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平保卫战的得失，很多人心存疑惑：我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硬碰硬地与敌人打阵地防御战，这在血战湘江以后几乎就从来没有出现过。

自遵义会议之后，“不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是关键。”始终是我军秉持的作战方针，为什么到了四平却变成了“化四平街为马德里”、“死守四平、寸土必争”这样的口号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早就将这个问题阐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945年8月28日，为了避免内战，主席不惜犯险亲赴重庆谈判。从8月29日至10月10日，国共双方在重庆经过43天谈判，最终，国民政府将这期间双方代表的历次谈判记录整理成一个书面文件《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

“双十协定”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

然而，“双十协定”实质上仅仅只是把国共双方各自的诉求写在里面，其中不少事项双方并未真正达成一致，另有很多虽经几轮谈判却始终悬而未决的问题，更没有在这份协定当中反映出来。

尽管如此，重庆谈判仍然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希望。

但是，就在“双十协定”发布当晚，蒋介石辗转难眠，在其日记里写道：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

其发动内战的野心，昭然若揭！

主席深知蒋介石的脾气和秉性，从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到1941年1月7日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发动“皖南事变”，都不难看出，蒋某人一直干的都是表面上一套，背地里一套的勾当。

果然，还在和谈期间，蒋介石就委任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后改为行辕），主持东北接收及对苏谈判。同时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协助熊式辉接收东北。

杜聿明赴任前专门飞赴上海，拜会美军第7舰队司令官金凯德，请求美国海军帮其从海路运兵至秦皇岛。

金凯德当即答应了杜聿明的请求，并做出承诺，第一批先将驻扎在香港九龙的第13军，驻扎在越南河内和海防的第52军和第93军海运回国。

10月下旬，第13军由美舰海运，从香港九龙抵达冀东秦皇岛登陆。

几天后，第52军也由美舰从越南海防运至秦皇岛登陆。

杜聿明随即下令第13军和第52军沿北宁路全力向驻守山海关的我冀热辽部队发起猛烈攻击。

11月16日，我驻守山海关的冀热辽军区沙克、张鹤鸣部，以及从渤海军分区驰援的山东军区第7师杨国夫部被迫弃守山海关。

山海关一失，进入东北的陆上通道就被敌军打通了。杜聿明率第13军、第52军总计7万余人越过山海关挥师疾进。

11月22日，杜聿明一天之内连续攻占兴城、锦西、葫芦岛三处战略要地，兵锋直指锦州。

11月26日，锦州也被杜聿明攻陷。

从11月16日山海关失守，到11月26日锦州陷落，短短10天时间，整个辽西走廊就尽落敌手。

刚到东北一个月的林彪，就被杜聿明当头一记闷棍，打得措手不及！

主席从重庆返回延安后，紧急调阅了这段时期以来中央和东北局之间的往来电报，并仔细研读了11月份的东北战报。

1945年12月28日，主席向东北局下达了“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

主席开篇即用坚定的语气讲道：

“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

建立这种根据地，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经过艰苦奋斗。建立这种根据地，需要三四年。但是在一九四六年一年内，必须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创建工作。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站不住脚。”

——收录于《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

主席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已经敏锐的预判出：在不久的将来，东北地区必将成为国共两军逐鹿天下最为重要的战场。

1946年1月10日，在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将军的调停下，国共双方公布“停止军事冲突与恢复交通协议”，达成了暂时的停火。

1月19日，蒋介石密令熊式辉、杜聿明：

“凡我军已入东北之部队，无论其兵力大小，亦无论行军驻宿，皆须随时完成作战之准备，千万勿息。”

同时，国民政府国防部加速从上海、广州、越南等地大举运兵到秦皇岛登陆，准备扩大东北内战。

1946年2月上旬，国民党军集中新编第6军新编第22师和第14师、第52军第2师、第13军第89师共计4个美械师，分南路、中路、北路沿北宁铁路沟帮子至新民段向两侧地区发动进攻，企图驱逐东北民主联军部队，为其后续部队开进东北和进占沈阳创造条件。

2月13日夜，北路第13军第89师第265团第1营、第266团及师属山炮连、运输连，约3000余人窜至法库县秀水河子，被我东北民主联军第1师、第3师总计7个团包围，经一夜激战，歼敌1600余人。

此役虽然规模不大，但意义重大，我东北民主联军不但初步打击了敌人的猖狂气焰，而且消除了部队对美械装备的恐惧心理，大大鼓舞了东北民主联军的士气。

1946年2月上旬，新1军和新6军相继调入东北。这两个军皆为国民党军的五大主力之一，在缅甸战场上取得过骄人战绩，在印度兰姆伽训练营获得了全部美式装备。

3月，第60军、第71军、第94军也先后进入东北，使得东北国民党正规军的兵力进一步扩大，由1月份的14万人增加到了28.5万人。

由此，国共两军在东北地区的大规模内战已注定无可避免。

主席针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作出以下论述：

“我们如若不敢与敌人争锋相对，不对向北推进的国民党军队予以一定打击，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目标将无法实现。”

——收录于《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

3月26日，主席向东北局发出指示：

“由于蒋军在进攻锦州、阜新、热河时，我未能给以有力打击，使蒋轻视我在东北力量，认为可以不费大力即能击溃东北我军，控制东北。因此蒋现拒绝与我谈判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建议，不想承认我在东北地位，而仍想武力解决。

在此情形下，东北的武装冲突，暂时还难避免。”

——收录于《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

1946年3月上旬，占领沈阳的苏联红军开始从沈阳及其周边区域逐次撤军，3月13日，熊式辉率东北行营和东北保安司令部顺利进驻沈阳。

熊式辉占住了东北人口最密集和经济最富裕的沈阳地区仅仅两天后，于3月15日命令：

南线，由新6军、第52军和第94军一个师向本溪方向进攻，以保障沈阳侧后的安全。

北线，由新1军、第71军在4月8日前攻占四平街。

当时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时因肾结石在北平治病，由郑洞国暂代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一职。

郑洞国后来回忆道：

“我们的方针就是要趁着国共停战三人小组没到东北之前，尽可能扩大占领地区，首先要控制铁道沿线的重要城市，造成既成事实，以便将来进行停战谈判时，使我方处于有利地位。”

——引自《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

正当国民党军按计划北上准备进驻四平街等战略要冲时，赶巧不巧，苏军偏偏在这时候撤走了。四平街顿时成了无主之地，被一拨土匪武装趁隙占据。

这拨杂七杂八的土匪，以及一部分原“满洲国”伪军被熊式辉以一纸廉价的委任状收编后，组成了国民党辽北省保安部队。虽然这支队伍里面“司令”、“军长”扎堆，其实不过数千人而已，且战力孱弱，不堪一击。

1946年3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以6000兵力速战速决，全歼了这支3000余人的杂牌部队后，抢在国民党军队北上之前占领了四平，堵住了国民党军队北进的通道，史称“一战四平”。

1946年4月1日，蒋介石在国府参政会上捶胸顿足地叫嚣：

“不夺下四平，不停止战争。不打到长春，不商谈和平。”

至1946年4月下半月，东北民主联军在苏军撤军后，用攻占四平街的方式，先后进驻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三个城市，基本上都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

那些被熊式辉委以“司令”、“军长”、“师长”的土匪和伪军们，见到我军时几乎都不做什么抵抗，不是跑，就是降。我军进驻哈尔滨时一枪未放。

眼见北上之路被堵死，熊式辉致电蒋介石，建议向东北增兵：

“我军若再有12至15个军调入东北，可第次收复全境。”

但因蒋介石正在酝酿发动全面内战，华北、华中、华东等地区都急需部署兵力，关内的部队实在难以抽调关外，只好作罢。

蒋介石复电熊式辉：

“如我军决心向北挺进，则对南除收复本溪湖以外，不必再求发展，应暂取守势，而用全力向长春挺进。应抽调新6军及其他有力部队向北推进，集中全力击破其四平街以南之一股，而消灭之，则大局定矣。”

——引自《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

四平街，就这样成为了国民党军北进之路首先必须攻占的第一个目标。

此时正值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正在调处国共双方军事冲突。对于国共两军来说，四平的得失，其政治意义已经变得远远超过了军事意义。

四平保卫战（二战四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四平街位于南满平原的中心，连接着三条铁路线，是东满、西满、南满、北满之间的交通枢纽。不言而喻，其战略位置极其重要。

战前，中央给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下达的命令是——“死守四平，寸土必争！”

时任东北局书记的彭真，向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发去电报：

“根据中央指示，我之方针是全力控制长（春）哈（尔滨）两市及铁岭以北之长春路与中东路全部。

完成此任务的关键在于集中全东北一切可能调用之兵力，在沈阳与长春之间铁路沿线上进行反复的争夺战，大量消灭敌人，力争阻止敌人于四平以南地区，以便确保以长、哈为中心的北满全部于我手中。

此次作战为决定我党在东北地位之最后一战，望空前动员全党全军以最大的决心，不惜任何牺牲，争取这次作战的决定胜利。”

——引自《彭真传》

四平保卫战初期，东北民主联军驻防本溪的3纵、4纵在战略态势上占据一定优势，既可北上解围四平，又可切断杜聿明后路致其腹背受敌。因此，令杜聿明一直缚手缚脚，以致不得不分兵攻击本溪，不敢全力攻击四平。

但4月23日，蒋介石亲赴沈阳召见杜聿明、赵家骧，更改作战部署，调集新1军、第71军（欠第18师）共两个军在空军的掩护下主攻四平。

同时命令第52军、新6军、以及71军第18师攻击驻扎在本溪的3纵、4纵。

由此，东北民主联军四平、本溪两地守军不得不各自为战，互为犄角的战略格局遂告瓦解。

战至5月7日，因3纵去往四平赴援，4纵独木难支，而北上与四平守军会合的时机也已丧失，为避免无谓的牺牲，4纵弃守本溪，四平自此便成为了一座孤城。

本溪威胁既解，杜聿明携孙立人新1军、廖耀湘新6军、陈明仁第71军，合三军之力再攻四平。

国军这3个军当初出关时，均是由美军飞机、舰船运送至东北，并不像我军由山东至关外全由两条腿走路，并且这3个军都是中央军嫡系，王牌中的王牌，一水的美式装备，挟抗战之胜势，正是士气正旺盛之时。

战至5月中旬，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手提“尚方宝剑”，带同空军司令王叔铭亲临四平督战，空军以日均50架次辅以狂轰滥炸，此时的四平守军败局已定，城破只在朝夕，无谓的坚持已没有任何意义了。

5月18日，林彪下令弃守四平，不久长春亦告陷落，东北民主联军余部不得不踏上北退哈尔滨的漫漫征程……

杜聿明部则乘势一路追击，先占辽源、24日占领梅河口、海龙，26日占领双阳、27日占领磐石、九台，28日占领永吉，29日占领德惠，30日攻占农安……

至5月底，继四平之败，长春陷落后，东北民主联军除北满根据地外，其他根据地几乎丧失殆尽！

四平保卫战的失利，使得整个东北战局发生了重大转变，从而产生了一系列军事上的连锁反应。

这场历时31天的战役，史称“二战四平”。

四平保卫战的得失，至今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这里面，确实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选择。

时任西满军区司令员、中共西满分局副书记的黄克诚，在1946年1月29日曾致电彭真、林彪：

“我们在东北军事上的一个困难问题是集中与分散的矛盾。我们没有根据地很难打胜仗，但没有胜仗又建立不起根据地来。一面需要分散兵力，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创造根据地。一面又需要集中兵力，打破敌人进攻，来掩护创造根据地。二者不可兼得，二者又必须得兼。在东北若不适当解决这个矛盾，军事上有继续遭受挫折，甚至失败的危险。”

——引自《黄克诚自述》

200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克诚自述》中写道：

“敌人在一开始进攻的时候，打它一下子，以挫敌锐气，是完全必要的。现在的情况是敌人倾巢出动，与我决战，而我军暂时尚不具备进行决战的一切条件。

因此，应当把四平及其他部分大城市让出来，让敌军进来，我们则到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去建设根据地，积蓄力量，等到敌军背上的包袱沉重得走不动了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去逐个消灭它。那时候我们就主动多了。”

时至今日，仍有很多人质疑：

四平保卫战为何非打不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硬碰硬的与敌人打阵地防御战，这在红军血战湘江以后几乎就从来没有出现过。当然，这里指的不包括红西路军。

“不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是关键。”这是主席从红军时期就提倡的作战方针，可为什么到了四平城下却变成了“化四平街为马德里”、“死守四平、寸土必争”这样的口号呢？

答案并不难找，《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里，关于四平保卫战时主席亲书的重要指示，早就将这一问题阐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死守四平，这是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作出的特殊决定，有以下三大原因。

4月18日，当孙立人的新1军开始向四平发起进攻时，我军尚未进驻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4月下旬进驻），北满后方根据地更是没有巩固，这两个问题在当时都没有得到解决。

如果在此时放弃四平，听任国民党军队北上，那么，以新1军、新6军的机械化开进速度，我军根本不可能抢在敌人前面进驻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

这个时间差必须尽量争取，甚至需要以付出重大代价来换取。死守四平，就是为了赢得抢先进驻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的时间。

1946年4月19日，当我军进驻长春的第二天（哈尔滨、齐齐哈尔尚未进驻），主席就致电彭真、林彪：

“要战胜顽敌保卫长春，必须准备对付飞机、坦克，并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于四平南北地区举行数次大的战役决战，才能解决问题。”

从这份电报不难看出，主席下决心死守四平的原因，在于为后方建立巩固根据地争取时间。

但是，因为我军过去从未与全美式装备的敌人交过手，在这一点上，确实低估了对手强悍的战斗力。

自1945年10月25日，国民党军队向山海关发起攻击以来，夺锦州，占沈阳，一路迅猛北进。而我军除了秀水河子一仗外，基本上是不断地被动挨打，节节后退。

此时正值马歇尔以美国总统杜鲁门驻华特使的身份，牵头进行军事调停。如若我军继续一再示弱，将在国际上产生极为不利的政治影响。

1946年5月1日，主席致电林彪：

“东北战争，中外瞩目，蒋介石已拒绝马歇尔、民盟和我党三方同意之停战方案，坚持要打到长春。因此，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精疲力竭，消耗其兵力，挫折其锐气，使其以六个月时间调集的兵力、武器弹药受到最大消耗来不及补充，而我则因取得长（春）、哈（尔滨），兵力资财可以源源补充，那时，便可能求得有利于我之和平。”

5月3日，主席又致电防守本溪的南满军区萧华，电报中再次强调：

“只要你们能在本溪地区坚守十天至半月时间，敌之锐气必受挫折，我之胜利就有希望。以战止战，和平方可到来。”

由此可见，四平保卫战不仅是一场军事仗，更是一场政治仗。

当时国共之间的和平谈判仍在继续，并未完全破裂。我党对达成和平协议仍抱有期望，认为东北停战有可能很快实现，希望东北民主联军能在东北地区好好打上一两个胜仗，以便在谈判时赢得一个更加有利的地位。

早在一个月前的4月11日，正在重庆与陈诚洽商停战的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并转东北局：

“陈诚昨日犹坚持非接收长（春）哈（尔滨）段铁路不能停战，今日见东北人士，忽改口赞成先停战维持现状，然后谈整军及政治。我估计蒋（介石）顾虑四平可能打不过去，十五日前不能到长春，始赞成先停战以保长（春）哈（尔滨）现态势。

请中央速令东北在两三日内抢先开兵入长（春），与国军和平共居，并以优势压倒之，惟不伤人，不无故捕人。本溪已稳住，四平街及其东西翼宜给以重击。

蒋（介石）之大打大斗政策，东北如能打进长（春）哈（尔滨），必打。如受些打击被阻四平街，或进入长春已受打击，还可能与我谈判。如东北冲突能停，和平有望，则关内问题有法解决，否则很难孤立解决。”

由此可见，“以打促谈，以战止战”是中央决定在四平与敌人硬碰硬打上一仗的重要因素。

四平保卫战结束后，主席在致各战略区的电报中指出：“四平防御战为一时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

——综上所述，在当时面临蒋介石大打、特打，全面开启内战的严峻形势下，在方方面面的特殊因素的促成下，四平保卫战是箭在弦上，是一场不得不打的特殊战役。

主席“以打促谈，以战止战”的战略方针，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是唯一的正确选项！

所以，当代人看问题，如果不放在历史的长河里，不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往往就看不到问题的实质，看不到问题的深度，就会不可避免地形成短视和偏见。

当代人评价历史事件，必须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