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其琛有多低调?离休后,不让李肇星用副总理称呼他

瑛悦谈历史 2024-10-14 18:16:43

2021年3月下旬,中美“2+2”对话的一段视频在网络上爆红,视频中,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义正言辞地警告美国:“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

随后,有网友晒出了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时和如今“中美对话”的对比照,120载纪年轮回,中国早已不再是曾经那个毫无外交话语权的“皇权政府”。如今的世界外交,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实力和胆气以上位者的姿态同中国谈话。

这令人振奋的外交局面,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外交人所竭力争取的结果,然而当这一天真正到来时,那位曾以一己之力扛起中国外交“最为艰难的十年”的钱其琛却没能亲眼见到。

初识“马列”便倾心

1928年,国民革命军围攻天津,钱其琛就恰好出生在此时。或许是上天知道他的不凡,所以让他一出生便是和革命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11岁那年,由于家中变动,他随母亲移居到了上海。当时的上海已经沦陷,唯有各国的租界还算上是稍显安宁,但那也只是相对于沦陷区来说。

看着周围那些同胞每日饱受摧残,年少的钱其琛便暗自下定决心,要参与革命、救民族于危难。1942年9月,钱其琛通过考试,进入了上海大同大学附中学习。在这里,他从老师那里第一次接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当钱其琛懵懵懂懂地翻开那本《中国共产党宣言》时,便是立即被其上所书写的理想与目标所吸引,当即,钱其琛便决定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仅仅一个月后,钱其琛便是通过了组织的考核,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1945年9月,还未满20岁的钱其琛便领导、组织上海学生发起反美帝国主义、反内战等抗议示威活动,在国共内战期间,钱其琛更是成为了上海解放的敌后推手。

服从组织安排,致力外交事业

1954年,由于越来越大的国家开始有意和中国建交,外交部开始分身乏术,应中央领导安排,未到而立之年的钱其琛毅然奔赴苏联学习外交相关工作。经过一年的进修,钱其琛被安排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实习工作,为日后接触国际外交积累经验。

1963年,35岁的钱其琛去掉了浮躁,变得沉稳,中央将其调回任华夏外交部留学司司长。到任之后,钱其琛亲自访问留学生、深入调研留学工作,整合相关问题后参与制定了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的60条规定。从此,所有来华留学生,都有了一个统一、有效的工作凭证。

1972年4月,因为不久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而当时正值中苏决裂时,为了稳固外交关系,钱其琛受命再次前往苏联担任大使。因为当时中苏关系并未缓和,钱其琛的工作也颇为单一,在双方进行一些礼节性拜会之余,就是提出抗议和驳回苏联的抗议。

1982年,中苏开始正式拿出诚意想要缓和彼此的关系。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发表讲话,承认中国对于台湾的主权。随后,苏联开始通过各种场合向世界传递消息:愿意在新的历史时期同中国改善关系。

而对于苏联此举,我国也很快做出回应。3月26日,应邓小平指示,中国外交部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此次发布会,中国政府共邀请了中外记者近80人参加,而钱其琛被任命为此次发言人。

在发布会上,钱其琛中气十足地宣布道:“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处理中,中国重视的是实际行动。”这句话虽然简短,但是其所要传达的意思却是非常简单明了,那就是中苏关系是否会走向正常化,还是需要看苏联具体如何做。

在这之后,钱其琛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在1982至1987年,共主持了中苏11轮的副外长级磋商,也正是在钱其琛的大力推动下,中苏关系逐渐趋于正常化,中苏边境协定也随之签署。

稳如泰山的外长

1988年4月,因为钱其琛在中苏关系正常化中的突出贡献,中央任命他为外交部部长、党委书记。1989年2月23日,钱其琛以中国国家主席特使的身份前往日本参加裕仁天皇的葬礼。

其实,这次派谁前往日本参加裕仁天皇的葬礼,中央也是讨论了许久。因为日本侵华战争的罪魁祸首就是裕仁,国仇者的葬礼,前去吊唁的人官职太高会显得中国过于重视了,于国际颜面上不太好看。但是,这次裕仁天皇的葬礼邀请中国参加,明摆着就是要有一场针对我国的外交阴谋。

如此一来,这次的代表所肩负的责任就很沉重了,所以又必须找一个可以堪当重任的人。经过多方面的考虑与权衡,中央决定,派钱其琛以主席特使的身份前往日本。这是一个极其精明的决定,主席特使的身份很重要,但是国际上也有着不成文的规定,参加国家元首葬礼等礼节性的主席特使,其实说白了就是走个过场而已。

果然如所料想的一样,在钱其琛还未出发之前,日本国内就已经传出了“上次大战不是侵略”、“无论是从国内法还是国际法看,裕仁天皇都是没有战争责任的”等等诸如此类混淆是非、恬不知耻的流氓言论。

24日,日本外相宇野宗佑与钱其琛在东京饭仓公馆进行会面。期间,在谈起日本侵华战争以及当时的关于此事的言论时,仅仅是表示遗憾,而再未有其他说辞。见宇野宗佑没有就此问题再往下的意思,钱其琛随即回应道:

“我们中日之间的关系能够发展成如今这样,是来之不易的,需要珍惜。由于历史原因,对中日之间的一些敏感问题,你们要慎重对待。只有正确面对历史,才能开辟出中日之间更广阔的未来。”

见钱其琛的态度如此坚决,而且此番话说得更是在诚挚中直接指出了日方逃避责任的态度,宇野宗佑不敢再关于此事过多地和钱其琛交谈。下午,在听过宇野宗佑的报告后,日本首相竹下登又紧急会见了钱其琛。他向钱其琛表达了日本希望中日能够有个更好的交流与发展的态度,对于此,钱其琛直截了当、切中要害地说道:“想要坚持中日友好发展,那么首要的前提就是正确对待历史。”

说罢,钱其琛便结束了本次会谈。第二日,各大日本和国际的媒体都争相报道此事,此次的日本之行,钱其琛以一个态度坚决却又不失儒雅的大国外交官之身份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对于日本侵华战争一事绝不接受任何想要蒙混之举。

1900年7月末,由于国内矛盾愈演愈烈,加之早就对科威特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垂涎三尺的萨达姆下令入侵科威特。这一下,被牵动的可不仅仅是伊拉克和科威特两个国家,作为当时全球最主要的石油出口国之一的科威特可谓是牵连颇广。

但是,萨达姆是出了名的强硬,中东的其余国家都不愿陷入其中,而世界上依靠石油进口的国家又怕惹祸上身所以派往和萨达姆交谈的外交家都并未取得成效。于是,本着和平解决战争目的的中国,派遣了钱其琛前往中东。在出发前,钱其琛也知道萨达姆这个人不好沟通,便想着采取“曲线救中东”的方式,先争取到中东其他国家的支持,再和萨达姆谈退兵的事宜。

在众多的国家里,美国倒是派了在当时颇有名声的美国国务卿贝克前往。但是,贝克的目的却很明确,美国就是想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这次争端,而且贝克与钱其琛在开罗会晤时还表示希望中国不要插手此事,阻挡美国动用武力。

钱其琛向贝克表明,中国此番到访并不想插手海湾问题,而是想要找到一个和平解决两国争端的方法。在与贝克此次会谈中,钱其琛明显地感觉到了美国的态度无比明确,而这贝克言语之间更是严丝合缝,丝毫没有透露美国将会采取什么措施。

第二天,埃及总统便会见了钱其琛。听过钱其琛的利弊分析后,埃及总统表示愿意支持钱其琛。随后,钱其琛又前往了沙特、塔伊夫、约旦等国,均取得了支持。在准备工作做完后,钱其琛出发前往了伊拉克。但是,钱其琛没有想到,美国已经早就动员好了部队,并且将军队开服到了沙特阿拉伯准备进行武装干预。

钱其琛已经预料到,此次交谈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但是既然来了,那么便一定要全力以赴。可惜,不管钱其琛再如何晓以利弊,萨达姆都浑然不觉,只是一味地搪塞,最终,结果和预料的一样以萨达姆不正面回应而告终。

在此次出访中,钱其琛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了美国的霸权思想与行径,他预感到,此后的中国与美国的外交事业将会很艰难。果不其然,在海湾战争爆发后一年,曾与钱其琛有过交谈经历的美国国务卿贝克就来到了北京。

贝克此次前来,主要是想要同中国谈一项“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问题。当时,中国与西方各国的外交事业正处于最低潮。虽然此番美国来访可能是个缓和的契机,但是钱其琛却知道,眼前这个贝克绝不是怀揣着好意而来的。不过不管如何,客人既然来了,那么作为主人一定要好好招待。

当时,“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是由美国牵头,英、法、德等发达国家共同成立的军事出口控制组织。在推动成立的过程中,从未想过要邀请中国参加,而此番到访不过是想到中国导弹在钱学森的推动下已经有了极大的飞跃,怕日后中国和他们抢生意。

当双方坐下后,贝克拿出了一份出口限制数据,要求中国接受他们的条件。钱其琛望着贝克,不慌不忙地说道:“中国短时间内,还没有想过向外卖一些先进的战略型导弹。”听到钱其琛并不正面答应,贝克立马又提出,要求中国就这一问题订立一个指导方针,给他们一个承诺。

如此要求,钱其琛当然不会马上接受,所以并未回应,只是坐在椅子上思索着。可没想到,贝克竟然急了,直接收起文件厉声道:“不谈了!”随即,起身便走,而那些美方人员也纷纷跟着起身离席,只留下了几名秘书之类的盯着钱其琛的态度。

但是,贝克却没想到,钱其琛竟然不为所动,只是冷眼看着他们的“表演”。安静的会议室,一时间气氛显得颇为尴尬。几分钟后,见钱其琛还没有反应,美国代表团又劝说贝克回到了谈判桌前,重新坐下等待钱其琛的回应。钱其琛环视了一圈贝克等人,才缓缓说道:“这个方针嘛,我们可以给你。”

虽然由始至终钱其琛的气场都稳压贝克,但当时美国正是刚刚打败苏联成为了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气焰正隆。中国权衡利弊之后,觉得没有必要为了一时的长短而与美国决裂,况且中国当时也确实没有心思搞出口先进军火的心思,就做了个顺水人情给美国。但是,这次妥协已然成为了钱其琛外交史上的一大心病。

十年坚守,功成身退

从1988年开始,中国的外交事业便很是低迷。先是有自海湾争端开始与美国的政见不一,后有因为香港问题与英国周旋数载,钱其琛担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十年间,中国的与西方的外交事业正是最为艰难之时。

但是,尽管如此,钱其琛还是凭着一身的勇气与无畏,安然扛了下来。不仅如此,在这十年间,钱其琛还为中国巩固并发展了安哥拉、赞比亚、津巴布韦等所有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也正是因为钱其琛不辞辛劳地亲自造访,才形成了如今每年中国外长的第一次访问都必定要到非洲的惯例。

1998年5月,钱其琛卸任外交部部长一职,转任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虽然钱其琛离开了中国外交部,但是他却为中国外交事业培养了一个新的继任者,那就是李肇星。李肇星曾说:

“钱其琛不只是中国外交领域杰出的领导人,也是我的外交生涯领路人。”

然而,钱其琛给教给李肇星的却不仅仅只有外交事务,更重要的是为人的气度。在2003年,李肇星接任外长后,前去恩师钱其琛家里报喜,但怎料钱其琛却淡淡地说道:“别太把官衔当回事,最重要的是要为人类谋和平。”钱其琛不仅这样教李肇星,他自己更是最完美的践行者。在离休之后,钱其琛不再让李肇星再以“副总理”称呼自己。

2017年5月9日,钱其琛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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