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 年，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这一消息如同一道曙光，照亮了无数人前行的道路，也为国家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在这次高考中，出现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考试题目相对简单，录取率却低至 4.74%。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966 年，高考制度戛然而止，“推荐制” 取而代之。在 “读书无用论” 的阴霾笼罩下，千百万城市青年被迫离开学校，奔赴农村，成为 “知识青年”。教育体系遭受重创，知识分子受冲击，教师队伍水平下降，正规教材匮乏。整整十年，学校教育近乎停滞，民众受教育水平严重下滑，中国社会出现了大面积的知识断层。

许多出生于上世纪 60 年之前的人，对此有着深刻的记忆。老师被赶出学校，课本教材被当成废纸，下乡青年们在得知高考恢复后，甚至连一本正经的教科书都难以寻觅，更别提考试真题和模拟训练了。在这样的环境下，即便高考题目难度降低，对于长期脱离正规教育的考生们来说，依然是巨大的挑战。

1977 年高考恢复的消息传来，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当时的报考条件十分宽泛，面向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青、复员军人以及应届高中毕业生。这意味着，积压了十年的考生群体，都获得了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考试内容也相应降低了难度，更侧重基础知识。

以1977年的语文高考试题为例，包括作文在内，只有十个题目，题型也只有注音、词类考察、句子成分分析、复句分析、修辞方法造句，以及诗歌思想分析和文言文翻译。诗歌分析考的是毛主席的《七律》，整体来说难度不大。只不过，对于当时的考生来说，却不尽然，毕竟当时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再加上过去十年的政治运动，导致许多考生的文化水平，实际上还达不到现如今的小学标准。

数学考卷虽然也只有12道题，难度跟如今的高考相比，也基本是送分题。至于英语试卷，对于当时的考生来说，许多考生根本没有机会接触英文，可供自学的资料又十分困乏，再加上特殊政治时期影响，所以，许多考生的英语相对于交了白卷。当时总分400分，只要210分就能录取。由于10年来从没有接受过教育，很多人拿到卷子都蒙了，连题目都看不懂，出了考场就痛哭流涕。这也就造成了1977年的高考试题虽然简单，录取率却十分低，不足5%。

此次考场上，老三届、新三届学生同场竞技，更有甚者，师生、夫妻、父子同时参加高考，这在今天看来难以想象的场景，却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写照。一位1977年高考的亲历者回忆道，当时他们的公社有400多人报考，年龄最大的三十多岁，最小的只有十五岁。

据统计，当年共有 570 万考生走进考场，这个数字在当时的中国是极为庞大的。一个公社就有四百多人争相报名，江苏省因为报名人数过于庞大，甚至需要分两场考试才能安排下所有考生。如此众多的考生，而招生名额却只有 27.3 万个，录取率自然被大幅拉低，考生们如同千军万马挤过独木桥。由于1977年的高考是在12月份，因此这一年没有考上大学的考生，紧接着又参加了1978年的夏季高考，据悉，1978年的考生达到了610万。只不过，1978年高考的录取率同样不高，只有7%，仅仅比1977年提升了两个百分点。

从恢复高考的通知发布到考试，中间只有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复习考试。对于考生们来说，这两个月的备考时间实在是过于仓促。白天，他们要忙于农活或者工作，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复习。而且，由于长期的教育停滞，学习资源极度匮乏。城市学生相对还好一些，有机会找到辅导班提升成绩，但农村学生面临的困难则更大，他们很难获取到参考资料。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过去的十年里，几乎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知识学习，基础知识薄弱，学习能力也因长时间缺乏锻炼而退化。例如，一些考生连基本的字词都写错，把 “繁荣富强” 写成 “凡容负强”，把 “核武器” 写成 “黑武器”，这些低级错误充分暴露了当时教育的荒芜。

许多下乡青年为了能找到一本学习资料，四处奔波。有时候，哪怕是一本与考试毫不相关的书籍，他们也视若珍宝，希望能从中汲取知识的养分。为了解决教材不足的问题，学生们只能分工 “抄录”，将课本上的内容一字不差地抄写下来，然后再进行复制粘贴。当时，一本正规教材的 “手抄版本” 甚至能卖到几十块钱，而且还不一定能买到。在这样的情况下，考生们的备考效果大打折扣，即便题目简单，也难以取得理想的成绩。

在 1977 年的高考中，除了考试成绩，政审也是影响录取的重要因素。有些人因为家庭情况或者过往的政治问题，即使考试分数很高，也可能无法被大学录取。这道关卡，对考生进行了更深层次的考察。例如，夏建国当年因为参与了 “四五事件”，差点就与北京大学失之交臂。幸运的是，最终中央出面干预此事，他才得以进入北大读书。这一事件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环境较为复杂，个人命运容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也使得一部分符合考试成绩要求的考生，最终未能被录取，进一步拉低了录取率。

尽管录取率低，但 1977 年高考的意义非凡，它打破了 “读书无用论” 的禁锢，重新确立了知识的价值，为国家选拔了一批优秀人才，成为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为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