的，不知是谁家的鸡。听了这话，我心里怪难受的，乡亲们对我们知青都挺好的，我们不应该伤害乡亲们的利益。

离开芒弄村寨的头一天上午，玉香姑娘来到知青点，把我们四个人都拉到了她家，把社长也叫到了她家，她阿妈在忙着炖鸡做菜，说是为我饯行。

那天的饭菜很丰盛，有酸笋煮鸡、香茅草烤鱼、酸扒菜，腊肉，大妈（玉香妈妈）一边往饭桌上端菜一边说：“原本要杀那只大公鸡的，可前天被黄鼠狼叼走了，小黄（我姓黄，叫黄成军）没口福……”听了大妈的话，我心里顿时难受起来，杨方明用钓钩钓到的那只大公鸡，肯定就是玉香家的。

离开芒弄村寨那天，乡亲们都来为我送行，玉香把几个煮鸡蛋和用芭蕉叶包着的糍粑塞给我，就抹着眼泪跑开了，和玉香朝夕相处了一年多，我是第一次看到她流眼泪。那一刻，我心里也酸酸的，我极力控制着不让眼泪掉下来，我怕同学们笑话我。

两年后，杨方明他们三人也陆续招工回到了昆明，社长口中的四个“小和尚”，一个也没做傣家的女婿，社长和乡亲们都觉得挺遗憾的。

复员后我去了一趟芒弄村寨，当时玉香已是一个女儿的妈妈了。当看到我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又惊又喜，眼泪就如决堤的洪水，喷涌而出。我没有什么东西能送给她，只好把我的那个挎包和茶缸送给了玉香，挎包还有十五块钱。社长那里，我买了两瓶酒，还有一双没穿过的解放胶鞋送给了社长。

从那以后，因为条件所限，我再也没回过滇西，但我一直牵挂着那里的乡亲们，牵挂着社长大爹和玉香姑娘，玉香姑娘就像镌刻在了我的记忆里，我再也忘不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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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过后我们四名“老和尚”聚会，大家不约而同地又说起了玉香，大家都说挺想念玉香的。几十年不见了，不知玉香生活得怎么样，大家也很牵挂她。

聚会结束的时候，杨方明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想和大家一起回滇西看看。杨方明的这个提议得到我们的一致认同，大家都同意五一前后一起去滇西，去第二故乡看望乡亲们，去那里看望我们日思夜想的玉香姑娘。

作者：草根作家（根据黄成军师傅讲述整理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