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峪子遇险
一九四四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的 抗日战争也发生了有利于我抗日军民的变化，由战略相持进 入了大反攻的前夜。但日本侵略者并不甘心失败。
在山东滨 海的日军于八月中旬调集了第五十九师团之五十三旅、五十 四旅及伪军吴化文等部约一万余人，在师团长细川中康的指 挥下，对我滨海军区进行疯狂的“扫荡”,企图消灭我指挥机 关，摧毁我后方，破坏我大反攻的准备。
八月二十二日，敌分别袭击了我十字路、三界首、坪上等地 区 。
根据滨海军区的指示，我团仍然采取“敌进我退”的战术 原则，避开日寇的锋芒，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移到鬼子的后 方寻机歼敌。
左侧坐者为作者，当时任八路军山东滨 海军区二十三团参谋长(一九四四年三月 于山东滨海赣榆县侦察途中)
二十一日，即鬼子合围坪上的前一天，团领导决定：部队化整为零。团首长分别到各营去，团长胡继成率二营，政委王德贵率三营，我率司令部机关与一营一起行动。
按照上述分工，我召集参谋人员和侦察分队开了紧急会 议，对部队的行动作了部署。刚开完会，勤务员突然问我：“参谋长，徐指导员怎么办?”
这一问，才使我想起因临近预产期而正在军区医院的妻子徐静。
自从徐静随军来到我们五团工作以来，她以对工作的认 真负责和对战友们的热情关心而赢得了干部战士的好评，她 经常为战士缝补衣裳，拆洗被褥或教不识字的战士认字学文 化；与干部、战士们的关系十分融洽，大家都亲切地称她“徐大 姐”或“徐指导员”。每次有战斗任务，战士们总会首先想到 “徐大姐怎么办”,“徐指导员如何安排”。
半个月前，徐静因预产期临近，由我的马夫李生春送到上 峪子村的军区医院，眼下敌人又要“扫荡”,战士们自然又担心 起徐静的安全了。说心里话，我也不免为徐静的安全担心，也 不知道她和即将或已经出生的孩子怎么样了。
傍晚，外出执行侦察任务的两个侦察员回来向我报告，明天敌人可能进犯位于上峪子的军区医院。
“进犯军区医院?”我惊得瞪大了眼睛。
两位侦察员听说徐静正在上峪子住院，着急了：“唉呀!那 很危险呀!今晚我们还要去那一带了解敌人的活动情况，也再去找找徐指导员。”
送走两个侦察员，我还不放心，又嘱托李生春明天一大早 再去上峪子看看徐静，尽可能把徐静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交待完，我就带着参谋们到一营去了。说实在的，大战在即， 我根本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顾及徐静和即将出生的孩子。
第四天上午，我们得到情报，有一小股鬼子要袭击团物资供应处的所在地——刘福村。我即刻率领一营火速前往刘福村救援。可当我们赶到时，供应处已经转移，扑空了的鬼子也尾追他们而去。
我对一营长苟庆禄说：“追上去!消灭它!” 部队又马不停蹄地向敌人追去。
在追击敌人的路上，我们与一队转移的老百姓相遇了。 就在擦肩而过的一刹那儿，我突然发现乡亲们抬着的一副担架上有床红格子棉被很眼熟，与我和徐静结婚时团里送的那 床被一模一样。
难道是徐静?
我翻身下马，一个箭步跑上前去，拦住担架。抬担架的老乡看着我说：“她病得很重。”
我刚要掀开被子，李生春不知从哪里跑了出来，指着担架，惊喜地说：“参谋长!是徐指导员。”
我让老乡把担架放在路旁，掀开红格子棉被一看，脸色苍 白的徐静此刻睁开了眼睛，用极度虚弱的声音告诉我：“建民， 是你呀!……孩子……没保住……”说着，徐静的眼角滚下两 行热泪 。
我听说孩子夭折了，心里十分难过，竭力控制住伤感，满怀歉疚地安慰徐静：“别说了，你现在需要好好休息!我要带部 队追击敌人，没法照顾你了。”
徐静通情达理地缓缓点头：“别管我了……快去指挥部队 吧 ! ”
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此时此刻，我真不忍心撇下 徐静，可又怎么办呢?徐静确实无法随部队转移啊!再说部队 有战斗任务，怎么能为了自己的妻子而拖累部队呢?
紧急中，我看到路边不远处有一块刚收割完的高粱地，地里堆放着几十堆高粱秆，便对李生春说：“快!去把中间那堆高 粱秆理一下，把徐静先隐蔽起来再说。”
“不行!参谋长。”李生春觉得把徐静留在这里太危险：“那儿离大路这么近，容易暴露!”
“没办法，只能这样了!”说完，我同李生春和医院安排专 门照顾徐静的军属张英将徐静抬到高粱地中，用几堆高粱秆把徐静遮蔽起来。我又为徐静掖好被子，强忍住打转儿的泪 水招呼李生春：“咱们快走吧!”徐静躺在担架上默默地注视着 我离开。
李生春一步三回头，不停地抹眼泪……
在追击敌人的路上，李生春讲了徐静脱险的经过：
军区医院得知敌人进犯的消息后，立即组织伤病员从上 峪子转移到下峪子，正好碰上山洪暴发，把通往安全地区的道 路冲断了。敌人已经临近，来不及另择道路了。迫于无奈，医 院只好把无法行走的重伤病员和刚分娩不久的产妇就近分别隐蔽在村子里。
徐静分娩时流血过多，又发起高烧，昏昏沉沉的，无法行 走，被医院安置在一个有夹壁墙的农舍里躲藏。
徐静是一个颇有战斗经验的人，她知道夹壁墙并不安全， 曾有不少隐蔽在夹壁墙里的伤病员惨遭杀害，说什么也不肯进夹壁墙。她恳切地对医院的同志说：“你们给我留点水和干 粮，再留下一颗手榴弹，我自己照顾自己。你们放心走吧!”
接 着她又把自己的手枪拿出来，“请把这支枪交给组织上，不能留给敌人!”
医院的同志走后，徐静把结婚时穿的衣服穿到身上，扣好 扣子，依着堂屋的门框半躺下，把红格子棉被盖在自己身上， 手里紧紧握着手榴弹。心想，要是战友来找， 一眼就能看到自 己；要是敌人来了，就拉响手榴弹与鬼子同归于尽。
说起来也 怪，在徐静抱定与鬼子同归于尽的同时，又隐隐地感觉到我一 定会派人去找她 ……
翌日上午，就在敌人眼看要从东头进入下峪子村的危急 时刻，李生春也赶到了下峪子。他牵着马，冒着生命危险在村 子里挨家挨户地寻找徐静。李生春是个胆大心细的人，他判 断虽然医院已经转移了，但徐静刚生了孩子，身体极其虚弱， 肯定会留在村子里。
当李生春找到徐静时，他与徐静几乎同时惊喜地喊道：
“徐指导员!”
“小李!”
李生春来不及多说，迅速把徐静抱上马，飞快地解下绑腿 将徐静牢牢地捆在马背上，然后转身夹起红格子棉被，牵着马 一溜烟儿似地出了村子西口。他们刚出村头，村东头便响起 了敌人的枪声 ……
真玄啊!
后来，李生春见徐静骑在马上实在太累，就找来几位老 乡，又扎了一副简易的担架，几个人抬着徐静向刘福村转 移 ……
讲到这儿，李生春叹了口气：“唉!真不该把徐指导员丢在 野地里。要死，大家一块死!”话里显然带着对我的埋怨。
其实，我心里也很难受，觉得太对不住徐静，可又不能在李生春面前流露，只能把这种歉疚深深地埋在心底，表面上还 得安慰李生春：“这不是说傻话吗?部队打仗怎么带她?等战斗结束再去找她吧!”
话虽这么说，可我心里却直打鼓：徐静隐蔽的那块高粱 地距公路那么近，敌来我往，冲冲杀杀，鬼子随时都可能闯进 那块高粱地，等打完仗还能找到活生生的徐静吗?再说她病 得那么重，荒郊野地里又没吃没喝，能生存下来吗?
巧 遇 神 医
三天过去了。
我率领的一营与胡继成率领的二营打垮了敌人，在探马 庄胜利会合了。大家都沉浸在重逢的喜悦之中。我却因心里 牵挂着高粱地里的徐静，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把部队的工作 安排好，便急忙与李生春一起去寻找徐静。
听说徐静在野地里躺了三天，生死不明，许多同志都要跟 我去。我叫了七八个人便匆忙上路了。 一路上，我真是心急 如焚!一个劲地用马鞭子抽马，恨不得一下飞到徐静的身边。
探马庄距隐蔽徐静的那块高粱地大约有十几里路，我们 对那一带的地形非常熟悉，所以很快就找到了那片高粱地。
我翻身下马，急切地跑上前去，掀开盖在徐静身上的高粱 秆，首先出现在我眼前的还是那床红格子棉被。
谢天谢地!徐静还在!
我俯身一看，只见徐静苍白的脸上透着些许青灰色，嘴唇 干得卷起了皮，呼吸又轻又急，任凭大家呼喊，竟没有任何反 应。我一摸她的额头，唉呀!真烫!
我意识到徐静的病很重，再加上三天来粒米未进
“快!抬回团部去!”
当我们抬着徐静回到团部的时候，李生春已经把卫生队 长刘东臣找来了。刘东臣是八路军总部派来的医生，在医术上很有经验。他给徐静量了体温，做了检查之后，悄悄对我 说：“参谋长，徐指导员得了‘产后风’。”
“快给药呀!”我顾不上细问“什么风”便急着催促他。
“她病得很重，可这里没有治‘产后风'的特效药。我再想想办法。”刘东臣安慰我说。
正在这个当口，参谋来请我去接待山东军区战士剧社的 演员们。这些演员同志是代表军区首长和机关来我们团进行 慰问演出的。作为团领导之一，我怎么好不去呢?我只好看 了看昏迷中的徐静，叹了一口气，随参谋走了。
戏演到一半的时候，我正在后台与剧社的领导和一些演员交谈，卫生员慌慌张张地跑来，把我拉到一旁，气喘吁吁地 告诉我：“徐指导员……不行了…… ”
“啊?”我顿时像被人抽了一鞭子，全身颤抖，一下子跳起来，几乎是一口气狂奔到徐静的床前。
房子里只有我的勤务员小傅、卫生员和我们住在大赤涧 时的房东大娘的儿子冯老大在场。刘东臣大概是感到没什么 办法了，但又怕惹我伤心而避开了。炕上的小方桌上放着几 片药、一碗白开水和一碗小米稀饭，显然没有动过。
我含着泪水，俯下身去，轻轻地呼唤：“徐静! …… ” 徐静双目紧闭，像睡着了似的，毫无反应。
此时此刻，我已经意识到自己即将失去的是什么,心口一 阵剧痛，呆呆地站在徐静的身旁，束手无策……
正当我悲痛欲绝，而又万般无奈的时候，冯老大走近我， 突然问：“参谋长，你信不信神医?”
“信!信!只要能救活徐静，我什么都信……”我真是疯了， 急不择言地回答。
冯老大如释重负，来了精神：“那就有救!你赶快派人跟俺 去三界首，那儿有位神医，他有祖传专治‘产后风’的特效药， 灵得很!”
“好!”我连连点头。立即派了两名骑兵通信员随冯老大 向三界首飞驰而去。为了抢时间，还特意为那位神医带去了 一匹马。
冯老大走后，我才弄明白，原来冯老大用毛驴驮了两麻袋 西瓜，还有花生、鸡蛋等，专程赶了几十里路，来看望我们，没 想到正赶上徐静病重 … …
半夜，神医来了。
那是位年逾花甲的老人，慈祥又善良。冯老大告诉我，神 医听说是救八路军的女指导员，二话没说，骑上马就赶来了。
我立刻迎上去，紧紧握住神医的手，激动地说：“辛苦啦! 您这么大年纪，还跑这么远的夜路 ……”
没想到，老神医不等我把客套话说完， 一摆手，径直问道： “病人在哪儿?”说着，在我的引导下，快步来到徐静的身边。
神医坐在床边，给徐静号了脉后，舒了口气，连声说：“是 ‘产后风’。不要紧，有药!有药!”
说着，他从身上取出一个小葫芦模样的漆木瓶，拧开，倒出三粒药丸，用黄表纸盛着，递到我的手里：
“这三粒药，先喂两粒，如不好可再喂一粒， 一定要由你这个做丈夫的亲自喂给她。记住，要在今晚鸡不叫，狗不咬的时候喂，而且不能说话，否则，药就不灵了。”
我频频点头，又试探着问道：“老先生，这药多少钱?”
“瞧你说到哪里去啦?我行医，有钱人多收钱，穷苦人不收钱。八路军为国、为民，我怎么能收钱呢?没有八路军打鬼 子，俺早就没家喽!”
老人家喝了一口水，笑了笑，说：“八路首长，我知道你们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样吧，要是吃了两粒药病好了，你就把另一粒药还给我，还可以多救一个人哩!”
说完，神医站起身来告辞。我派了两名骑兵通信员护送 老人家走了。
到了三更天，鸡不叫，狗不咬，村子里静的出奇。我照神 医的吩咐，轻轻把徐静扶起来，用竹筷子撬开她的牙齿，喂下了药丸。
这一夜，我彻夜守护在徐静的身旁， 一丝睡意也没有，焦 急地等待着，盼望着……
奇迹出现了!
第二天中午，徐静呻吟了几声，慢慢睁开了眼睛。她认出 了我，用微弱的声音说：“水，我要喝水!”
真神啊!我又惊又喜， 一面在心里暗暗叹服神医的高超医 术，一面从卫生员手中接过一碗红糖水，让勤务员扶徐静坐起 来，我喂她喝。谁知，徐静自己伸出手来，捧起碗，一口气喝完 了。
我激动极了，高兴地含着泪说：“唉，真把我急死了!”
勤务员插话问：“徐指导员，再喝碗小米稀饭吧?”
徐静脸上荡起一丝笑意，微微点头：“行!”
喝完稀饭，我扶徐静躺下， 一摸她的额头，嘿!烧全退了!
团部的同志们听说徐静醒来了，都跑来看望。炊事员还 高高兴兴地端来一碗热乎乎的鸡汤 ……
正当大家为徐静的康复而高兴的时候，前几天到上峪子去侦察敌情的侦察员在院子里喊我：“参谋长!参谋长!”
我刚走到院子里，那位侦察员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我 报告：“参谋长，我一直不敢向你报告……呜……徐指导 员……她……牺牲了……呜……我没用啊……没完成任 务……对不住……徐指导员……对不住你 …… ”
“别哭了!”我拽拽他，说：“走，进屋看看。”
进到屋里，我指着炕上的徐静，笑着说：“看，那是谁?”
“徐指导员!”年轻的侦察员破涕为笑，一边擦着眼泪，一 边不好意思地解释：“嘿!听下峪子的老乡说，有一个女八路被 鬼子从夹壁墙里搜出来，用刺刀捅死了。我还以为是…… ”
徐静缓缓地说：“那可能是小芦，她病得很重。唉，真不该进夹壁墙啊 … … ”
几天后，徐静的病完全好了。
我特意写了一封感谢信，让骑兵通信员送给三界首的那 位神医，衷心感谢他救了我的妻子徐静，也救了一名八路军女战士。同时，按照我与老神医达成的“协议”,把那粒没吃的药 丸一并奉还。
几十年过去了，我和徐静一直怀念着那位医德高尚，医术超群的老神医，更难忘那两粒救命的神奇药丸……
为了粉碎日伪军的经 济封锁，部队开展了大生产 运动。 一九四四年三月下 旬，二十三团直属队在赣榆 县天齐庙附近的大吴山开 荒，照片右侧后立的女同志 是团司令部指导员徐静，中 间没戴帽的举锄者为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