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的北平城，凛冽的寒风裹挟着细雪，簌簌地落在东交民巷的青石板路面上。

身穿军装的官兵们紧绷着面庞、步履匆匆，根本无暇顾及街边茶馆里飘出来的阵阵茶香。

虽然在此之前，国共两党早已签订《双十协定》，但国民党反动派仍旧在不停地制造摩擦，甚至还派出部队侵扰解放区。

在美苏等国的干预下，野心勃勃的蒋介石不得不再次派出代表，与共产党人在北平再度展开谈判。

彼时，这场谈判已经持续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却依旧没有达成令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也正因如此，远在延安的毛主席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最终决定派出一位“重量级”人物亲赴北平舌战群儒。

此人，便是有着崇高地位和威望的周恩来。

1月13日这天，北平饭店门前人头攒动，一辆黑色汽车缓缓停在了路边。

车门打开的那一刻，身着一袭黑色长衫的周恩来出现在人群之间，面对围在身旁的一众国民党将领，他从容不迫地理了理大衣的领口，锐利的眼神则依次扫过面前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收回目光之后，他才从容不迫地迈着沉稳的步伐，一步步地跨上了台阶，面前的一众国民党官兵被这由内而外散发出的气魄震慑住了，纷纷识趣儿地后撤几步，留出一个宽敞的通道。

走进大厅的那一刻，周恩来却突然面色一变，不可思议地望向前来迎接的时任国民党第92军军长、兼北平警备司令的身上。

沉默了许久之后，他才努力平复好心绪，缓缓伸出手说道：“我们……有20年没见面了吧”。

听到这句话，这位国民党军官显得有些迟疑。

但经过短暂的思量之后，他才如梦初醒，眉宇间的疑惑也迅速变为感激。

他极力掩饰着心中的激动，连忙上前一步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言语间有些哽咽：“是啊，整整21年了！”

听到这番对话的众多国民党将领、也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到这位警备司令的身上，他们开始暗暗猜测，此人竟然和共党的周恩来相识，而且看样子渊源不浅。

更有甚者已经开始盘算着，要把他的底细查个清楚。

紧接着，周恩来不经意的一番话更是宛如惊雷一般。

“当年，还是我介绍你加入的共产党呢”。

那么，这位北平警备司令官究竟是何许人也？与周恩来又有着怎样的关系？

如果周恩来真的介绍此人加入过共产党，为何又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挑明这层关系，如此一来岂不是将对方置于危险的境地吗？

原来，此人名叫侯镜如，黄埔军校时期还真的加入过共产党，而他的入党介绍人正是周恩来！

1902年，侯镜如出生于河南省永城县一个贫苦农家。

虽然从小就过着忍饥挨饿、衣不蔽体的潦倒生活，但多年来的苦难并没有磨灭这位少年心中的勇气和远大志向。

为了让家人都过上好日子，十几岁的他开始给地主家放牛来赚取微薄的酬劳。

每个月拿到这笔不算多的辛苦钱后，侯镜如便会将其分成两份，一份交到母亲手中贴补家用，一份则自己攒起来，当做日后读书的花销。

见惯了旧社会地主劣绅们欺男霸女的他，认为只有做了官，才能免受坏人的欺负和压迫。

1923年，侯镜如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郑州大学。

闲暇时间，他便会来到图书馆借阅书籍，也正因此接触到了大量西方的民主、进步思想，心中顿时豁然开朗。

一人做官，只能保证让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一地的老百姓不受欺压。可若是击碎这黑暗的封建社会，则能去除普天之下黎民百姓身上的枷锁。

于是，一颗革命的种子开始在内心深处萌芽。

不久之后，学校里来了一位新的理科老师，他是同盟会成员，给学生们授课的时候也难免会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挂在嘴边，这也引起了侯镜如极大的兴趣。

一次课后，侯镜如鼓起勇气来到这位老师面前，深深鞠了一躬：“敢问老师，常听您提起‘三民主义’，请问指的究竟是什么呢？”

见这个年轻人清澈的眸子中透着一股坚韧不拔的英气，而且又如此尊师重道，他便阐释了一番“三民主义”的内涵，并在最后语重心长地说道：“挽救家国民族于危亡之中，是你、我，乃至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只有革命，才能彻底清除掉封建枷锁、打败列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1924年6月，黄埔军校成立，而侯镜如也在这位恩师的推荐下，千里迢迢奔赴广州，最终考入军校成为第一期学员。

侯镜如清楚地记得，自己的初试主考官正是毛主席。

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身为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的毛主席，也担任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一职，并且肩负起黄埔军校主考官的重任。

打开卷子，七个大字赫然在目：何为革命之根基？

没有任何犹豫，侯镜如便奋笔疾书起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也正是因为这出色的回答，令他得到了毛主席的青睐，并顺利进入到下一轮的复试。

而在复试时，身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面色严肃地问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免不了流血牺牲，你怕吗？”

“不怕！若怕，我便不会来黄埔”。

侯镜如回答得干脆利落，眼神异常坚定。

在黄埔军校的那段时间里，侯镜如与周恩来的关系急速升温，成为无话不谈的密友。

1925年冬天，他更是在周恩来的亲自介绍下，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并在不久之后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3师党代表、兼任政治部主任。

1927年初，侯镜如按照组织上的命令，离开北伐军、前往上海领导工人运动。

可就在不久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四一二政变”，开始大肆抓捕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国内革命瞬间陷入低潮。

为了打击反动派的嚣张气焰，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朱德等人发起南昌起义，彼时在第20军担任教导团团长的侯镜如也参与进了这场武装斗争中。

然而，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侯镜如在掩护大部队转移的过程中不幸中弹昏迷，好在被几名地下党同志救下，并秘密送到了香港接受治疗。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之后，侯镜如身体恢复如初，便尝试着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可过了许久依然杳无音讯。

直到后来他才得知，身为中央特科行动科科长的顾顺章叛变了，并且将一份厚厚的地下党成员名单当做“投名状”，交给了反动派。

正是因为顾顺章的叛变，导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们损失惨重。

得知这一切，侯镜如面如死灰、瘫倒在了地上。

“不，不……同志们不会有事的，我的身体已经养好了，可以继续参加革命了，我要找到他们……”

突然，侯镜如瞪大了眼睛，手掌撑在地面上，踉踉跄跄地站起身形。

他喘着粗气，最终反复呢喃道：“我要去找同志们，对，去上海……到了上海一定能联系到他们”。

带着这份执念，侯镜如经过一番乔装打扮后，冒着极大的风险回到了上海。

彼时的上海滩阴雨绵绵，侯镜如来到这里已经十天有余，却仍旧一无所获。

他甚至用尽了最后的一个办法，在《时事新报》上刊登了一篇名为《侯治国寻胞兄》的启示。

这是昔日组织上与他定下的暗号，只要有同志看到这个暗号，一定会与自己取得联系。

可十几天时间转瞬即过，却迟迟没有人回应，难不成上海地下党真的全军覆没了吗？

心灰意冷的侯镜如将手中的报纸扔进火炉，哽咽着呢喃道：“组织……不要我了吗？”

虽然此时的侯镜如已成为落单的孤鸟，但他毕竟是黄埔军校一期学员，才华横溢不说，军事能力更是个中翘楚。

而且，虽然他加入过共产党，但毕竟时间太短，更何况那个时候是两党合作时期，很多国民党将领也曾加入过共产党。

在之后的日子里，前来拉拢的黄埔老同学更是络绎不绝。

1937年，日寇发起全面侵华战争，国难当头，拥有一腔热血的侯镜如最终接受了邀请，出任国民党第九十二军第21师师长，抗日救国。

在台儿庄战场上，侯镜如接到命令，要他率领21师坚守阵地七天七夜。

敌人的轰炸机在头顶呼啸盘旋，密集的炮弹更是如雨点般落入战壕，侯镜如的部队伤亡惨重。

就在这个时候，副官却突然扯着嗓子嘶吼道：“师长，日军的坦克上来了！”

闻听此言，侯镜如顺着对方手指的方向望去，一排排的坦克正朝着己方阵地本来，履带所过之处，烟尘遮天蔽日！

见此一幕，侯镜如咬了咬牙，一手抓起炸药包绑在身上，另一手则端起冲锋枪，大喝一声：“兄弟们，带上炸药，就算是死，也要把小鬼子的坦克带走！”

话音刚落，侯镜如便冲了上去，将士们被这位视死如归的长官感动了，纷纷效仿起来。

凭借着顽强的斗志，他们付出了上千人的阵亡代价，艰难地击退了日寇的坦克部队。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最激动的就要属侯镜如了。

当时他虽然已是国民党部队中的中将军长，但早已做好了重回组织的准备。

可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却突然发来命令，要他率部队前往汉口机场，乘坐美国的运输机前往北平，在那里接受华北日军第三战车师团等部的投降。

除此之外，老蒋还给他安排了一个新职务：北平警备司令。

从这简短的命令中，侯镜如嗅到了浓浓的火药味。

蒋介石如此急迫地空运部队前往北平，必然是想在不久之后挑起内战。

就在侯镜如考虑如何与延安方面取得联系，告知他们老蒋的阴谋时，他再次收到蒋介石的催促信。

无奈之下，他只好先率领所属的92军抵达北平。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结束，并签订了《双十协定》。

可就算是这样，反动派仍旧不断地制造摩擦，甚至集结重兵进攻解放区。

为了避免冲突升级，美国、苏联开始出面干涉，反动派才终于有所收敛，决定在北平再次举行谈判。

也就是在这次谈判中，侯镜如再次与周恩来重逢，眼眶当即红润了起来。

对于这位昔日的好友、学生，周恩来自然认出了对方，可谁知他的第一句话，就戳破了那层“窗户纸”。

“我们……有20年没见面了吧”。

闻听此言，侯镜如心头一紧。

当着众人的面，他不知该如何对答，可忽然转念一想，才明白了周恩来的苦心，当即从容地说道：“整整21年了！”

紧接着，周恩来更是挑明了侯镜如的身份，他曾经是一名共产党人。

反动派的军统、中统可是十分强大的情报机关，只要他们想调查，侯镜如早年间加入过共产党、还参加过南昌起义的事情自然是瞒不住的。

既然瞒不住，倒不如在众目睽睽之下直接提起来，也显得侯镜如光明磊落、经得起调查。

更何况，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侯镜如早就与组织上失去联系，任凭他们翻个底朝天，也找不到任何证据。

所以，看似是周恩来暴露了侯镜如共产党人的身份，实则是在向人们传递一个信息，侯镜如早已与我党之间划清了界限，于无形之中保护了他。

解放战争爆发之后，侯镜如先后担任国民党第十七兵团司令官、福州绥靖公署主任等职务，暗中与周恩来取得了联系，并在组织上的安排下，于1949年8月率部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他仍旧得到中央的重用，任国务院参事、国防委员会委员、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诸多要职。

1994年秋天，已经92岁高龄的侯镜如已经病入膏肓，躺在病榻上的他望着窗外的落叶，气息微弱地说道：“周总理……我，我马上就要再次去追随您了……”

由此可见，在他的心中，是由衷地敬佩和感激周恩来总理的。

10月25日这天，侯镜如闭上了沉重的双眼，结束了自己那跌宕起伏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