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你承认与否，当下企业界已经形成一种普遍共识，那就是企业赚大钱、快钱的时代过去了，接下来要做好长期过苦日子的准备。企业营收增长能每年保持两位数增速已十分不易，大型企业基本上艰难维持在个位数增速，很多企业呈现出负增长，甚至徘徊在亏损边缘。
国运决定企业命运，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进出口，背后是企业的市场红利、资本红利和全球化红利。企业发展有一面镜子，那就是看中国经济增速，增速放缓也就意味着企业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经济运行周期。它就像套在企业身上的一个魔咒，甩不开，也摆脱不掉。
常规发展是符合企业预期、可预见、可控的增长模式，与企业所投入的资源要素成正比，通常是两位数以内的增长速度。超常规发展，意味着企业脱离了设想的既定路线和轨道，实现了倍数或指数级增长。用大白话说，就是短期内能赚快钱和大钱。
企业在什么时候能实现超常规发展呢？总结下来有以下几种情况：
1.消费旺盛，供给不足，需求严重大于供给，市场竞争不充分。
在改革开放初期，商品短缺，市场需求极其旺盛，这个时期的市场经济处于待开垦的状态，只要胆子大敢于突破传统体制束缚，你就能成为第一批淘金者。
改革开放是中国创业者最大的政策红利，伴随着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加剧，越来越多的创业者疯狂涌入，开启多元化经营策略，不同行业的细小机会被挖掘，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被超预期满足，市场竞争逐渐饱和，这也就意味着企业超常规发展的机会越来越少。
2.法律监管滞后，存在市场灰色地带，企业在无序的市场环境下野蛮生长。
很多的法律和监管都滞后于行业创新，一个行业在没有监管的真空期内可以快速获得财富。在中国股市刚起步的阶段，一些投机者钻监管漏洞大肆坐庄敛财。在国企改革前期，一些人以盘活国有资产的名义低价收购国有企业，通过资本运作疯狂套利，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例数不胜数。互联网金融在发展前期，监管者始终保持观望态度，因为他们也有顾虑，管了可能影响行业创新，不管可能导致金融秩序混乱，所以要允许“让子弹先飞一会”，这段时间里就滋生了野蛮生长的土壤，让那些所谓的“创新者”赚的盆满钵满。
3.发挥资本杠杆作用，撬动更多先进的生产要素实现规模效应，以市场占有率换取市场垄断地位。
在90年代，中国刚刚从稀缺经济走向过剩经济，比较常见的是白酒、饮料、食品、保健品等行业诞生了很多品牌，由于当时的传播媒介有限，为了能够脱颖而出，因此诞生了“标王”。企业将大笔资金预算投向央视广告，影响消费决策，以获得产品销售利润。1996年，山东秦池以6666万元竞得标王，得益于央视黄金广告位的宣传，当年度企业实现销售收入是上年的6倍。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企业借助资本补贴获取用户，抢占市场占有率，规模效应越大边际成本越小，在获得垄断地位后开发用户数据价值，进而获得巨额利润。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富豪排行榜会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互联网行业积累财富的时间要比传统行业快很多。以前是用资本买黄金广告位，换来品牌曝光率和销量，现在是用资本买用户，换来市场占有率和数据。平台型企业实现了对产品型企业的降维打击。
4.风口下的科技创新，创造出颠覆性的产品和服务，打开一个全新空白市场。
在互联网领域，BAT利用不同市场的时间差在国内率先切入电商、搜索和社交等全新赛道，用创新思维打造互联网产品，颠覆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在人工智能领域，OpenAI发布全新聊天机器人模型ChatGPT和文生视频大模型Sora，开启通用人工智能革命。在商业火箭领域，埃隆马斯克开启人类商业太空行走计划，探索出火箭商业化的可行性。凡此种种，用技术创造一个新市场可以让企业在一段时期内保持领先，实现超常规发展。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企业可以实现超常规发展的路径，比如政商勾结、权力寻租，利用手中的权力垄断资源，向存在利益输送关系的企业倾斜；出现重大社会性黑天鹅事件，比如战争和瘟疫，相关军工和医疗企业可以获得大批量国家采购订单。
当下的创业环境不容乐观，企业超常规发展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首先，改革开放到达新阶段，改革的领域会越来越细化，但广度和力度不及从前，经济腾挪的空间有限，所释放的政策红利会变弱。其次，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成熟，创业群体从草根创业转向精英创业，市场竞争逐渐饱和，创新难度加大。最后，反腐和监管进入常态化，企业面临的法治环境愈加完善，权力寻租、市场垄断、野蛮生长的生存空间被压缩。
我们不得不承认，赚大钱、快钱的时候过去了，你得看得上“小钱”，忍得了“慢钱”，赚得起“长钱”，但千万不要巨额亏钱。等再过几年，你会发现那些想要赚大钱和快钱的创业者都已经消失了，只剩下“活得久比什么都重要”的金玉良言。
企业要警惕“超常规发展陷阱”，及时诊断驱动企业超常规发展的内核是否是良性且可持续的，是否会对企业的长期增长战略造成致命隐患。同时也要反思，企业自身是否有足够的系统能力来支撑超常规发展，以及是否具备能力来应对超常规发展可能带来的诸多负面考验。
创业者要有一种优秀的品质和能力，即“不是知道自己做什么，而是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做与不做”本质是对诱惑和风险的边界认知，“做”是追求诱惑的过程，“不做”是面对诱惑时能保持一种定力，对风险的一种理性约束。在绝大多数的失败创业案例中，抵制不住短期利益诱惑做了错事，做了不该做的事，往往才是最致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