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23日，吉林边陲的向阳沟来了三名胶东知青，她们是到向阳沟来插队落户的。这三名知青都是女性，年龄最大的叫郝秀芝，19岁，是高中毕业生。年龄最小的16岁，她叫曹冬梅，初中毕业。邵玉芹17岁，也是初中毕业生。
向阳沟地处长白山原始森林边缘，那里山清水秀，林木茂盛，土地肥沃，自然资源丰富，当地的社员群众生活水平相对较好。
因为头一年就有上海知青来到了向阳沟，大队去年秋天就为知青修建了住房，胶东的这三名女知青来到后就住进了新建的房子里，她们三人被分配到第二生产小队，也算一个知青集体户，郝秀芝担任户长。
初来乍到，这三位山东知青还真不适应东北的生活。别看到了三月末，可向阳沟的气温比山东的腊月天还冷，劈柴烧炕她们也不会，一盒火柴都划光了，有时还不能点燃烧炕的柴火。好在乡亲们都很热情，手把手教会了她们烧火蒸饭，教会了她们烀大碴子粥，教会了她们炒菜熬汤。
和繁重的农活相比，烧火做饭就显得简单多了。等过了五一，土地解冻后，就要开始春耕大忙了，社员们都起早贪晚运送土杂肥，耕地备播。单单运送土杂肥这一项，就把这三个胶东知青累了个半死，等春耕结束，她仨的肩膀都压肿了，人也瘦了一圈。当时要不是有上海女知青做榜样，她仨早就累趴下了。好在春忙很快就过去了，间苗锄地也就没这么劳累了。
第二生产小队的队长叫张国庆，是一个年轻人，刚二十三岁，初中毕业，会开拖拉机。他的未婚妻是第一生产小队的女社员，叫李春苗，也读过几年书，她担任第一生产小队的记工员。
张队长看这三名胶东来的女知青确实没干过农活，也不会间苗锄地。社员休息时间，他就耐心示范，教给她们怎样用锄头，怎样锄地，苗距多少。她们不会用锄头间苗，就教她们用手薅苗。在张队长的耐心帮助下，三名胶东知青总算学会了锄地，也会间苗了。对于张队长的耐心和热情，三名胶东知青从心里感激张队长。
那年夏天，公社供销社下拨给向阳沟大队第二生产小队一吨化肥。为了赶在雨前给离村子最远的的那块玉米追肥，生产队长让三名胶东知和一名社员留在家里做饭，中午给施肥的社员送饭到地头。
快中午的时候，那三名胶东知青和一名社员挑着小米粥和玉米面窝头、大饼子、咸菜，来到了社员们施肥的地头。趁社员们吃午饭的功夫，郝秀芝她们三人偷偷去了不远处的松树林。那片松树林特别茂密，是解放初期的人工林，跟原始森林连在了一起。
张国庆刚撂下饭碗，忽听林子里传来了救命的尖叫声和哭喊声。张国庆仔细一听，叫上社员，操起扁担镢头，拼命往林子跑去。
跑在最前面的张国庆气喘吁吁跑进林子时，只见三名知青被几头野猪围着，一头凶猛的野猪在撕咬郝秀芝，另两名知青瘫倒在草丛里，嗷嗷怪叫。张国庆啥也顾不上了，他抡着扁担就冲过去，照着那头最凶猛的野猪猛打。那头野猪被激怒了，回头就扑向了张国庆。张国庆躲闪不及，被凶猛的野猪咬住了左脚脖子。
等大伙跑过来把野猪赶跑后，倒在草丛中的张国庆痛苦地呻吟着，他已经无法站立了。大伙赶忙用扁担树枝和绳子做了一副简易担架，抬起张国庆去了公社卫生院。经过X 光透视检查，张国庆的左脚脖子粉碎性骨折，需要住院医治。三位女知青只是皮外伤，没有大碍，可她们都被吓坏了。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静养，张国庆的脚脖子基本痊愈，但留下了一些后遗症，脚脖子落下了难看的疤痕，走路还一瘸一拐的，暂时干不了重活。为此，三名胶东知青非常自责，非常内疚。
半年后，张国庆的对象李春苗和张国庆断绝了恋爱关系，理由不言而喻。对于心爱恋人的离去，张国庆心都碎了，他躺在炕上三天三夜没吃一口饭。
看张队长为了救她们遭受了这样的痛苦，又受到退婚的沉重打击，三名胶东知青心里很难受。看着躺在炕上不吃不喝的张国庆，郝秀芝眼含着泪水说：“张队长，谢谢你的救命之恩，你不要难过了，只要你愿意，我愿意嫁给你。”邵玉芹和曹冬梅也眼含着泪水说：“张队长，你是好人，只要你愿意，我们也愿意嫁给你。”听了三个知青的表白，张国庆用被子蒙住头，呜呜大哭。
之后的日子里，张国庆又顽强地投入到了生产劳动之中去了，他虽然瘸着一条腿，但他还是带领社员们冲在最前面，还是抢着干脏活累活，还是照样关心爱护着胶东来的这三名知青。
一晃又是一年，张队长由于腿瘸，他的对象一直没有着落。看着张队长的父母因为儿子的婚事愁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三名胶东知青心里都很难受。
1973年秋天，向阳沟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郝秀芝却说啥也不去上大学，最后让上海知青顶替了郝秀芝。紧接着向阳沟又得到了一个招工名额，因为是去青岛，大家还是希望郝秀芝通过招工返城。郝秀芝还是不肯返城，邵玉芹只好含泪离开了向阳沟。
转眼就到了1975年的秋天，曹冬梅也通过招工返城了，向阳沟就剩下郝秀芝和一名上海的女知青，上海女知青也在等待着机会通过推荐上大学或通过招工返城。郝秀芝的父母也三番五次催促她尽快返城，可郝秀芝心里放不下瘸腿的张队长，她说啥也不回城。向阳沟的乡亲们也都知道郝秀芝的心思，都说她是个心地善良知恩图报的好人。可张队长说啥也不同意和郝秀芝结合，他说自己是个残疾人是个农民，也没多少文化，根本配不上郝秀芝。
直到1977年的秋天，在乡亲们的劝说下，张国庆才和郝秀芝登记结婚了。婚礼上，张国庆泪流满面，他牵着郝秀芝的手说：“我是一个农民，我没有什么本事能给你幸福，但我能做到一辈子对你好，我一辈子用感恩的心去爱你。”
婚后，张国庆和郝秀芝恩爱有加，幸福和睦。那时的日子虽苦，张国庆和郝秀芝却感到很快乐。
1978年春天，郝秀芝和张国庆夫妻俩都被招工进了林业局，因为他俩都有文化，张国庆又有残疾，他夫妻俩都在办公室工作，郝秀芝还担任了团委书记。后来，张国庆通过党校和函授学习取得了大学文凭，退休前他已升为副局长。
目前，早已退休的张国庆和郝秀芝都生活在青岛，因为她们的女儿和儿子都在青岛工作，他俩也在青岛买了房子，和儿子住一个单元。
前段时间和郝秀芝通电话，说起当年遭遇野猪袭击的事情，郝秀芝说还心有余悸。说到嫁给张国庆的事情，郝秀芝说当年张国庆是为了救她才落下了残疾，她嫁给他虽然是为了报恩，但张国庆确实是个好人，他勤劳善良有上进心，她感觉很知足很幸福，一点都不后悔当初的选择。一提起自己的妻子郝秀芝，张国庆非常激动，他说感谢郝秀芝为他做妻子，他说这是上苍赐给他的宝贝，让他幸福了一辈子。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半个世纪的时光如白驹过隙般转瞬即逝了，可那段知青生涯将深深铭刻在那代人的记忆里，直到永远。
嫁给陕北农民的北京女知青
作者：草根作家
秦小榕是我文友秦小刚的二姐，她是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六九年到陕北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现在生活在陕西西安。秦小刚每次说起他二姐到陕北插队落户的事情，他的眼睛里总会充满泪水。
秦小刚家是北京丰台区的，他的父亲退休前是一位小学教师，他母亲是居委会主任。秦小刚姊妹仨，他最小，上面有两个姐。当时为了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秦小刚大姐和二姐都到农村插队落户了，他大姐去了黑龙江的北大荒，二姐去了陕北。
那是一九六九年四月九日上午，十三岁的秦小刚和父母一起帮他二姐拎着大包小包送到了火车站，把他二姐秦小榕送上了火车。在依依惜别的嘱托和哽咽声中，眼看着驶向陕西的列车缓缓启动，看着他十六岁的二姐离开了北京，离开了爹娘，离开了亲人。随着汽笛一声长鸣，秦小刚放声大哭。送大姐去北大荒时他没哭，送二姐时他哭了，哭得很伤心。
那天晚上，秦小刚夜里哭醒了，他的爸爸妈妈也是一夜未眠，一家人哭成了一团。在度日如年的煎熬中总算等来了他二姐的来信，知道了他二姐平安到达陕北的庙沟大队，她和三男三女共七名北京知青分在第一生产小队，秦小刚和他父母悬着的心才算落地了。
一九六九年五月中旬，秦小刚的父母又收到了秦小榕的第二封来信，她说她们插队落户的地方离黄河不远，那里的条件还算可以，四个女知青住一孔窑洞，她们有国库供应粮，生活条件比当地老乡要好一些。干农活也不是太累，队长和老乡们都很照顾她们，不让她们干太重的农活。
随着时间的流逝，时常收到二姐报平安的书信，秦小刚说他父母和他也就慢慢平静下来了，不像二姐刚走那会那样挂念她了。他大姐在北大荒兵团，生活居住条件相对较好，有食堂有宿舍，再加上大姐大两岁，秦小刚说他父母对大姐倒不是太牵挂。
转眼间就到了一九七二年的春节，秦小刚的大姐从北大荒回来过春节了，她们兵团给了她二十天的探亲假。秦小榕原本说等秋后生产队分了红利，春节也回来过年，可临近春节，家里突然收到了秦小榕的来信，她说今年不回来过年了，争取明年回来。冷不丁收到二女儿不回家过春节的信，秦小刚的母亲哭了，她想女儿呀，她好想一家人在一起过个团圆年啊。
后来才知道，秦小榕在陕北的日子也不那么好过，她给生产队放羊，一个劳动工只合一毛二分钱，秋后一决算，扣除分口粮的工分，每个女知青只分了几块钱的红利。男知青分的红利多一点，一人十几块钱。就这点钱，咋好意思回家过年啊？在陕北插队落户好几年，一分钱都没给过家里，咋好意思再跟父母要钱买车票。
一九七三年的春天，和秦小榕一起插队落户的女知青有一人通过招工回到了北京，有一人被县里招聘为干部离开了庙沟大队，庙沟大队一生产小队就秦小榕和一个叫李冬梅的女知青了。到了秋天，李冬梅被推荐上大学离开了庙沟大队，那一孔土窑里就秦小榕一个人了。一个人生活在一孔土窑里有多孤单有多寂寞，没有亲身经历者是难以体会的，再加上想念父母，想念家乡，秦小榕病倒了。
生病的日子里，一队队长王家胜和他婆姨给了秦小榕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爱，给她煮热汤面，给她吃煮鸡蛋，还给她烙白面饼。王队长的儿子王大柱和他女儿王小妮也经常到秦小榕的土窑里来陪她说话，王小妮还搬到了秦小榕的土窑里来给秦小榕作伴。对于王队长一家的关照，秦小榕非常感动，她说一辈子也忘不了王队长一家的恩情。
一九七三年腊月二十三日是小年，王小妮早早就把秦小榕叫到了她家，王队长的婆姨提前就准备了好吃的，就算家里再穷，过小年了，也要像样地吃一顿饭呀。
吃饭的时候，王小妮看了看她哥，又看了看秦小榕，笑着说：“小榕姐，我看你和我哥还挺般配的，干脆你就给我做嫂子吧，我们一家人都挺喜欢你的。”
听了王小妮的话，秦小榕的脸红到了脖子根，她低下头来，没答应也没拒绝，也不敢再抬头看别人。
说句实话，在那样的情况下，孤独寂寞的秦小榕返城无望，她也有了嫁个男人找个依靠的想法。当秦小榕把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父母后，她的父母坚决反对她嫁给农民，还说正想办法让她尽早回城。
一九七四年秋后，秦小榕的父母终于为她弄到了一个回城养病的指标，当她父母带着相关手续来到庙沟大队时，秦小榕已经嫁给了王大柱，怀孕都三个月了。看看陕北的生活状况，再看看女儿又黑又瘦憔悴的面容，秦小榕的母亲抱着女儿伤心痛哭。秦小榕的父母非常想把女儿带回北京，可秦小榕说她已经习惯了陕北的生活，她也离不开王队长一家人了，她更不能伤害了勤劳善良的王大柱。王大柱也一再对秦小榕的父母发誓：一辈子会对秦小榕好，自己就算当牛做马，也不会让自己的婆姨受苦。
在陕北待了三天，秦小榕的父母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留给了女儿，他们只留下了回京的车票钱，秦小榕的父亲还把自己那块心爱的手表留给了女儿。回到北京后，秦小榕的父母为女儿置办了表里全新的铺盖，还买了几件衣服，通过邮局寄到了庙沟大队。每当想起家在陕北农村的二女儿，秦小榕的父母都会心疼地流泪。
之后的日子里，秦小榕的大姐也时常给妹妹寄钱寄物。秦小刚参加工作后，几乎每个月都给她二姐寄钱，哪怕十块二十块。直到自己结婚后，秦小刚也时常接济生活在陕北的二姐。因为二姐家有两个孩子，她家的日子确实苦。
一九九四年秋天，秦小榕家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考上了大学，她家儿子考上了西安交大，她家女儿考上了陕西师范大学。秦小榕说就算自己再苦，也要供两个娃娃读书，自己吃苦了，不能再让娃娃受苦。两个孩子上大学的费用，基本都是她父母和姐姐、弟弟资助的。上世纪九十年代陕北农村的经济状况确实不好，靠种地供两个孩子上大学，真的是太难了。
目前，秦小榕的两个孩子都在西安工作和生活，这两个孩子都很有出息，生活的也很好。秦小榕夫妇俩多年前就搬到了西安，和儿子儿媳生活在了一起。他们的儿子儿媳和闺女女婿都特别孝顺，秦小榕的儿子常说：爸爸妈妈年轻时吃了很多苦，以后我不会再让他们受苦的。
说起当年的决定，秦小榕说她不后悔，虽然吃了很多苦，但她找了一个疼爱她的男人。虽然自己受苦了，但她培养出了两个大学生，也对庙沟重视教育起到了带动作用。庙沟村是全县大学生最多的村子，村里人都说这是秦小榕的功劳。庙沟小学墙壁上“知识改变命运”的字迹至今还依稀可辨，那是当年秦小榕当民办教师时用石灰水写下的。
贫穷和苦难已成为了过去，陕北人民的生活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里的乡亲们都过上了幸福的小康生活。可每当说起二姐在陕北插队落户遭受的苦难，秦小刚心里就很难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