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些被羁押的当事人，想要争取从轻处罚，亦或是囚徒困境，会选择检举揭发同案犯，以期待减轻自身罪责。

有用吗？没有用。法院会认为：检举揭发同案人的行为，系被告人如实供述的应有义务，该行为并不能认定为立功表现。

一通操作下来瞎忙活也就算了，但如果被检举揭发的同案犯如其所愿，被抓了，但最终被判决无罪，那事情可就变得有趣起来。

今天讲个故事，改编自真实案例。

01

背景

事情的起因，是某电玩城放置有赌博机，赌客赌输了，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于是电玩城老板就被抓了。事情其实没什么太大的争议，电玩城放置赌博机是客观事实，电玩城工作人员负责上下分也是事实，还有一众赌客的口供，没跑了。老板作为主犯被判了三年，受雇佣的员工们也都判了一年多。原本事情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

但是，老板（姑且叫他B吧）心里不平衡了。因为开这个电玩城的远不止他一个人，总共是有ABCDE五个好兄弟。B心想：凭什么就抓我一个人，我可不能白当这冤大头！开了几年的电玩城也没挣着钱，同甘没同着，那就共苦吧！万一以后服刑是不是还能争取点减刑呢……？管他的，反正我不能吃亏！

于是乎，B蹲在看守所里一边等着宣判，一边洋洋洒洒写了上万字的检举材料。

外面的4个股东呢？其实也一直都在瑟瑟发抖，担心B在里面会不会讲些有的没的？由于B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了上诉，所以该案历经了一审二审，外面4个股东也瑟瑟发抖了一年多，等到二审下来，他们得知B判了三年，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安心了。

但没成想，3个月后，警察还是找上门来。

02

该来的，总会来

4个股东原本是共同创业的好兄弟，但已经“大难临头”，所以谁也顾不上谁了。当民警开始依次询问四人：你是不是同样是电玩城的股东？ACDE在心里异口同声的呐喊：“这B！妈的，真是个狗东西！自己好好踩缝纫机不就完事儿了吗，非得把我们拖下水！”

虽说B主张电玩城股东是5个人，共同入股电玩城的，但他说大家没有签过任何书面协议。那么，如何证明其余4个人是股东呢？警察蜀黍只能寄希望于当事人的口供了。于是开始对相关人员展开了调查。

做笔录的顺序也有讲究，先从边缘人物问起，因为利益不相关，所以大概率不会说谎。

于是，首先被问的，是电玩城的2个打工仔F和G。

F是这么说的：电玩城一直是B和D在经营，A偶尔来转一圈，自己每天下班时都会和B对账。他们还有个微信群，里面FG和ABCD都在的。赌博机从电玩城开业以来就放在那里，偶尔也会有当官儿的来检查，一检查就让我们关店，每次关个一两天老板就又开店了，反正老板能摆平那些人。

G是这么说的：具体老板们的事我不清楚，但我零零星星有听老板B说过：他说我们店是ABCD一起开的，BCD出钱了，店铺是找E租的。平时店都是BD在管理，他们俩知道店里有赌博机。F说的微信群的事情是事实，我也在里面的，每天给老板汇报数据。

通过以上FG的陈述内容，可以看出，ABCD参与了店里的经营管理、出资大概率是事实。唯独E是不是股东，打工仔们并不知道，只知道店铺是找E租的。

那么E是不是公司股东呢？恐怕只能问ABCD了。

03

烧脑时刻

B是检举揭发者本人，他声称5个人都是股东。那ACD是怎么说的呢？

D：B和D是好兄弟，此前二人就有过一起投资电玩城的经历，可惜之前没挣到钱，所以这次听说B又想搞，D眼前一亮，立马投了50万支持好兄弟创业，希望能把自己之前亏得全部挣回来。可惜又赔了。这次投资，自己就领过一次3000块钱的工资，其余啥也没有了。D和B提出过能不能退还一部分自己的投资款，B不给。

另外，D提到，自己不认识A，平时店里经营都B和自己，C没参与过。

B告诉他，店里还给了E 30%的干股，因为他有关系，能办成许可证。

C：某天，E打电话给我，说他能办电玩城的证。B也打电话给我说，他有开游戏厅的经验。BE二人拉我入伙。某天，ABCE一起第一次开会，在E的店里大家一起商量开电玩城的事。E说因为他能办证，所以不出钱，要30%的股份，并且E提出他能提供店铺的场地，租金由B从出资款里扣。其他人每人出50万，证就办在A的名下好了。大家开完会就回家凑钱去了。

又过了几天，四个人又开了个会，A反悔了，说没钱。于是B就找了他朋友D入股。E说他不方便出面，委托A管理。EDA都知道B在电玩城放赌博机。因为E是牵头的，放赌博机肯定要经过E同意的。

我只负责出钱，B和我说过想弄两个赌博机，我说让他自己看着办。

D负责出资和管理，A是E安排监督店里情况的。E办的证，提供的场地。两个店员还有ABCD建的微信群，没发多久，生意不好就解散了。

A：某天E打给我说他能办电玩城的证，问我要不要搞，我说我没钱，他说他可以多找几个人，有天在E的店里，在场人有ABE以及C的哥哥。在店里约定，E能办证占30%股份，B给了A5%的干股让A当法人，A说自己不准备干了不愿当法人。

E和A在动漫城的时候，B专门介绍过店里的赌博机，说赚钱就靠他们。店里开业的时候E让我看一下情况，平时见到E了我也会说一下店里的情况。为了方便给E传信儿，所以加了微信群，但5%的股份我没要。

【分析】

通过以上口供情况可知：

D：在E店里的只有ABCE，D是后来才加入的，所以D说他不认识A，说得过去。可惜，正因为他是后来加入的，所以，E是不是享有30%的股份，他只是听B说的，自己并不知道。

A：A的陈述中，C当时并没有在店里。开会时，在场人的C的哥哥。如果A的话为真，那么当时怎么约定股份的，C也只能是听C的哥哥或者其他人讲。不管A有没有占股，总归他给E传过话，这是事实。

C：C的笔录里并没有讲清楚第一次和第二次开会，其本人是否均在场？（特别是第一次开会，在场的到底是C还是C的哥哥？AC笔录相矛盾）以及第二次开会时，在场的4个人当中有没有E？

另外，综合其他人笔录可知，C只是个出钱的，没参与经营管理，所以对其他几个股东的情况主打一个一无所知。至于E是否知情店里有赌博机，C也只是推测E知道，理由是E是牵头的，要经E同意。

那么最为关键的人物，E本人是怎么说的呢？

E：C的哥哥找到我，说C和B想办电玩城的证，拜托我打招呼，B承诺给我30%干股，我没要。动漫城的房子是我租给B的。第一次开会时，ABCE以及C的哥哥都在我店里，B和C都要给我30%干股，我不要。因为B想让A当法人，承诺给A 5%的干股，不知道A要没要。A偶尔和自己说过电玩城营业情况。

【分析】

E的笔录，言简意赅。这也不足为怪，越是大Boss，话越少。但是从E有限的口供中，还是可以提炼出一些内容的。例如，最重要的疑问之一，第一次开会在场人有谁？E提到了ABCE以及C的哥哥。

另外，AC以及B都说E是牵头的，那么E的说法显然与其他人不符。送没送给E干股，既然E本人完全否认，那只能再寻求其他证据。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检举人B的说法：

1、B知道E可以办电玩城的证，寻求与其合作，但E提出：自己不出钱，电玩城要租赁自己的房子，需要和其朋友A、C合作。

2、第一次和第二次开会，在场的人员是：B、C、A、E。第一次开会谈好了E的干股30%。

3、赌博机几个股东都看过，B给几个股东讲过如何调试设备。

4、E说他不能出现在微信群，就委托A加到群里，每天营业情况由A向E汇报。

【分析】

关于各方股份情况，只有在第一次开会时约定过，但第一次开会的在场人有哪些？居然有三种说法。

A：ABE以及C的哥哥，E要30%股份

E：ABCE以及C的哥哥，要给我股份我没要

B：ABCE，E要30%股份

C：ABCE，E要30%股份

D：不在场，听B说，E有30%干股

经以上梳理可知，根据各自笔录，A，B，C明确说E有30%股份，但C本人在没在场，仍存在争议。若排除了C，只有A和B了。

假如B的说法为真，那E的风险防范意识是真的高。明面上，他只是个收租的，实质上，可能是享有干股的幕后股东。从常理来推断，只有E能有社会关系办到证，那E确实拥有这场合作的绝对优势谈判地位。B的说法，有其合理性。按照B的说法，C也是E找来的，也能够和C的笔录中所说：“E打电话给我”，“E是牵头的”，相互印证。

04

法院判决

E的辩护人提出：指控E涉嫌犯开设赌场罪的证据均为同案犯的言词证据，涉案人员的供述内容均来源于B的转述，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应依照“疑罪从无”的原则认定E无罪。法院对此认可，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因此判决E无罪（对ABCD均作出有罪判决）。

看到这里，是不是有一丝丝感动？这法官能够这样严格适用法律，只有口供？那么就疑罪从无，被告人无罪！

但实际上，法律是法律，实践是实践。阿超哥看到此案的法院说理的时候，感叹法官有勇气的同时，越看越怪，这怎么能判呢？再仔细阅读了全文判决，感受到的只有疑点越挖就越多，根本就没查清嘛。于是检索了一下相关联的判决，果不其然，案子被上级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被中院撤销，发回重审了。但重审之后的判决，并没有查询到。但猜测终局应该是，E也是有罪的。

05

复盘和思考

辩护人观点：

辩护人的说理，显然站不住脚，“涉案人员的供述内容均来源于B的转述”，——最起码第一次开会时ABE都在场，这个没有争议。只有D不在场是明确的，但法院判决采纳了辩护人观点。

C是否开会时在场：

C的笔录里提到，ABCD开了两次会，一次是在E的店里，4人一起开会，过了几天，因A不想入股，4个人又在一起开了会。但是A的笔录说，第一次在E的店里，在场人是C的哥哥。所以，第一次开会，C在没在场这么个事实都没查清。以及，第二次开会，开会的内容里有没有提到E的股份，C陈述的E有30%股份，到底是他听别人说的，还是第一次或第二次开会时听E自己说的（原始证据还是传来证据？）这个在本案中极为重要，却没有查清。

除了在案人员以外，C的哥哥显然是个关键人物，C有没有在场，C的哥哥会怎么说？此人居然没有作为证人？

E是否享有股份：

A，B，C的说法都是一致的，E享有30%股份，且根据B的说法，A和C都是E找来的，A陈述自己给E做汇报，C也说E的牵头的，再结合常理，E能办证，所以E具有谈判的优势地位。开会也是几个人到E的店里。

但本案尴尬的是，居然只有口供？难道真的调不出任何蛛丝马迹从侧面印证了吗？即使没有其他证明E是股东的证据，那么E是否参与公司的管理，也能从侧面印证。

A和E关系如此密切，日常向E汇报店内情况，那么聊天记录，通话记录，银行流水等，难道查不出个任何蛛丝马迹？为何本案只有口供证据？

E是否对店内赌博机知情并参与管理：

虽然E的口供中没提对店里有赌博机一事是否知情（估计也是否认的，如果E承认了，判决书里会不写明？这不科学），但从ACD的描述来看，大概率ABCDE都是知道店里有赌博机的。A向E汇报店里的营业情况，根据在案笔录，这个事实也没有争议。如果只是收租金的房东身份，E为什么需要A告知他营业情况呢？

法院判决依据：

法院判决说理是，不宜以口供直接定罪，这没错，但案件事实本身根本就没查清楚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四条，人民法院对于人民检察院起诉的案件认为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有违法情况时，可以退回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或者通知人民检察院纠正。

写在最后：

本文是站在中立的审判视角，来看待该案的。旨在说明，一个案件只有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才能达到审判的标准。若法官、检察官认为案件事实并没有查清，法院可以退回检察院补侦，检察院可以退回公安补侦，而不是径行做出无罪判决。这样的“无罪”，是站不住脚的，法院内部的监督机制，检察院的外部监督等等，依然可以推翻原判决，那这样对无罪的被告人来说，又将在漫长的时间里，继续等待着悬而未决的结果，对于其他被告人来说，也是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