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中两个鲜活的角色中，高启强蛮横霸道、高傲冷酷，有人说高启强演成了励志剧，甚至有人想要效仿。安欣则仿佛略显平淡，畏畏缩缩，然而他却像人性里的一道富有正义和温度的光，照亮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安欣，一名警察，不贪心、不黑心，也不懒惰，一心只想要查案，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的追求司法正义。又有人说，他有道德洁癖，坚持正义太傻，不会变通，我只能认为这是社会的悲哀，这些人即希望正义守护自己，又害怕正义阻碍自己。

从《人民的名义》到《狂飙》，这些反腐剧中所展现的，正是现实生活中发生过或正在不为人知发生着的事情。法律约束的是道德的底线，纪律规矩是为了目标的实现而形成的经验做法。当一个人把金钱、前途、权力放在信念、正义、理想和善良之前，甚至利用职务充当保护伞，那么，初心在哪里？

从目前披露的数据来看，在公检法这三家中，公安队伍中的腐败，特别是公安局局长、副局长领导层的腐败，明显高于法院和检察院，成为腐败的高危人群。这种现象的产生，说到底还是因为其权力运行难以受到监督和制约产生的恶果。这些腐败分子的共性，就是甘于被“围猎”，滥用权力，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

政法系统内部的反腐工作一直在稳步进行，尤其在2020年，公安系统内多名干部落马，从部级领导到科级干部，清理门户力度之大，极为罕见。2020年，至少有48名公安局长（省市、地级市、县或县级市、区公安分局）或原公安局长落马。2021年、2022年也相继有多名公安局长落马。

未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毫无原则成了这些落马局长们的通病，甚至不乏有处心积虑对抗审查的行为，纵容、默许亲属利用其职权谋取私利，腐化堕落，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已经成了犯罪事实中的标配。

罗伯特·克利特加德（Klitgaard, R.)是研究发展中国家腐败问题的专家，他在《控制腐败》一书中提出了两个著名的公式：

腐败条件=垄断权+自由裁量权-责任制

腐败公式：腐败所得-(道德损失+法律风险)>工资收入+廉洁的道德满足，容易产生腐败。

第一个公式的意思是，当官员享有垄断权和自由裁量权，而又无须对权力的行使承当必要的责任或不须对滥用权力负责任时，官员便具备了从事腐败行为的条件。

第二个公式的意思是，当腐败所得减去该行为所承受的道德损失和法律风险（被发现和被制裁的可能性）后，仍大于其工资收入和廉洁所带来的道德满足时，官员有可能产生从事腐败行为的动机。

由此公式可以看出，不止是公安局长，一切被查的腐败分子，几乎都符合这些特性，而从另一方面来讲，监督职能并没有完全发挥有效的作用，“民不举，官不究”反而成了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

同时犯罪成本不高的特点，也导致即便采用重刑、没收、罚款、赔偿等手段的威慑作用，迫使有潜在违法犯罪倾向的人顾及违法犯罪成本太大而却步，然而挺而走险的人任何时候都有，也不可能彻底消失。

说回主题。

公安机关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政府行政机关，又是国家执法机关，而检察院和法院是国家司法机关。按照法律规定，公安机关的执法行为应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又有许多令人纠结的地方。一般而言，地方公安局局长，都由副县长、副市长，政法委副书记、甚至政法委书记兼任。而政法委书记又是党委常委，这无疑形成了公安局长高于检察院检察长，法院院长的局面。

事实证明，对公检法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主要靠自上而下的权力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民主监督方面，实现起来又非常困难。

由此可见，将公安局局长的权力关进笼子，首先应精简其身兼的过多的行政职务，使其与检察院检察长、法院院长处在一个能相互制约的权力平衡状态。

公安队伍里确实有败类，有腐败分子，但是相信好警察的数量是远远多过害群之马。这个社会的公平秩序和公序良序的维护还得依靠警察。每年流血牺牲的警察不要选择性忽视，打击违法犯罪功不可没，随着最近这几年反腐倡廉，扫黑除恶，教育整顿连环拳呼面而来，贪官污吏已然有所收敛，相信社会整体环境会持续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