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朱文纳尔对罗马社会的“邪恶”现象进行了严厉抨击，他认为这些现象与罗马的传统背道而驰。他批评了暴发户、遗产追逐者、男妓和女斗士等群体，认为这些行为破坏了罗马的健康传统。

2、朱文纳尔从文化保守主义的角度出发，将外来的文化影响，特别是希腊的影响，视为罗马腐败和邪恶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他称希腊为“一个演员国家”，并嘲讽希腊人善于装假和狡猾，认为罗马绅士从希腊人那里学到了无用的坏东西。

3、在朱文纳尔的谴责中，他特别批评了罗马人的性反常行为，尤其是与罗马女性相关的问题。朱文纳尔对女性的态度极为负面，充满了憎恶、仇恨和蔑视，这与罗马文化对女性的传统歧视和他个人的偏见有关。

4、在朱文纳尔的《讽刺诗》第6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奥托·基弗在《古罗马风化史》中批评了朱文纳尔的仇女心结，特别提到了这首讽刺诗。朱文纳尔在谈论女性时表现出激愤，使用污言秽语攻击女性，甚至将追求文雅的女性与谋杀亲夫的淫妇相提并论。

5、朱文纳尔认为，只有罗马黄金时代的女人才是贞洁的，那时候罗马人的婚姻神圣不可侵犯。到了白银时代，女性受到不良影响，贞洁也就开始消失：“古老的习俗谴责与陌生人共床，轻视神圣的婚姻之床。最堕落的黑铁时代产生了其他一切罪恶可是早在白银时代最初的通奸就已经出现。”（《讽刺诗》，Ⅵ，21—24）

6、朱文纳尔断言，无论男人愿意不愿意相信，女人都是水性杨花、生性淫荡，就连贞洁无瑕的乡村女孩也很快会在都市里学坏。他问道：“你以为（你妻子）会喜欢你这样一位修辞学教授？/你娶她为妻，然后她会让一个吉他手或吹长笛的/当你孩子的爸爸。”（《讽刺诗》，Ⅵ，75—77）

7、朱文纳尔相信，女性的败坏全是因为罗马农业社会的衰落，他说，“现在，长期的和平就像疾病一样祸害我们：奢侈是比战争更致命的危险/我们征服了世界，却因此受到了报应”。朱文纳尔写道，“女人们如今在午夜吃牡蛎/痛饮芬芳的美酒，直到烂醉不醒/她们呆呆地看着天花板，朝维纳斯的雕像撒尿。然后，如果找不到情人，她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求助于奴隶、工人或牲畜”（《讽刺诗》，Ⅵ，286—295，292—293）。

8、朱文纳尔在其第6首作品中建议，如果要以肉体享乐缩短寿命，应选择与青春期青少年（少年男子）而非女人交往。他并非提倡性犯罪，而是描述了当时罗马社会中普遍接受的成年男子与青春期青少年之间的性伴侣关系。

9、为了避免误解，朱文纳尔强调了古代地中海地区的性观念，指出这些少年男子并非幼童，而是性成熟的青少年。成年男子与未成年男孩的性关系被视为不道德，不被罗马社会接受。

10、朱文纳尔所说的这些少年男子不是男妓，而是正常性伴侣。他批评男妓，并指出如果这些少年长大后仍保持同性恋关系，是丢脸的行为。他认为罗马社会的衰落部分归因于过多的男妓和长不大的少年，导致社会失去阳刚之气，变得娘娘腔，这是罗马社会太监化、奴才化、侏儒化在性潮流上的反映。

11、朱文纳尔在《讽刺诗》第9首中讲述了一个男妓纳沃洛斯的故事。纳沃洛斯努力工作却收入微薄，他的赞助人维罗是一位贵族，虽然依赖纳沃洛斯，但不会在遗嘱中提及他，导致纳沃洛斯可能终身贫困。维罗还要求纳沃洛斯与自己的妻子发生关系以生下合法继承人，并威胁他保守秘密。纳沃洛斯因此感到绝望。

12、在第5首中，维罗被描绘为吝啬、贪婪和卑鄙的人。他邀请一位贫穷的客人共进晚餐，却故意提供劣质食物羞辱客人，自己享用美食。客人为了不得罪维罗，强颜欢笑，不敢表达不满。朱文纳尔通过这些故事讽刺了贵族的贪婪和男妓的无奈，同时也批评了那些在权贵压迫下仍讨好和顺从的人。

13、讽刺可以分为两种主要类型：一种是以引人发笑为主要目的，如喜剧中的讽刺；另一种则是以批判为目的，如朱文纳尔的讽刺诗和鲁迅的杂文。尽管讽刺的目的可能不是为了引人发笑，但完全缺乏幽默感的讽刺是不存在的。批评和幽默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批评往往伴随着幽默，尤其是在政治笑话中，笑声中蕴含着谴责和批评。

14、朱文纳尔的讽刺诗具有政治含义，但不同于政治笑话，他的讽刺有时非常粗鲁，甚至带有侮辱性。然而，由于自我保全的需要，朱文纳尔并不敢直接冒犯权贵。他的讽刺诗中的人物如贵族维罗是虚构的。朱文纳尔的晚期作品中，讽刺加入了哲学沉思和道德建议，更像是塞涅卡的道德伦理教谕，因此有人形容他的前期作品如烈酒，而后期作品则如红葡萄酒。

15、朱文纳尔的讽刺诗包含了一些基本的伦理原则，尽管他本人不承认与斯多葛主义有关，但有观点认为斯多葛思想在其后期讽刺中广泛存在。朱文纳尔建议以美德而非世俗成功来衡量人生价值，提倡简朴生活和中庸之道。

16、在第13首讽刺诗中，他通过开导朋友卡尔维努斯，阐述了善恶有报的观点，尽管这种观点在现代可能缺乏说服力。讽刺作为一种批判和谴责的文学形式，通常反映特定群体的共同价值观和心理需求。阅读朱文纳尔的作品，可以了解公元2世纪初罗马的社会生活，类似于通过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了解雅典社会。

17、朱文纳尔的讽刺诗与塔西佗的历史著作在风格和目的上有所不同。朱文纳尔以抨击时弊和夸张手法揭示真实，而塔西佗则以克制情感和精确叙述来呈现历史真实。尽管朱文纳尔的作品在18世纪欧洲广为流传，但其描述带有强烈的偏见和怀旧情绪，并非罗马全貌。

18、美国历史学家达林·麦马翁在《幸福的历史》中指出，罗马人的幸福观与乡村神话紧密相连，强调知足常乐、简朴坚韧的生活态度。公元前1世纪的贺拉斯描述的“幸福之人”是自给自足的农夫，他们通过简单质朴的生活方式获得快乐。两个世纪后，朱文纳尔在《讽刺诗》中通过翁布利修斯的叙述，表达了对罗马城道德沦丧和生活昂贵的失望，决定回到乡间寻找传统幸福。

19、2世纪的罗马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大都市。尽管它肮脏、拥挤、不安全，但吸引了大量人口，尤其是穷人，他们希望在那里找到工作以维持生计。对于富人来说，罗马是一个可以尽情享乐的地方，财富和奢侈生活成为他们炫耀的资本。

20、然而，罗马社会贫富悬殊严重，穷人从事低报酬的劳动，生活贫困且受人鄙视。金钱成为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导致社会角色和职业的颠倒，传统价值观受到冲击。朱文纳尔等知识分子对这种社会现象进行了猛烈抨击，认为这是一个荒诞不经的社会，最终促使一些人选择离开罗马，寻求不同的生活方式。

21、在朱文纳尔和他的朋友翁布利修斯看来，罗马的穷人众多，生活困苦，沦为小偷和盗匪，成为社会动荡的隐患。塔西佗则对罗马的暴民和乱民充满鄙视，认为他们是无头脑的愚民，只会阿谀奉承。朱文纳尔不仅看到这些民众的暴民和愚民特性，还关注他们的贫困问题，认为贫困会导致铤而走险。

22、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作家们对穷人和贫困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亚里士多德认为，单纯的救济会导致懒惰，而西塞罗和塞涅卡则强调在帮助穷人时要谨慎，避免过度。罗马社会早期视财富为荣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穷人的破坏性逐渐被认识到，成为社会秩序的威胁。

23、格拉古兄弟通过创立“谷物分配”制度，利用民众的支持进行政治改革，但这一制度并未真正解决贫困问题，反而吸引了更多移民，加剧了贫困。现代富裕国家面临的都市贫民问题与罗马时期相似，福利政策未能有效帮助穷人脱贫，反而加深了社会矛盾。朱文纳尔在《讽刺诗》中表达了对这种社会现象的担忧和不满。

24、朱文纳尔在《讽刺诗》第3首里通过人道主义的角度探讨了贫困和穷人的问题。诗中强调，帮助穷人提高工作能力、获得工作机会并自食其力，是实现有尊严脱贫的途径。否则，穷人只能依赖政府政策，成为社会乞丐，陷入贫困和懒惰的循环中，无法改变自己的生存处境。

25、朱文纳尔在诗作中表现出对穷人的复杂情感，既同情他们的处境，又对他们充满鄙视和害怕。他提出的“面包与马戏”概念，指的是通过满足基本需求来控制民众，使他们远离政治，成为专制暴君的工具。在《讽刺诗》第10首中，朱文纳尔描述了罗马平民如何因为放弃政治职责，只关注基本需求，而失去了对社会的掌控。

26、对“面包与马戏”可以有两层意义的理解。第一层是，人民变得猥琐和平庸，有饭吃，有表演看，就已经心满意足，对政府感恩戴德，变得安分守己。第二层是，政府不是通过卓越的公共服务或公共政策，而是仅仅用骗取老百姓认可的办法，通过转移、分散注意力或满足民众的眼前利益，来获得统治正当性，其基础不过是食物（面包）或娱乐（马戏）。

27、今天，面包和马戏的概念被赋予了新的含义。面包不再仅指罗马时期的谷物分配，而是泛指住房、汽车、冰箱、电视等物质财富，这些物质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使他们专注于个人生活，感觉幸福，从而忽视了对公共事务、公共政策、政治道德和国家未来的关注。这种趋势被描述为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

28、同样，马戏也不再是罗马人的娱乐活动，而是指电视剧、手机游戏、社交软件、网络八卦和留言，以及各种大众媒体制作的节目。这些娱乐形式成为现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类似于古代罗马人对于马戏的喜爱。

29、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即使人类财富足够让所有人过上体面的生活，由于富人的贪婪和制度的不公，少数人仍将积累巨大财富，导致许多人仍然生活在贫困中。在人性和制度得到根本改变之前，贫困问题将持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