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两宋相对于历朝历代政治较为清明，经济非常发达，文化异常昌盛，各种人才也是层出不穷，本应成为继汉唐之后华夏文明的又一座巅峰。然而，就因为在军事力量上的孱弱无能，始终拿幽云十六州这么个区区之地束手无策，导致无法完成大一统的伟业。不仅如此，还接连被契丹人在高粱河、澶州等地连番屈辱，连西夏这样的撮尔小国都能搞得堂堂大宋朝焦头烂额，最终不得不花钱买平安。

说到割地赔款，总让人想起清朝，但实际上两宋才是搞这个行当的开山鼻祖。

两次亡于外族、前后三帝被掳，大宋朝丢人快丢出了大气层

更甭提靖康之耻和临安出降——一个王朝连续两次被异族灭国、总计三位皇帝被抓了俘虏，这在华夏五千年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仗打不赢，当然是军队不行。可两宋的军队为啥就不行？三百年多前的唐军还是半兵半农的非职业军队呢，非但没有军饷，出征还得自备弓刀衣粮。可即便如此，唐军依旧闻战则喜，哪怕身处绝境仍能酣战不休，这才有了盛世大唐，才有了四夷臣服，才有了万国来朝。可是宋军呢？与唐军一样的血脉传承，一样的水土滋养，甚至还装备更好、待遇更高了，然而一较上真章了表现却有着天壤之别。

这里可以拿史书中的一段记载举个例子：

“师中独以麾下死战，自卯至巳，士捽发神臂弓射退金兵，而赏继不及，皆愤怨散去，所留者才百人。师中身被四创，力疾斗死。”（《宋史·卷三百三十五·列传第九十四》）

啥意思呢？就是在靖康之变时西军大将种师中率军驰援太原，结果被金将完颜宗翰（即粘罕）包围在了杀熊岭（今山西寿阳西南）。虽然形势很危急，但宋军也并非没有一战之力，所以战况打得很是焦灼。

但忽然之间，宋军就莫名其妙的崩溃了。为啥？因为军情紧急，种师中出兵时钱没带够……而根据当时的潜规则，宋军的士兵无论干点啥是要拿“计件工资”的——拔营得给钱，行军到了一定里程得给钱，与敌接战得给钱，打赢打输都有价码，就连每发射一轮弩箭该发多少钱都是明码标价的。当时宋军被围，全靠发射神臂弓阻挡金军的攻势，可是射着射着，就把种师中的腰包给射瘪了。于是迟迟拿不到预定赏钱的士兵们才懒得替人卖命，干脆一哄而散，成了光杆司令的种师中只好凄惨的去死。

种师中就是被眼里只认钱的兵渣子坑死的

像这样只为钱而战的军队，哪怕是白起韩信复生，也带不动、打不赢。

为何唐宋两军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会出现如此之大的差别？关键就在于“为何而战”这四个字。

在并不遥远的几十年前的战场上，曾出现过这样神奇的一幕——某支几乎逢战必败的军队中的士兵，只要被俘加入对方阵营、成了“解放战士”以后，没几天工夫就仿佛脱胎换骨般的从病猫变成猛虎。这种现象曾令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其实现在看来答案也很简单，就是解决了“为何而战”的问题。

无论是冷兵器时代还是如今的高科技、信息化战争，人的因素永远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而是否能合理解决“为何而战”的问题，则决定了一支军队战斗力的下限。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总是在没完没了的折腾兵役制度，或是改良或是干脆推倒重建，目的皆在于此。

只不过有的成功，然后才有汉唐之威流芳千古；有的失败，所以弱宋之名至今遗臭；有的则是先成后衰，比如明清——开局猛如虎，结局倒着数……

今天，咱们就来说说这方面的故事。

从夏商西周以迄春秋，我们的祖先主流的打仗形态叫“车战”，就是4匹马拉着个木制车厢，上边站着3个人——一人驾车、一人持弓、最后一人则装备重兵器（通常是戈）。开打时，两军先面对面排成两列阵线，然后战车开始反复对冲，远则射之，近则捅刺。直到有一方扛不住了溃退，这一仗就算打完了。

车战更像是种有着严格规则的现代体育竞技项目

别看我说得简单，其实车战非常复杂。往好听了说是车战有着一套严格且充满着贵族气质的交战礼仪，极其类似现代竞技体育比赛的规则；要是往难听了说，这套交战规则在今人眼里就像是一群神经病在瞎胡闹。

为啥？首先因为战车非常昂贵，即便是像晋楚这样春秋时期的顶级霸主在对外进行武力威慑时，也只敢自称是“千乘之国”。这就导致了两个结果——其一是战争的规模有限、杀伤有限。像是决定了晋楚两国命运的鄢陵之战，名义上有近10万人参战，其实战事的走向只取决于蹲在几千辆战车上的那万把人。剩下那8、9万人其实就是啦啦队或背景板，就等车战的结果出来了，该欢呼的欢呼，该跑路的跑路，然后就可以领盒饭回家了。

其二就是有资格蹲在昂贵且稀少的战车上的，只能是受过良好训练的贵族。而先秦时期贵族普遍联姻，所以仗一打起来，往往是七大姑家的大表兄跟八大姨家的二舅姥爷互砍，这种战斗还能激烈到哪儿去？所以往往是打着打着，彼此还得打个招呼、行个礼啥的，一般下不去死手、也没法下死手，否则就算打了胜仗回去也得被媳妇踹下炕。

故此在当时出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这样令今人匪夷所思的交战礼仪，也就不足为怪了。

春秋时代的“仁义之师”，大体上还是名副其实的

同时，战车不但昂贵而且极其脆弱——别说在山地、丘陵、河滩等复杂地形完全派不上用场了，哪怕是在战车冲锋的路上挖道浅沟或是堆些石头，那就是车毁人亡乃至全军覆没的下场。所以那时候打仗，双方先得商量出一个合适的地点和时间，然后再以正正之旗，堂堂之阵正面硬刚，谁也不许耍心眼，即“不以阻隘也，不鼓不成列”（引用同上）。

所以在泓水之战中的宋襄公不肯趁人之危作半渡之击，在今人看来是无可救药的愚蠢，可在当时却受到了主流舆论的交口称赞：

“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春秋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

当然啥时代都有不守规矩的，先秦时也不例外，比如假途灭虢，比如崤之战等等。但这种玩偷袭、耍心眼、下黑手的打法在当时并不是主流，而且也不为主流社会所允许——除非你强到没人敢惹，否则下场要么就是遭受群起而攻之，要么就是“社死”。比如崤之战后，身为中原霸主的晋国就遭到了老冤家楚国的口诛笔伐，还促成了秦楚结盟，在西、南两个方向遭遇了巨大的军事压力。

晋国虽然取得了崤之战的胜利，但在战场之外损失惨重

不过在先秦的世卿世禄制下，虽然表面上维持着兵农合一的体制，但战争却沦为了一小撮贵族间的竞技游戏，与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毫无关系，也得不到任何好处。所以才会出现仗打了几百年，最多打出几个霸主，却打不出个皇帝的局面。

改变的起点，在于晋国这个传统霸主的崩解。新兴的暴发户如赵魏韩等国没有那么多的历史包袱，为了自存、自强可以不择手段，这才有了魏国武卒和赵国的胡服骑射，让中原的老旧贵族们差点被晃瞎了眼。最终的结果却是“口嫌体正直”，不得不跟着学。

而真正打破了数百乃至上千年兵役制度传统的，还是秦国的那帮土 包子。更准确的说，是商鞅变法弄出来的那个军功爵制。

军功爵制第一次直面“为何而战”这一核心问题，显现出了巨大的威力

战国之前的战争，只涉及到君王以及贵族的利益与荣誉，与其他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哪怕一个出身低微的将士立下了天大的功劳，比如将对方的主帅给砍了，通常也得不到什么好处，没准还得被问罪。

像是在繻葛之战中，郑国大将祝聃一箭射伤了周桓王的肩膀，导致周王联军大败。可在战后论功行赏却没有祝聃的份儿，因为郑庄公说这厮以卑伤尊违背礼法，不砍死已经是宽宏大量了，还敢提什么功劳？

最终祝聃被活活气死了。

对秦国这么个穷僻之国来说，贵族少且穷，跟别人玩车战纯属找死。要想扬长避短，就得换个思路、换个玩法。

商鞅就告诉秦孝公，咱们可以玩人海战术，就是拿那些中原贵族瞧不起的老农民们淹死丫的。可问题是在过去的几百上千年里，老农民们也天天跟着贵族去打仗，但却几乎没有存在感。为啥？因为这帮家伙在战场上就是群混子，打赢了让欢呼两嗓子绝不喊三嗓子，就连打输了要跑路都跑得无精打采，谁敢指望他们打主力？

商鞅说混子之所以是混子，就是因为缺乏刺激。要是告诉他们砍死一个敌人赏赐一套房、砍死俩奖励十亩地、砍死仨就能当上官，你试试看在百万军中还能找出几个混子？

这就是军功爵制——只要拼命杀敌，理论上哪怕是最卑贱的农夫也有机会一跃升天，成为人人艳羡的“肉食者”，这样一来哪个秦军会不拼命杀敌？

因为拼命杀敌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秦军自然会杀得凶猛异常

所以当个个都红着眼睛，满脑子都是为自己、为家族、为子孙杀出个前程、改变个命运念头的秦兵面对仍是一副混子心态的六国军队时，就像狼群杀入了羊圈：

“山东之士被甲蒙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裼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与山东之卒，犹孟贲之与怯夫；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兒。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异垂千钧之重於鸟卵之上，必无幸矣。”（《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第十》）

秦军是如何变强的，并非什么秘密，看起来简单照抄即可。可问题是山东六国的贵族传统根深蒂固，特权者压根不想让渡任何利益，所以哪怕是照抄秦国的作业，也只能是照猫画虎，结果可想而知。

那就是秦军横扫六国，一统天下。

汉高祖刘邦是打着“诛暴秦”的旗号得的天下，“非秦”在大汉朝可是最大的政治正确。不过老刘嘴上说着不要不要，身体却很诚实——秦朝的全民皆兵和军功爵的制度几乎被他原封不动的继承了下来。而且效果也很不错，像是汉武雄风、卫霍威名都是建立在一个个被军功爵制刺激得忘我拼杀的汉军士兵不懈奋战的基础之上的。

但很快，兵农合一和军功爵制的缺陷和对于时代发展的不适应性就表现了出来。

首先，在先秦时期天下实际上处于分裂状态，哪怕大如战国七雄占据的也不过是如今一省或数省的地盘，出门几百里就能打场灭国之战。所以在那时候，像秦楚等强国动不动就能动员出百万大军，几乎相当于把全国的男丁都打发到了战场上，却不怎么担心没人种地而导致饿殍遍地。为啥？除了有自身储备，就算真没粮了也可以去邻国买啊。所以那时候的商人地位老高了，几乎为史上所仅见，要不然吕不韦哪来的胆子敢贩卖君王？

事实证明，全民皆兵的兵役制度对大一统王朝来说耗费太大了

可到了两汉就不同了。一方面是大一统了、地盘大了，内部叛乱基本不足为患，真正的强敌都远在四野八荒，再不是此前出门几百里就能灭国的局面了。哪怕两汉的国力远远强过先秦的诸侯国，但以当时孱弱的生产力要征发百万大军攻击远在数千里外的敌人，大汉朝的财政就得分分钟破产。所以即便是在汉武帝一朝战事频仍的时代，卫霍们一次出征顶多也就十几万人的规模，还得兵分数路、逮住匈奴人赶紧打一架就往家跑，否则大家都得饿肚皮。

另一方面则是两汉仅编户人口在巅峰时就将近七千万，再加上奴隶、隐户、逃户什么的没准能上亿，远超先秦时期。吃饭的嘴多了几倍，而适合产出的粮食的土地就那么大，每个人能分到填肚子的东西自然就少了，日子自然也就难过了。

在兵农合一、全民皆兵的制度下，如果刘彻们愿意，全国23~56岁的男丁都是可征召的兵员，就算一次性的发动几百万、上千万大军出去打架也并非天方夜谭，只要他能养得起。可问题是他能养得起吗？当然不可能——养不起还用不着，这个兵役制度就显得有些鸡肋了。

其次，作为史上第一个能长期维系的大一统王朝，两汉的刘家皇帝与先秦时期的诸侯最大的区别在于内治重于外患，也就是说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才是一切事务的重中之重。所以像秦朝一统天下后还继续滥用民力以至于引得天下鼎沸的教训是两汉统治者所不可取、也是竭力避免的事情，即便有了全民皆兵的制度也是能不用就不用，能少用就少用。

于是这玩意就更鸡肋了。

事实上，全民皆兵和军功爵制在东汉时就已经被废掉了

此外，商鞅搞出来的军功爵制虽然一开始效用非凡，但时间长了其中的套路和忽悠成分也渐渐的为人所共知。那就是一个平民出身的士兵哪怕有霸王之勇、淮阴之谋，要不赶上改朝换代这样的大机缘，也必然很快会撞上晋升的天花板。尤其是两汉承平日久、阶层固化以后，其对将士奋勇作战的激励作用日趋淡化，几近于无。这也是自昭宣之后汉军战斗力日趋没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最后就是全民皆兵制度导致军权分散于地方，让刘家皇帝非常没有安全感。所以汉光武帝刘秀在位期间，连续诏罢郡国都尉（地方军事主官）及轻车、骑士、材官和楼船士，地方军的训练、校阅也连带取消，等于在事实上取缔了全民皆兵的兵役制度。

在取消了全民皆兵制度以后，东汉用来保卫皇帝老儿安全的精锐部队——南、北两军就失去了兵源（此前南北军是从郡国兵中拣选优异强健者填补缺额），无奈之下只好用募兵取而代之。

但募兵制有两个显而易见的严重问题。其一就是士兵从军的初衷从尽义务、保乡守土变成了当兵吃粮，打起仗来自然惜命。为啥？身为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全靠那点军饷养活全家老小，一旦打仗挂掉了，父母妻儿谁养活？所以西汉时汉军面临绝境依然酣战、死战不休的场面在东汉就越来越少见，反倒是一遇强敌就轰然溃散的情况倒是屡见不鲜。

募兵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士兵往往把为钱而战放在首位

其二就是军队很容易由国之公器变成将领的私属之物，这也不难理解。毕竟在全民皆兵的时代，士兵应召而来，事罢即散，将领除了指挥打仗对其并无多大的约束能力。而募兵制下，虽然军饷是朝廷发的，但士兵能拿到多少、有多大晋升空间基本由将领说了算。尤其是募兵流动性差，铁打的营盘里不再是流水的兵，自然要对决定其前途命运的将领唯马首是瞻。

所以像卫青、霍去病这样有功高震主之嫌的名将，一旦离开战场也只能指挥得动百十个亲兵。而在东汉末年的西园八校尉，功勋威望较之卫霍能差出十万八千里，却个个位高权重、军权在手，即便位在三公者亦不敢小觑。

而一旦遭逢乱世，这些兵权在手的军头更是成为祸乱之源。东汉末年天下三分，西晋短暂一统后又陷入长达300多年的大分裂，这种短视且混乱的兵役制度毫无疑问是致乱之源。

问题既然出现了，哪怕是在那个无比混乱的时代，也必然会涌现出杰出的人物试图予以解决。

从三国的曹魏开始，世兵制出现了。那么何为世兵制？其实就是兵农合一、全民皆兵这种曾被证明是非常合理有效的兵役制度的改良，即根据需要将编户之民划分为军户和民户两部分，但凡划归军户之家的男丁需要终身当兵、世代从军，就算阵亡了也得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而划归为民户之列的，则只需要承担赋税和徭役的义务，无须从军。

木兰姐姐之所以要替父从军，就是因为“可汗大点兵”之后，世兵家庭就必须出人当兵

北魏权臣、后来的北齐奠基者高欢曾用来忽悠鲜卑与汉民的一番话，可以当做对世兵制下军户与民户之分的最好诠释：

“（高）欢每号令军士，常令丞相属代郡张华原宣旨，其语鲜卑则曰：‘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七·梁纪第十三》）

世兵制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在世兵制下，军户依然为兵农合一——平时为民，战时为兵，保持了秦汉时养兵及作战成本极低的优势。同时军籍与民籍的分列，又避免了全民皆兵制度下统治治理难度大、对社会生活和农业生产影响大的缺陷，可谓是对传统兵役制度的改良和进化。

而世兵制的终极改良版本——府兵制，则是在西魏时由高欢的死对头宇文泰搞出来的。

所谓府兵制，即在世兵制的基础上建立起由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组成的兵役组织系统，将府兵的选拔训练与征调作战纳入两个互不统属又相互依存的体系，实现了中央政府对军权的全面掌控，杜绝了将领在中间“赚差价”。这套兵役制度源于西魏、盛于隋唐，没于唐天宝年间，历时200多年。

府兵制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兵役制度的巅峰，而且没有之一。

首先，府兵制在原则上依然是全民皆兵、寓兵于农。唐朝政府既可以在短时间内动员足够数量的兵员以应对国家征战、守御的需要，又无养兵之费的同时，却有养兵之实。因此，相对于后来实行募兵制的宋、元、清等朝代，唐朝发动战争的成本较低，因此对外开疆拓土、征战域外的动机和欲望更为强烈。

府兵制下战争成本很低，所以隋唐总喜欢打仗，也打得起

其次，府兵都是出身有家有业的良家子，兵员素质良好，这就形成了以下几方面的优势：府兵的出身决定了其具有优良的组织性、纪律性，既不会扰民害民，又有超过一般军队的服从性，这一点在冷兵器时代是战斗力的基本保证；府兵既要从事农业生产，出征又要自备物资补给，还没有军饷——这就决定了他们要是不想因为出征作战而导致自身财产受到损失，就必须取得战斗的胜利，从而用战利品和朝廷的赏赐弥补损失（唐初政府对于战利品分配和战后赏赐的政策是极为宽宏的，一次大捷的获利超过府兵耕种田亩所得的数倍并不稀奇）。

因此唐朝的府兵们往往闻战则喜，战斗欲望和士气极为高昂；府兵制亦是世兵制，父死子继、兄亡弟及，又有授田制保证家庭的基本生活，因此府兵们没有后顾之忧，在战场上往往不顾生死，战斗意志非常坚韧。像实行募兵制的宋朝军队那样一旦战局陷入胶着或稍有不利，士兵就一哄而散的情况在中唐之前极少出现，倒是即便陷入绝境仍酣战不止、不死不休的场面在唐军中屡见不鲜。

最后，在府兵制下武将不得私有其兵，折冲都尉只负责训练，没有领兵、调兵之权，十六卫大将军对于府兵只能遥领而无法实际控制，甚至连私下接触都在严禁之列。遇有征伐，皇帝临时遣将领兵，战争结束后府兵们便回归军府，再不受主将所辖，主将也必须上缴帅印。因此在唐朝中叶之前，尽管名将辈出又征战频仍，但却从来没有产生过拥兵抗命的军阀。

初唐时的府兵，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战斗力最强的军队

正是这种制度上的保障，使得即便领军主帅能力平庸，唐军仍难以击败、不可轻侮，更何况唐初名将如云？因此，正是高度成熟完善的府兵制，在制度上保证了唐军扬威域外、百战不败的威名，造就了盛唐之盛，最终使得四方蛮夷宾服，争相来捧天可汗的臭脚。

然而府兵制存在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均田制。

何为均田制？就是中央政府将土地无偿分配给农户，部分土地在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部分土地在其死后还给官府，本质上是一种国有土地制度。而均田制与府兵制相结合，就是赋予了府兵安身立命的根本，使其成为有产者。而有恒产者有恒心——这才是隋唐府兵“为何而战”的根源所在。

但要维系府兵制，需要极其严苛的条件。比如官府要能源源不断的拿出土地分配给农户，就得不断的开疆拓土，就得不断的发动征战，并以此维持府兵的战斗力。同时还得限制权贵兼并土地，还得严格约束吏治军纪，还得繁荣经济、增长国力以维持日趋巨大的财政开支……

土地兼并是帝制时代无解的难题，所以府兵制注定难以长久的维持

可是在一个长期存在的大一统王朝，这样的条件是根本无法长期维系的。

尤其是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国内承平日久，国力日渐强盛，四野除了彼此都对彼此无可奈何的吐蕃外再无大敌，于是他很快就懈怠了，甚至一度打算放权给李林甫、自己去寻求长生不死：

“我不出长安且十年，海内无事，朕将吐纳导引，以天下事付（李）林甫，若何？”（《新唐书·卷二百七·列传第一百三十二》）

皇帝不管事，权贵们自然愈发贪婪跋扈。于是在开元盛世“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盛景背后，则是土地兼并日趋剧烈，失地农户哀嚎遍野，贪官污吏层出不穷，初唐以来政通人和的官场气氛一去不返……

于是在李隆基的懒政怠政之下，均田制轰然瓦解，府兵制随之不存，到天宝年间（公元742～755年）不得不停废。

大唐朝没兵可招了可咋整？懒得动脑子的李隆基大手一挥，遂以募兵制取而代之——开元盛世嘛，还差那俩军饷吗？

可问题是募兵制取代府兵制，可不仅仅是由品性不佳的不良人取代了老实巴交又忠诚可靠的农户成为大唐军队的主力兵员，更使得这支军队的荣誉感和责任心发生了断崖式的下降，同时在民间的口碑和号召力以及自身的战斗力，更是与此前不可同日而语：

“至是，卫佐悉以假人为童奴，京师人耻之，至相骂辱必曰侍官。而六军宿卫皆市人，富者贩缯彩、食粱肉，壮者为角牴、拔河、翘木、扛铁之戏，及禄山反，皆不能受甲矣。”（《新唐书·卷五十·志第四十》）

要是大唐十六卫府兵犹存，试问借安禄山百副胆子，可敢造反？

府兵制瓦解后，唐军就从无敌雄师堕落成丧家之犬

自府兵制崩解，所谓盛唐也就寿终正寝了。自安史之乱以后，大唐朝犹能苟活百五十年，仅是凭借祖宗余威以及世无枭雄罢了，跟那连区区南诏都搞不定的唐军强弱与否没啥关系。

但在那乱糟糟的时代里，自中唐以来的募兵传统却保留了下来，直至五代，直至两宋。

开创了宋朝的赵匡胤，其实与晚唐时割据的藩镇、五代时迭出的军阀没有任何区别。而北宋之所以没顺理成章的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代，就在于老赵用一杯酒彻底压制住了各路大小军头、断了其取而代之的野心。因此两宋可以建立起出清明的政治体制，发展出空前绝后的繁荣经济，创造出不亚于汉唐的昌盛文化，却始终在军事力量方面烂泥扶不上墙，为啥？就因为两宋的军事体制、尤其是兵役制度上较之中晚唐和五代十国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甚至还没少往后退步。

因为在募兵制下军队沦为将领私有之物几乎是必然之事，必然会威胁到赵家皇帝屁股下的那张宝座。所以赵家皇帝又得拿出土地财货收买武将之心以换取兵权，还得厚待文官士大夫以压制武将，所以两宋成了史上唯一一个不限制土地兼并，还默许官员经商的朝代。既然不限制土地兼并，那就没法像汉唐那样搞兵农合一，只好拿募兵制继续凑合。

但谁都知道搞募兵制的军队战斗力不行，两宋给出的解决办法有两个。其一是寄望于重赏之下出勇夫——北宋禁军中的一名普通士兵的年俸都能达到百贯（不考虑被长官克扣的情况下），按粮价折算相当于现在的7.5万人民币，这简直是个空前绝后的高薪，直接导致了北宋军费开支占到了财政收入的七成以上，成了“三冗”问题中最无解的那一个。

其二就是质量不行数量凑。话说历朝历代的常备军数量其实都不多，像是实行募兵制东汉北军也不过数万人，初唐时战事频仍，但在不用开军饷的情况下全国常备军的数量也不过50万左右。可两宋呢？在宋仁宗赵祯在位期间，全国的正规军队数量一度达到了140万以上，这又是一个空前绝后。此后数量虽有下降，但情况却更加糟糕了。

别看两宋军队打仗不行，但收入之高、福利之好无一朝可比

为啥？因为吏治败坏和军纪废弛，导致军中吃空额、喝兵血的现象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像是最精锐的西军，因为成天打仗的缘故实际兵额还能达到编制的七成；长期与辽军对峙，但长达百年未经大规模战事的河北禁军以及驻扎在京师的禁军员额只有编制的一半上下；中原其他地区和江南一带能有编制的三成就不错了；岭南等长期无战事又不怎么重要的地区，会喘气的士兵能占到名册上数量的一两成，带兵将领都算有良心的；而只存在于枢密院发放军饷的兵籍当中、在当地连个鬼影子都找不到的部队也不是没有过……

这就导致了靖康之变时东京城名义上驻军20万，但实际上谁都说不清有几人能战。西军大将种师道奉命驰援，结果搜刮殆尽也就划拉来1.5万名士兵。这就导致了面对6万南下的女真人，东京守军的总兵力才不到8万，其中具有一定战斗力的禁军只有3万左右，这还怎么打？

对此，没见过世面的女真人还满脑袋问号：

“闻南朝有兵八十万，今在何处，今何不迎敌？”（《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六》）

女真人还真是天真，殊不知大宋朝当然有兵，还不止80万。只不过其绝大多数都驻扎在大宋枢密院的架阁库里边，而且他们存在的唯一的意义不是打仗，而是为了领军饷。

这样的王朝，不亡掉才是咄咄怪事。

明太祖朱元璋是个非常有想法的皇帝，开创了很多非常有特色、除了他自己以外没人搞得清为啥要搞的“祖制”，军户制就是其中之一。

老朱拍脑门弄出来的那个军户制，就是个四不像

军户制，就是在特定人户中实行的一种世袭的、有报酬的征兵制，类似于世兵制，但军户士兵又享有月粮和布帛钱钞等固定军饷待遇。看上去很像是老朱在前朝兵役制度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搞出来的新东西。

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自中唐以后至明初近700年间，甭管朝代如何更迭，在兵役制度上基本上都是募兵制主打天下。这样一来除了造成军队的战斗力越来越水，另一个致命的影响则是使得军队的名声越来越臭，以至于当兵成了个卑贱的、受人鄙视的职业。像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之类的俗语深入人心，较之汉唐那些尚武的朝代时军队备受尊敬、军人广受追捧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在老朱不想搞募兵，世兵制又完全脱离社会现实的情况下，他弄出来的这个军户制，就成了个四不像。

相比世兵制，军户制下军户世代为兵、不得改籍，同时却没有隋唐时的授田待遇，即便免税也免得非常不彻底。这就导致军户负担极重、待遇极低，一次征调就可能全家破产。同时相较于其他民户，军户地位低下，备受歧视，就连通婚都受嫌弃，这样的士兵打起仗来怎么可能有士气？

而相较于募兵制，军户拿到的那点军饷微不足道，更没法跟两宋的“大爷兵”相提并论。可募兵制下士兵俨然为将领私有，肆意奴役、迫害、欺凌的毛病却学了个十成十，导致军户们的日子简直不是人过的，哪还有心思去打仗？

所以哪怕是在明初制度甫立之际，军户逃亡的现象就十分严重。到了明中叶以后，军户制更是形同虚设，不得不又走上了募兵制的老路。

明朝各卫所军官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防逃兵、抓逃兵

有朋友可能会问，你为啥直接从宋朝跳到明朝，偏不说元朝？

因为元明清这三个朝代兵役制度的发展路线基本类似——都觉得征兵制或者说世兵制很好、都不想搞募兵制，可到头来都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只好乖乖的回归募兵制。

像元清两朝立国前文明程度都不高，打天下全靠全民皆兵的部族兵制，与中原在秦汉时期的兵役制度大体类似。不过正是因为文明程度低，这些曾经骁勇善战的部族兵一旦享受到了富贵之后却很容易堕落，使得元清两朝不得不征发汉军守江山。

蒙古人的做法简单粗暴，就是将汉民简单划分为民户和军户，然后签发军户为兵，明朝的军户制就是大体借鉴了元朝的制度。当然，元朝的签发兵制度效果显然不咋地——自元灭宋以后，谁还听说过元军打过什么像样的仗？

清朝的兵役制度则更像是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打天下时依靠部族兵，等八旗子弟迷恋上提笼架鸟斗蛐蛐以后，又靠半军户、半募兵的绿营兵熬过了康雍乾。等到清末烽烟四起、强敌环伺之际，里子都快没了，谁还顾得上面子？于是又有了纯募兵的乡勇、新军，可算又给大清朝续命数十年。

反正几千年兜兜转转下来，历朝历代不是在征兵，就是在募兵，对彼此的短长优劣也是心知肚明。之所以还要改来改去，其实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为何而战”的问题。

可在帝制时代下，他们再怎么改也只能围绕物质刺激做文章，解放思想、开启民智、提升觉悟之类的精神刺激是绝对不能做、也不敢做的。

所以甭管怎么改，最后还是改了个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