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元旦刚过,呼啸的寒风仍旧停滞在朝鲜半岛上空久久不愿离去。
零下三四十度的极低气温,狂风裹挟着雪粒,将这片土地变作一片冰窟,而在室外负责站岗放哨的志愿军战士们,只感到裸露着的脸庞传来火辣辣的痛感,本想着挪动一下身体,这才发现双腿早已被冻僵。

彼时,在志愿军第九兵团指挥所内的会议室内,身为兵团司令员的宋时轮、以及手下的各级将领齐聚一堂,气氛显得异常严肃。
燃烧着的炭火盆发出幽暗的微光,映照在宋时轮铁青着的脸上。
一旁端坐着的众人目视着前方,眉头微蹙,大气都不敢出一下。
突然之间,宋时轮“噌”地站起了身,将厚厚的一摞文件重重地摔在桌子上。

洁白的纸张在空中翻飞,而宋时轮则指着时任26军军长张仁初的脸,怒不可遏地呵斥道:“70公里的路程,你们走了三天三夜,到底是为了去歼敌、还是去给他们送行的?”
一瞬间,众人的目光全部移到了坐在角落的张仁初身上。
莫名受到指责,张仁初也不甘示弱,当即站起身来,棉袄上还未融化的的雪粒簌簌掉落。
“命令26军当预备队的是您!零下四十度的天气急行军,能见度那么低、连张像样的地图都没有!”

张仁初所言的确属实,在如此恶劣的天气下,三天行军70公里已经是极限。
就当宋时轮准备继续发泄心中积攒的怒火时,从会议开始一直保持沉默的27军副军长詹大南此时也站了起来。
只不过,他并没有急着说话,反倒是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信纸。

“砰”地一声,他将这封信拍在宋时轮的面前,上面“不予采纳”四大鲜红大字显得格外刺眼。
“要不是走那么多弯路,我们早就到战场了,敌人能跑得了?”
此言一出,宋时轮心头的怒火被浇灭了大半,短暂的沉默过后只能无奈地坐回到椅子上。
看着这位兵团司令员微抖的双手,以及那愁容满面的脸庞,詹大南却仍旧不愿住口,一字一句地说道:“仗打成这样,难道你就没有责任吗?”

只见宋时轮的眉头越皱越紧,紧握着拳头、指甲已经深深掐进掌心:“入朝前,毛主席把九兵团交到我的手里,可是……我没有脸面回去见他啊!”
彼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而第九兵团来到朝鲜战场不足两个月时间,高级将领之间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那么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第九兵团究竟经历了什么?
作为兵团司令员的宋时轮,为何会如此不留情面地训斥军长张仁初呢?
而詹大南反问的那句“难道你就没有责任吗”究竟有何深意呢?他掏出的那张皱巴巴的信上,又写了些什么呢?
1950年11月3日,也就是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期间,身为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就给北京发去急电。
“速用27军于新义州东北方向,打击北上英军27旅”。

彭老总亲率志愿军入朝后的首次战斗虽然取得了巨大胜利,但敌人仍旧虎视眈眈,他们甚至不惜代价、集结重兵,打算发起反扑。
而当时,身在朝鲜的志愿军只有6个军的兵力,在冗长的战线上部署起来的确有些捉襟见肘,迫切需要增援部队。
毛主席自然明白彭老总的难处,看过电报后当即指示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要求27军火速前往朝鲜新义州预定位置,并归志司直接指挥。

那个时候,身为第九兵团司令员的宋时轮早已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要他们前往朝鲜支援。
九兵团下辖第20军、第23军、第26军、第27军,其中三个军都分散在东南沿海地区,只有27军驻扎在东北。
在这种情况下,宋时轮便命令27军作为先头部队直奔朝鲜,其余三个军火速集结入朝。

而按照原定的计划,27军军长彭德清、副军长詹大南本打算从辽宁盘锦乘坐火车,在吉林通化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
并且,部队已经走在了半路上,其中速度最快的79师甚至马上就要抵达通化。
然而,当聂荣臻将新命令传达给第九兵团之后,宋时轮在没有提前了解这一实际情况的前提下,当即要求27军改变预定路线。

眼看着部队马上就要抵达鸭绿江边,这时候改变路线,岂不是南辕北辙?
作为副军长的詹大南自然是不肯同意的,连夜给兵团总部写了一封信,希望27军能够按照原计划入朝,可最终却被驳回了。
不死心的詹大南只能打去电话,可宋时轮却用不容商量的口气说道:“不要再跟我讨价还价了,按照军委的指示来”。

无奈之下,彭德清、詹大南只能按照新命令,带着部队绕了一个圈。
行军的途中,他们心中不禁产生了疑惑。
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东线只有2个师的兵力,可在西线却部署了6个军。
照这种情况来看,第九兵团入朝,去兵力薄弱的东线战场是最合适的,可上级为何非要让27军前往新义州、也就是西线战场呢?

对于这个问题,彭德清、詹大南无论如何也想不清楚,但也只能照办。
经过连续几日的急行军,27军主力部队已经抵达辽宁安东县,鸭绿江近在眼前,只要一声令下便可渡江进入朝鲜半岛。
可就在11月6日清晨,彭、詹两位将军却再次收到兵团总部的电报,要他们放弃渡江、原路返回。

这一下,二人彻底懵了,搞不清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原来,宋时轮接到了前线战报,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已经结束,英军的第27旅也早已南撤,也就是说新义州战场已经不再需要27军前去增援。
也正因如此,在没有接到任何命令和指示的情况下,宋时轮认为27军已经没有渡江的必要,倒不如返回驻地,给战士们补充棉衣、棉被之后,再视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入朝参战。

除此之外,宋时轮还分别命令下属的第20军、23军、26军原地休整,补充物资和过冬的物品。
然而,27军原路返回的消息传到北京之后,毛主席却异常气愤。
他接连给彭德怀、宋时轮发去五封电报,字里行间无不在斥责宋时轮未经请示、擅自下达错误的命令。

毛主席还着重指出,第九兵团继续入朝的重要性。
“九兵团应迅速前往江界、长津地区,承担此二地的防务……如果东线打得不好、或打得不及时,江界有可能失守,美军将长驱直入、威胁西线战场志愿军部队,那时将腹背受敌。由此,派一个军速去长津湖,尤为重要!”
看到毛主席的电报,宋时轮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连忙给下属的四个军发去命令,20军、23军、27军立即入朝,26军作为预备队,最迟可于11月19日入朝。

再次接到入朝的命令时,彭德清、詹大南却感到万分憋屈。
一来二去耽误了太多时间,否则他们早就能够抵达长津湖畔的柳潭里地区,去接替志愿军42军的防务。
眼下,42军刚刚经历一场大战,战士们疲惫不堪,一旦美军趁着这个时候发起突袭、占领柳潭里,那么就可以顺势西进、直扑江界。如果江界再失守,那就真如毛主席所言,西线志愿军将陷入东西夹击的窘境。

既然前线紧急,彭、詹也只能下令将士们向朝鲜疾驰,也无暇顾及棉衣、棉被还没有筹备齐全。
11月24日拂晓,27军已经全部进入战场,彭德清和詹大南经过商议之后,决定以第80师以及81师的242团作为主攻部队,并做好了周密的作战计划。
可没想到的是,大战一触即发之际,11月25日他们却再次接到命令,80师师长张铚秀调任26军副军长,并要他火速赶到兵团指挥部报到。
无奈之下,身为副军长的詹大南只能来到80师师部,负责此次作战的总指挥。

自古以来,临阵换将都是兵家大忌,詹大南虽然战场指挥能力一直都可圈可点,但他对于80师的实际情况并不熟悉,也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加急部署。
11月27日下午,距离总攻发起只有两个多小时的时间,80师参谋长刘春芳,以及各团的团长、政委齐刷刷看向詹大南。
“副军长,这仗该怎么打啊?”
詹大南只能长叹了一口气,喃喃说道:“边打边侦察,边侦察边打……”

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上级不停地更改作战命令,不仅令将士们疲于奔波,起初高昂的斗志也渐渐消磨掉不少。
而80师、乃至27军,都是第一次在异国他乡作战,对周围环境极为陌生,詹大南尽最大努力做完部署之后,只能抛给众人这样一句话。
当天傍晚,战役打响了,零下三四十度的极寒天气,对衣着单薄的战士们来说是严峻的挑战。

大家的身体被冻僵、钢枪都被冻成了冰疙瘩。
而且,与前线部队保持联络的电话线还屡次出现故障,一切消息、命令,只能靠通讯员徒步传达。
仅过了一天时间,80师兵力就锐减了三分之一!

作为兵团司令员的宋时轮自然了解了前线的惨烈状况,当即命令作为预备队的26军向长津湖疾驰支援,绝对不能放美陆战一师向南逃窜。
然而,26军战士们在茫茫雪地里行军,根本难以加快脚步。
“司令员,26军还在七十公里外,恐怕……恐怕堵不住敌人了……”
一名参谋支支吾吾地汇报了26军的情况,令宋时轮怒不可遏。

他一把抓起电话,给26军军部打去电话。
“好你个张仁初,你的部队是在爬着前进吗?”
可任凭他如何质问,却始终听不清电话那头的声音,宋时轮明白,电话线又出问题了,只能愤怒地将话筒派在桌上。
长津湖战场上,志愿军将士们虽然面临着气候严寒、粮食紧缺、武器落后等诸多困难,但最终还是凭借着顽强的斗志,歼灭了号称“北极熊团”的美7师特遣队,还打败了美军王牌部队陆战第一师。

战役虽然取得了最终胜利,但彭德清、詹大南的脸上却看不到一丝喜悦之色。
因为他们付出的伤亡代价太沉重了。
根据统计显示,长津湖战役中,第九兵团战斗伤亡近2万人,冻伤3万人。在这其中,第27军连级以上的干部牺牲165人!
长津湖战役的胜利,是一场惨胜。

不久之后,第九兵团召开了一次战斗总结会议。
在这次大会上,宋时轮狠狠地将26军军长张仁初批评了一番。
“70公里的路程,你们走了三天三夜,到底是为了去歼敌、还是去给他们送行的?”
此时,詹大南坐不住了,他猛地将一封信拍在桌上,大声质问道:“难道你没有责任吗?”
宋时轮只是扫了一眼,便认出这正是当初詹大南劝谏自己的那封信,“不予采纳”四个大字,正是自己亲自写下的。

“我……”
他张了张嘴,喉结滚动,哽咽了半天却说不出话来,只能疲惫地坐了回去。
回想起当初,苏北兵团和山东兵团整编为第九兵团时,毛主席对自己寄予厚望,朝鲜战争爆发后,更是让自己领着这支15万人的队伍来到战场,这是何等的信任?
可结果呢,入朝第一战就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伤亡代价。

想到这里,宋时轮不禁掩面道:“毛主席把九兵团交到我手里,可我……我没脸回去见他啊!”
1952年秋天,宋时轮回国,担任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他又先后担任军事科学院院长、中央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等职务。

晚年时,每当他回忆起长津湖战役,总是泪眼婆娑地呢喃道:“那场雪下得太大、太急……”
数万名年轻、可爱的志愿军战士们,在那次战役后长眠于异国他乡,也成了他一生都难以忘却的悲痛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