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

之后，建筑大师林徽因受命设计新中国的国徽。她和她的学生团队夜以继日地工作，却始终不能让她满意。林徽因指出了问题的关键：国徽的线条，不能用康乾时期，而要用汉唐风格。

这是为什么？

1924年，林徽因与梁思成一同就读宾夕法尼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建筑学领域享有盛誉，所以林徽因一入学便选修了美术系所有与建筑相关的课程。

这在当时并非易事，尤其对于女性而言更是困难重重。无论是国内还是在西方，女性要在理工科领域取得学术地位，几乎都是凤毛麟角。

很多顶尖学术机构存在严重“不招收女性”的明文规定，即便女性争取到学习机会，也常常面临来自制度和文化的双重偏见。

林徽因从小接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思想开放，对自己的目标有着清晰的认知。在宾大求学期间，林徽因展现出了非凡的毅力与才华。

建筑学的学习要求学生理解工程力学、建筑设计，还需参与实际测绘和考察，这些课程不仅繁重，还经常涉及现场工作，林徽因对这些毫不在乎。

1928年，林徽因和梁思成完成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业，开始了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

这是一项艰巨的事业，远不止设计图纸那么简单。那时，林徽因还经常需要长途跋涉到偏远山区，考察被忽视或濒临毁灭的古建筑。

此后20多年间，林徽因走过15个省，200多个县，亲自测绘了200多处古建筑。从河北的应县木塔到山西的佛光寺，她不仅要克服艰险的旅途，还要承受身体上的重重负担。

1934年，林徽因正在一座偏远的古庙前进行斗拱的测量工作。严寒中，她的咳嗽声让同行者担忧不已，曾多次劝她休息一下，但她挥了挥手：“这个斗拱的比例太特别了，万一测错了就没有机会再补了。”

后来，她被确诊为肺结核，不得不中断工作。卧病在床期间，林徽因通过口述指导梁思成，继续收集《中国建筑史》的相关资料，并与他合著完成了中英两版的《国像中国建筑史》。

梁思成曾回忆说：“徽因总是超越了常人的毅力，即便身体极度虚弱，也未曾放下她的使命感。”

1949年，新中国成立。林徽因受党和国家的委托，编写了《全国文物保护目录》，为保护中国文化遗产奠定了基础。同时，她被任命为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和工程师，还在清华大学担任建筑学教授。

1950年，林徽因受命参与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关于国徽设计的倡议文章。文章明确提出三点要求：国徽要体现中国特征、政权特征，同时形式上必须庄严而富丽。这不仅是艺术设计的挑战，更是一个新生国家精神的象征。

在接到设计任务后，林徽因深感重任，她组织了一个由清华大学建筑系师生组成的设计团队。

林徽因曾在山西的佛光寺中，见过一枚古代玉璧，雕刻精美且寓意深远。玉璧自古以来被视为礼器，象征国家的团结统一。

于是，在草图的设计中，林徽因大胆地以玉璧为主体结构，将其寓意融入国徽。同时，她结合五星红旗中的五星元素、象征工农阶级的麦穗和齿轮，完成了最初的设计构思。

在色彩设计上，林徽因选择了“红金配色”。红色象征革命，金色则体现富丽堂皇的气质，两者的搭配既统一又极富张力。

草图完成后，林徽因为了设计出最能体现民族精神的国徽，她精益求精，反复对玉璧的纹理、麦穗的弧度、齿轮的比例一再推敲、修改。

由于，当时林徽因已经病得很严重了，她常常咳嗽到气喘吁吁，甚至曾因疲惫而晕倒。长时间的工作让她本已虚弱的身体更加不堪重负，1950年，她病倒在工作台前，暂停了手中的设计工作。

她将线条细化和背景设计的任务交给自己的学生，自己卧病在床指导，并对终稿进行审查和修改。即便身体虚弱，她依然坚持亲自审核每一个细节，直到最终稿定稿。

很快，学生们设计的国徽图稿出炉了。图案整体构思已经成型，玉璧、麦穗、五星红旗等元素和谐融入其中，一切都恰到好处。

但当她的目光停留在图案的线条处理时，叹了口气，对身边的学生说：“国徽的线条不能用康乾时期的风格，要用汉唐的线条。如果不知道什么是汉唐的线条，就去霍去病的墓前找。”

这话一出，学生们面面相觑。要知道，康乾盛世的建筑以奢华绚丽著称，宫殿楼阁上的线条尽是精美的雕饰。这不正是国徽该有的气派吗？

林徽因解释：“康乾时期的确是清王朝的鼎盛时期，但那种极尽奢靡的风格，正是封建社会腐朽没落的表现。新中国不能走康乾盛世后的老路，而是要继承和发扬汉唐时期开放进取的精神。”

清朝的社会表面上繁荣昌盛，乾隆自诩“十全老人”，文治武功似乎都达到了极致。

然而在这“盛世”背后，却隐藏着无数隐忧。乾隆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中国失去了与外界交流的机会，社会经济逐渐固步自封。

吏治腐败横行，民间矛盾激化，封建制度的深层危机已然浮现。所谓的“康乾盛世”，更多是虚幻的光环，而非实质性的繁荣。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的文化和政策最终导致了中华文明的落后与封闭。这样的象征，怎么可能用在新中国的国徽上？

林徽因心中有着更高远的理想。在她看来，国徽不仅是一个图案，更是一种文化象征。它所承载的，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自强不息的精神。

这种精神，在汉唐时期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西汉文景之治的开创，经济发展与民生富足为后续的武帝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卫青、霍去病、李广、赵破奴等名将挥师漠北，将匈奴逐出中原，国家版图空前辽阔；张骞出使西域，开启了中西方交流的丝绸之路，拉近了东西方的距离，书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睁眼看世界的篇章。

汉代的强盛不只是版图的扩大，更是文化与技术的开创。蔡伦改进造纸术、张衡发明地动仪，这些都成为人类文明的瑰宝。

至今我们还称自己为“汉人”，这是因为汉王朝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这种自豪感，是康乾所无法比拟的。

而到了唐朝时期，唐朝更是世界的唐朝。万国来朝，社会包容，各国使者、商人和学者云集长安，唐朝的影响力远及高丽、日本乃至更远的西方。

科举制度的成熟，让社会更具公平性，而盛唐文化更是涌现了无数的诗人、艺术家和思想家，李白的诗篇就是其中最耀眼的明珠。

繁复的纹饰、秀美的线条，似乎流露出一种轻巧与奢华，代表性的例子可以在康熙、乾隆时期的瓷器彩绘中找到。这些纹饰固然精致，但缺乏一种厚重感，难以承担体现民族精神的使命。

相较之下，汉唐的风格则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质。

汉唐的线条古朴厚重，蕴含着一种庄严与壮美的力量。秦砖汉瓦上的云纹和莲纹，或者参观山西的唐样大屋，那种简单而粗犷的设计里，包含的是中华民族不屈的风骨。

在林徽因的坚持下，国徽的线条采用了汉唐时期的风格。

调整完成后，设计图案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相比之前繁复的康乾线条，汉唐线条的引入让国徽变得磅礴大气，尽显大国风范。

中央领导看到了清华营建系的国徽设计图样后，连连称赞，认为这枚国徽完美地体现了新中国的性质特点和人民的愿望。最终，林徽因住持设计的版本于1950年9月正式启用。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因病逝于北京同仁医院，虽然她去世的很早，但她给我们的国家留下了无数的宝贵遗产。

国家对于林徽因这样的人才亦是无比重视，北京市人民政府把林徽因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她的墓前的碑上，刻着她的一句名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1981年，梁从诫在一场讲座中提到了母亲林徽因：

“母亲热爱文学，但文学对她来说只是业余爱好，只有灵感来时才会动笔。她从不为了创作而创作。但对于古建筑，她却和父亲一样，将其视为一种近乎神圣的事业，始终为之献身。”

“很多人知道母亲是作家，但鲜有人知道她对建筑学的热爱和贡献。她一生热爱中国的古建筑，即便在病重时仍心系文物保护。她和父亲留给后人的，不仅是文学作品，更是保护中国文化遗产的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