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自驾的人并不多，这件事很酷，是因为不仅要搭上大量的时间和钱，还要在来之前，就思考好一件事：是否能将生死置之度外。

我在城市生活过二十六年，二十四岁之前读书，后面两年工作，然后就对城市再也提不起兴趣。人不应该在年轻的时候看见和得到太多，才能保持勤奋和野心，不然就会成为生活的旁观者，逐渐抽离。

人到四十岁的抽离会显出无奈，但过早的抽离会演绎出怒不可遏的反叛：你想打碎，你要打碎，打碎身体的每一部分，打碎脑子里每一段被批量灌输进的信息，打碎那些你开始发现并被要求运转的黑色规则；你那么想打碎，包括自己的行为和性格，曾认为是对的价值观，因为你还有足够的机会和精力创造一个全新的自己；你先前损失的日子是每个人都要损失的，被程序化设定的前二十几年，现在你明白自己开始自由了，这种打碎是哪怕在过程中打碎生命也在所不惜的；再没有哪只花瓶对你是价值连城的，就像宇宙爆炸才会有所有星星那样，谁会在宇宙大爆炸的时候想起一只花瓶？

但在那之后，世界的每一分每一寸于你都是价值连城的，尤其是这个得到新生的你，不再畏惧一切。

我跟你说这些奇怪的话是为了告诉你，我们为什么会明知一切后果也要冒险进入那个洞，我们冲进每一个本不该冲进的地方，这股力量跟迫使我们离开城市的力量是同源而生的。

我们在做的不是逃避，而是不听任何劝阻的向前冲。

不知道是旅行者的恶作剧还是确有其事，这个靠近苏姆的废弃洞穴被称为危险的埃博拉病毒洞：有人在此染过埃博拉病毒——洞穴的后半截满是果蝠，在出口处还有一片危险的雷区。

“我们去吗？”离开舒姆的时候我问建初。

早晨七点，镇子口就摆了三个卖羊肉的摊位，每个都围满了裹着长袍的女人，摊子上吊着扒过皮的羊。沙漠里的羊都小，饿的一身肌肉。等到太阳爬到半截，气温上来，这座位于撒哈拉沙漠的小镇就会回归死寂，直到太阳落山。

从矿区到港口的货车有时会停靠舒姆，这是来毛塔扒火车的外国游客必经的一站。

当时才早晨七点半，建初说:“别去了，我们早点到矿区没准还能赶上今天的火车。”

他就是害怕，我知道。

但我想去，我在他说完不想去之后立刻刹车了。问他去不去的时候，我已经看见那条出现在右手边的车辙，距离舒姆不到十公里，显然就是这里。

洞穴只有两公里，穿透的是坚硬的花岗岩，现在火车因为体积增大已经改道到距离一两公里外的平旷地区了。让人不解的就是这里，明明旁边都是开阔的荒原，为什么大动干戈去开凿了一座山？

这个洞穴也被称为“欧洲人在非洲愚蠢行为的纪念碑”，因为西撒哈拉由西班牙控制，但法国工程师没有向西班牙支付土地和其他特许权使用费，而是选择在沙漠小镇乔姆附近的山脚下挖隧道。

铁路在1991年迁至西撒哈拉，这也成了西撒哈拉境内唯一的铁路线，这五公里长的铁路使西撒哈拉成为世界上拥有铁路的国家中铁路网络最小的国家之一。当然，西撒哈拉的主权问题仍持争议。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条旧的铁路隧道线路就成了旅行者的冒险之路。

当2014年毛塔出现埃博拉病毒后，这里的果蝠就被说成了埃博拉病毒的携带者，也有可能是以讹传讹，但所有的旅行建议都写着如果非要前往，务必紧闭窗户，更不能在洞里停留。

但你觉得可信吗？

如果真是这样，政府会封闭洞口的对吗？

我们废了好大力气才找到洞口，虽然知道在山的一侧，可没想会藏匿在地势最低的狭缝里，不拐到下面完全发现不了。是在我们都要放弃的时候，终于发现了隐蔽的洞口。

“好了，看看就好了。”建初说。

“你怎么这么扫兴，开始就说不来，现在又说不进去。”

“那当然了，不然感染了埃博拉，你又会写文让我背锅。”

“感染了就写不了文了，百分之九十致死率，内脏都能溶化，顺肠子喷出来！”

早有新闻报道过一生物学家带女友去西非探埃博拉洞感染身亡，死状惨不忍睹，感染这种病毒会从身体所有带孔部位向外喷血，最终人从内到外都会溶化成血水。

但我俩还是一前一后进去了。

我在前面。

路非常难走，铺满了碎石头，它们跟着轮胎乱滚，让你不断朝向错误的位置。胳膊需要用大力稳住车把，当身体习惯了对抗的力量，才开始察觉这里已经没有阳光了，唯一发出亮光的是车灯，我们被一座山积年累月的阴气包围着，我通过头盔的对讲问建初：“你害怕吗？”

“有一点。”

在路上经常会感到害怕，面对未知，有恐惧是再正常不过的，我们从不逃避什么，即使在城市里也没逃避过什么，混得不比谁差。我在全国三大的互联网公司工作，建初在全国唯一的摇滚学校工作。有人说我们现在是逃避现实，可谁规定了现实必须是朝九晚五？现实明明是给了你三万天的生命和已经绘制好地图的星球。在我看来，逃避现实的是那些随便定义现实的人，他们把自己的现实锁死了，就好像有人在他们的地图上画了个叉，告诉他现实是那个叉，挖三万天，你能挖到宝藏。他们拼尽力气连挖三万天，自掘出坟墓。

冲吧，向前冲吧，难道要掉头出去吗？

在车轮与石头摩擦声里，似乎听见吱吱的高频音：“你听见蝙蝠叫了吗？”在反复听见几次，好像不是错觉，我才问建初。

“没有，但我看见好几群蝙蝠从你旁边飞过去。”

第三只眼睛看见了它们围着我飞，倒吸一口冷气。

这些果蝠会携带埃博拉病毒吗？

它们飞过我的时候没有排泄吧？

洞口比想象的近，后半段也比前半段好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习惯了。

当光从正前方出现的时候，如同被救赎。

后面的路变得更烂，甚至被很深很宽的裂缝隔开，路的两边都塌下去了，不敢朝两侧看，强忍住眩晕，告诉自己朝最远的那个点看。

终于到了雷区，这里离出口很近。

一片红色的骷髅头，加危险的警告，在我们还想往前一步的时候，隐蔽处突然冒出来三个拿着枪的警察！

我想起刚刚立在一旁的石碑，看来是界碑。

毛塔的警察总是很礼貌，哪怕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是检查了护照，告诉我们不要再往前走了，原地掉头。

拐了一个弯后，确认脱离他们的视线，谁会那么傻啊，原路返回，再走一次那个隧道吗？

我指着远处的地平线问建初：“那是不是大路？”

“好像是。”

我俩直接跨过了沙地，真的是大路，不曾想这么容易完成了穿越，虽然现在还在胆战心惊，担心感染了埃博拉。

非洲就是这样一片土地，奇怪的边境线，殖民遗留的各种印记，满是未知的疾病，总让人想起就难免恐慌。

来非洲之前，你就要想到这些，也能接受这些，甚至感到肾上腺激素狂飙，几乎不可遏制的想冲进这一切混乱之中。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在平庸面前低了头,请向我开炮。

——凯鲁亚克《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