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丹前总统奥马尔·巴希尔到卡扎菲，海牙这座城市见证了一场场政治强人们的终极较量。

而今，2025年前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再次站在了风口浪尖，正面临海牙法庭的起诉与审判。

杜特尔特能否全身而退？历史的答案并不乐观。

回顾过往，一些政要在海牙成为阶下囚，甚至永远没能活着走出囚室。

如果说现代国际法是一座宏伟的建筑，那么设立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ICC便是其中最坚固的一根支柱。

作为全球首个专门审判个人战争罪、反人类罪、种族灭绝罪和侵略罪的常设国际法庭，ICC的成立标志着人类社会在追求普遍正义方面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然而，这座法院自诞生之日起，便一直伴随着争议、政治角力以及司法困境。

ICC的设立，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对二战暴行的反思成果之一。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政权所犯下的种族屠杀、战争罪行震惊世界。

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成为了国际社会首次以法律手段追究国家领导人战争责任的里程碑。

这两场审判不仅为战犯定罪，更奠定了“国家元首并不享有绝对豁免权”的国际法原则。

冷战时期，由于美苏对立，建立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提议屡屡受阻。

直到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联合国影响力增强，人权议题重新成为国际法律界关注的焦点。

1998年7月，《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在意大利罗马通过，并于2002年7月1日正式生效，标志着ICC的正式成立。

ICC是一个常设机构，不针对特定地区或特定历史事件，而是对所有成员国生效。

并在全球范围内调查和审判涉及战争罪、种族灭绝罪等严重罪行的个人。

而ICC的日常运作由三个主要机构组成。

首先是法官团，由18名法官组成，任期9年，不得连选连任。

这些法官分为预审分庭、审判分庭、上诉分庭，负责不同阶段的审理工作。

其次是检察官办公室，负责调查案件、收集证据，并决定是否提起诉讼。

首席检察官是ICC最重要的职位之一，现任检察官是卡里姆·汗，他曾因对以色列官员的调查遭到美国制裁。

另外，书记官处负责法院的行政管理和对受害者、证人提供保护服务。

如此完备的组织也让海牙国际法庭占有了一席之地，历史上，多位外国政要都曾成为它的审判对象。

战争最可怕的，不只是枪炮的轰鸣，而是那些手无寸铁的孩子被裹挟进战场，被迫杀戮，甚至失去童年。

而刚果（金）叛军首领托马斯·卢班加，就是这场惨剧的导演。

卢班加是“刚果爱国者联盟”的创始人，他在伊图里地区冲突期间大规模招募儿童兵，将年仅10岁的孩子训练成冷血士兵，送上残酷的杀戮战场。

男孩被迫持枪作战，女孩则被强迫成为战士的“战利品”。

当ICC在2006年正式逮捕卢班加时，国际社会意识到，这将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审判。

2012年，ICC判处卢班加14年监禁，这是该法院的首个正式定罪案件，也标志着国际法正式向招募儿童兵的战争罪犯宣战。

然而，14年的刑期相比卢班加对成千上万儿童造成的伤害，似乎过于轻微。

如果说卢班加的罪行令人发指，那么他的同胞博斯科·恩塔甘达就是更加彻头彻尾的恶魔。

作为刚果全国保卫人民大会的军事指挥官，他不仅招募儿童兵，还实施了大规模屠杀、强奸、奴役，甚至亲自下令焚毁村庄，让无数家庭家破人亡。

他的恶行让他获得了“终极战犯”的称号，ICC对他的通缉令长达12年之久。

2013年，恩塔甘达突然现身美国驻卢旺达大使馆，自首后被移交至ICC。

2019年，ICC判处他30年监禁，这是该法院迄今为止最严厉的刑罚。

他的案件证明，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终究不会缺席。

与卢班加和恩塔甘达不同，热尔曼·加丹加并非单纯的军阀，而是一个精于谋略的战争策划者。

他是伊图里爱国抵抗力量的领导人，策划并执行了针对赫马族平民的大规模屠杀。

2003年，他的部队袭击了博戈罗村，杀害了200多名手无寸铁的平民，其中包括大量妇女和儿童。

2007年，他被移送至ICC，2014年被判12年监禁。

2016年，ICC因其“良好表现”提前释放他，这一决定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那些死去的人，永远无法“提前复活”。

他的案件暴露了ICC的一大问题：即使成功定罪，刑罚是否足够严厉，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翁文的案件，是ICC最复杂、最具争议性的案件之一。

乌干达“圣灵抵抗军”以宗教之名行恐怖之实，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而翁文正是其中一名高级指挥官。

他被指控犯下61项罪行，包括谋杀、强奸、奴役、强迫婚姻等。

然而，翁文自己也曾是受害者——他在9岁时被绑架，强制训练成战士，最终成为施害者。

他的审判让人们陷入伦理困境：一个曾经的受害者，是否应为自己后来犯下的罪行负责？

ICC的回答是肯定的。

2021年，翁文被判处25年监禁，这一判决表明，即使一个人曾是受害者，但如果他继续犯罪，他仍应受到法律的制裁。

除了这些被监禁的外国政要。

不乏克罗地亚将军斯洛博丹·普拉利亚克‌、‌南联盟前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等外国政要，或是当庭自杀，或是在狱中离奇死亡。

尽管ICC的执法能力有限，但它的存在本身已对潜在罪犯形成威慑。

再看杜特尔特曾妄图通过退出ICC来逃避审判，但ICC的调查并未停止，而菲律宾的政治变局，可能会让他彻底失去庇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