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刘邓大军解放四川的神秘突破口:为何选择被遗忘的武陵山区?

火耀西南 2024-07-03 18:35:16

文/编辑:nirvana

1949年年底在中央军委的命令下,刘邓大军挥师挺进大西南,在此之前,关于将何处作为解放四川的突破口,曾引起了国共双方军队高层的广泛讨论。

四川,自古就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据统计,灭蜀之战,几乎无一例外选择川北的剑阁方向的陆路或川东长江三峡方向的水路,或两头并进进入四川盆地,但是为什么此次刘邓大军进入四川,会选择曾经在历史上被叫做“化外之地”的武陵山区进入四川呢?

1949年春,长江的浩荡波涛再一次见证了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历史的又一次重大转折。

根据毛泽东主席与朱德总司令的指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浴血奋战,百万雄师过大江,一举解放了南京——这个国民党统治的象征与中心。杭州、武汉、南昌及上海等城市及广袤的江南地区也纷纷归入解放区。

胜利的号角预示着人民解放战争全国胜利的光辉时刻已指日可待,新中国的曙光即将到来。

尽管人民解放军南渡长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并不意味着国民党就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

在我解放大军渡江之际,国民党当局已经迅速将其尚存的150余万军队以及党政机构撤往华南及西南地区。幻想在帝国主义的干预和支持下,继续负隅顽抗,伺机东山再起。

当时西南行政区域包括四川、西康(今四川雅安、甘孜、凉山地区和西藏昌都地区)、云南、贵州诸省。

南与越南、老挝、缅甸等国接壤,可以通过这些邻国获取国际援助和物资支援,保持与外界的联系。同时,这些边境通道也为可能的撤退或逃亡提供了路径。

北与陕西、甘肃、青海等省相连,大巴山脉横亘东西,形成天然屏障;

东与湖北、湖南、广西毗邻,巫山、武陵山绵延起伏,著名长江三峡横贯其间;

西与西藏地方接连,金沙江纵穿西康南北,高山峡谷纵横交错。

境内除四川盆地外,多起伏丘陵和高原山地,沟壑纵横,道路崎岖,地形复杂,交通不便,且人烟稀少,民族繁多,封建帮会颇为盛行,经济文化相当落后。

国民党当局就是企图利用上述易守难攻,直通国外等有利条件,试图长期盘据西南地区,待机应变,反攻复辟。

而四川地区,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素有“天府之国”的美称,是西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国民党当局自然深知保住四川,对于固守西南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始终把四川这块地方作为割据西南总体战略企图的关键和核心,并早已派要员进行控制和经营。

1948年4月,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国民党当局指令王陵基回川,攫取四川省主席要职,排挤地方实力派,加强对川、康地区的控制。

1949年初,国民党大部精锐部队于淮海战役覆灭后,蒋介石又指派前“行政院长”张群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利用其元老身份和在西南的故旧关系,借以协调内部,缓和矛盾,控制地方实力派,加紧营造复辟基地。

8月底,蒋介石亲临重庆,召开有西南地区军政要员参加的军事会议,策划固守西南、建立反攻基地问题。

10月,解放军发起广东战役后,国民党已经感觉到华南地区难保,遂将其“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重庆,并将当时兵力最多、力量最强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部和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部两个集团撤至华南、西南地区布防。希望再次演绎一段抗战时期的绝地反击。

当时国民党参谋部制定的计划是:以白崇禧集团和华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余汉谋部组成湘粤联合防线,利用了湘粤地区的天然屏障和有利地形,阻挡解放军南进的步伐,保护国民党在华南地区的军事和政治中心。以胡宗南集团扼守秦岭天险,在西南地区集结兵力,形成割据状态。

而且此计划有一定延展性,那就是,如果此计划破产,则令白崇禧集团退保广西,胡宗南集团退守四川,背靠云、贵,盘据西南。如果此计再败,则集结残部,退守云、贵山区,负隅顽抗。

最后,实在无法存身,则以主力退入缅甸,以一部退到滇缅泰边境,等待国际事变,伺机卷土重来。

同时,制定方案时也考虑了缅甸政府可能采取拒绝入境及敌对行为,所以也考虑到了击破缅军的决心和力量。特别是在假如真有转移时,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保存现有的重武器。

谁知蒋介石最后却否认了可能的撤退计划。理由是如今两广难保,而大陆上必须保有西南特别是四川地区作为复兴基地。将来才能与台湾及沿海岛屿相配合进行反攻。

所以他的这个决定就成了国民党以四川为核心割据西南的完整战略企图。

为了实现上述企图,国民党当局将其尚存的正规部队的百分之六十约45万人撤至西南地区,分兵把守,严密布防。

把守陕南、甘南及川北一带的约17万人,由胡宗南指挥;

把守川、湘、鄂边界地区的约10万多人,由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指挥;

把守川东地区的约4万多人,由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孙震指挥;

把守贵州地区的约3万多人,由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指挥;

把守云南地区的约3万多人,由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指挥;

分布四川内地及西康地区的约7万多人,由西南长官公署直接指挥。此外,尚有警备司令部,军、师管区、宪兵、保安团、队、空军及联勤总部所属单位等,近200个,加上地方部队,总兵力约90万人之多。

在国民党军队在加紧排兵布阵时,我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部署也在紧锣密鼓的安排着。

1949年5月23日,在《中央军委关于向全国进军的部署》中提到:二野亦应准备于2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

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

因此,除二野应准备经贵州入川之外,四野在消灭白崇禧,占领广西之后,应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

在6月17日,中央军委再次就二野西进时间做出指示,提到四野主力(7个军)9月可到彬州、赣州线,11月可能占广州,迫使广州国民政府迁至重庆,然后对于二野夺取重庆较为有利。

彭德怀

十天后,主席又给第一野战军彭德怀总司令发电报,提到刘邓大军按计划会在12月前后到达并占领重庆和贵阳等处,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已经在做迁移重庆的准备,为了使广州政府放心迁往重庆、贵阳等处,而不迁往台湾(电文中指出,已经有一派主张迁台,但不占优势),使胡宗南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主席建议彭总暂时不宜去占领汉中,让汉中留在胡手中几个月似较有利。

然后具体安排建议为:根据解决青海、宁夏两敌程度如何,再决定新的部署,如青马、宁马被歼灭,进一步解决兰州、青海、宁夏和甘肃西部已无困难后,早日分兵,一路往新疆取得油源(极端重要任务),一路则南进,以占领成都,解决川北为目的。

出动时间则要和刘邓占领黔、渝相配合,不可太早,宁可稍微缓一点,以期聚歼胡宗南部,不使其逃入云南。原因是白崇禧正在部署,以他的桂系兵力退据云南,若再加胡宗南部则解决云南势必要使用大量兵力,而使用大量兵力到云南去对于我军是不利的。

9月12日,中央军委又发布了《关于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先完成包围然后再打之方针的指示》。指出如果白崇禧占领贵州省城,无论二野、四野均暂时不要去打他。

二野的两个兵团以主力一直进至重庆以西叙府、泸州地区,然后向东打,占领重庆。

以1个军留在乌江以北(以遵义为中心)。二野之陈兵团,在配合四野5个军完成广西作战以后,即进占云南,完成对贵阳之包围。

然后,四野以一部由广西向北,二野以适当力量分由云南、黔北向东向南包围贵阳之敌而歼灭之。总之,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既然四川已经被双方都明确为了关键后,那么解放军会从哪一个方向,哪一个点作为进攻方向呢?

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入川路线不外乎川东、川北两个方向。

川东方向,地形险要,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困难,且在湖南、广西地区尚有白崇禧部约20万人,联合余汉谋部10余万人,既可阻止解放军进军两广,又可屏障滇、黔,保障胡宗南部侧背安全,解放军主力由此入川的可能性不大;

而川北方向,则是入川捷径,且背靠老解放区,有陇海铁路,交通畅通,补给方便,解放军主力极大可能由此入川。

基于这样的判断,遂形成了以四川为核心和以陕南、甘南方向为重点的设防部署。

我们知道,四川盆地四周高山环列,路途崎岖,自古就有天险之称。三国时的诸葛亮就有“益州险塞"之说。唐代大诗人李白更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咏叹。故此,人们历来把进出四川视为畏途。平时出入蜀地尚且如此,行军征战进入四川盆地更应是难上加难了。

但是不然,其实在我们的历史上,从境外攻入蜀地的行军征战行动不下二十多次,其中十几次都取得了成功。

我做了一张表,资料来源于鲜肖威的《历代攻蜀行军路线考略》

在列表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古代的灭蜀之战中,进攻方向只有两个,川北和长江三峡。当年川军出川抗日,也是走的这两条路出川。

要说到为什么选择从武陵山区,一定要说到这个后来被刘伯承元帅称作“解放西南第一功”的人物,那就是受我党委派,卧底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刘宗宽将军。

当时,公署参谋长由中华民国国防部次长萧毅肃兼任,但是主持工作的是刘宗宽。

刘宗宽

刘宗宽,陕西省蒲城人,杨虎城将军旧部,黄埔三期生。1946年-1948年期间,接受中共重庆负责人吴玉章的意见,先后任蒋介石重庆行营、行辕绥靖公署参谋处少将处长、第三处(作战处)处长。

刘宗宽曾参与调整四川防御区计划,他故意未将四川第八区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划入重点防御圈,因而此方案虽然提及这个地区,却没有具体设防措施,部队配置只有毫无战斗力的保安部队,形同虚设。

那天讨论计划,参会者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个漏洞,照例通过。刘宗宽就此埋下了一个伏笔。

他的想法是,如果解放军看到这个空虚之地,以此作为进军通道,必能使国民党军措手不及,事半功倍。

王陵基

不久后,还是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王陵基看出了端倪,但是他也只是以为这是部署中的一个失误,还提醒刘宗宽,说“我见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一带没有部署正规军,门户洞开。倘若共军侦知,从这个方向乘虚而入,我军调动不及,后果不堪设想哦。”

刘宗宽听完惊出一身冷汗,心知王陵基已看出了破绽,如果再向张群提起,势必引起张的警觉,调整部署。

但是刘宗宽装作镇定的回答道:“王主席果然独具慧眼,指正防御计划的不足,我受教了。这个计划书目前还在进一步完善中,王主席说的这个漏洞,我们会补救的。”

幸好,王陵基在重庆只住了三天就回成都去了,没向张群提及防御漏洞。

后来,蒋介石在部署大西南保卫战之前的几天,刘宗宽又见了来参会的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二人一番交谈,刘宗宽从沈策处探口风关于胡是不是觉得解放军会从陕南进攻。

沈策说胡也拿不准。

胡宗南在视察防务

刘宗宽于是给他“分析”,中原有一条陇海铁路,运送兵员和武器舍此莫由。然后刘宗宽又拿历史给他举例,最后,抛出一个杀手锏,当年就是他胡宗南率军攻占的延安,解放军会放过他??

这绝对打中了胡宗南部的痛点。所以在8月24日蒋介石主持的军事会议上,沈策将刘宗宽提供的分析和盘托出,判断解放军会将主攻方向放在陕南,企图经川北入川。蒋介石听完后也深以为然,然后据此做了安排部署。

其实我们再看那段时间中央军委的电文中就发现,在刘宗宽制定完成计划后,中央军委电文中第一次出现了从湘西进军的通知。

武陵山区为湘鄂川黔边区,包括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张家界、沅陵、怀化等地,湖北西南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地,川东南的黔江、石柱、秀山、酉阳、彭水等地。

相对于历史上多次从川北和长江攻打四川的情况,这个自古被称为“化外之地”的地方,的确很容易被人忽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刘宗宽在制定防御计划,故意遗漏了酉秀黔彭的防守时,那么多军事高参竟然都没有发现这个漏洞。

川湘公路的起点——綦江雷神店

但是,很多人都忘了一点,那就是从重庆市綦江雷神店起,经南川、武隆、彭水、黔江、酉阳、秀山与川湘边境的茶洞,永绥( 现为花垣) 、乾城( 现为吉首) 、泸溪至三角坪与湘黔公路连接的川湘公路。

在没有这条路之前,大军从这里的崇山峻岭中打入四川,是极其困难的,但在1935年的时候,国民党当时考虑到中日如果真有战事爆发。那么沿江沿海随时有被敌人封锁的可能,大批的军用物资必须依靠欧美从陆上输入,兴建西南大后方与国际陆上交通通道极为重要。

所以,一条被列为“抗日重点工程”的公路在1935年开始勘测,1937年通车,这条路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所以这条公路在此时,也为刘邓大军入川提供了便捷的通道。

解放四川的第一站——秀山洪安时的一段回忆

川湘交界处的茶峒与洪安旧照

四川秀山(今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洪安,这个在民国时期,和清江河对面的湖南永绥(今花垣县)茶峒隔河相望,也是沈从文先生所著小说《边城》的所在地。同时这里也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之地。

当我解放军进入沅陵一带后,国民党秀山县长李琛急忙派遣秀山民众自卫总队第一大队队长田子霖带着一个中队约120人并组织当地30人枪在洪安进行布防。

川湘公路上只有一座大桥和湖南相通,所以他们一边计划如发生出现突发情况,就烧掉大桥,一边将岸边的船只全部迁移。

1949年11月6日下午两点,解放军先头部队抵达了湖南永绥吉峒坪,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洪安。田子霖立即请示县长李琛怎么应对。县长李琛首先想到的是烧桥。

所以下午三点左右,田立即派兵将这座跨入西南的第一座桥给烧毁了。

结果就在这时,解放军的一支侦察部队也已经抵达了桥另一侧的茶峒,眼见茶峒大桥被焚毁,当时还不清楚对面到底有多少守敌,于是立即通知后续部队占领茶峒一侧的制高点,对河对岸的洪安守敌进行火力压制。

随后一路解放军从茶峒下游过河,包抄洪安左翼,另一路解放军绕道上游,从贵州毛坪过河,堵截守敌退路。(洪安是被称作鸡鸣三省的地方(川湘黔))

到黄昏时候,解放军发起了总攻。结果这场精心准备的强渡洪安、解放四川的第一战,二十分钟就宣告结束了。

到了洪安的解放军,连国民党正规部队的影子都没看到,当天主要的事情就是等另外几路人马汇齐后好开饭。

后来才得知,原来当时宋希濂主要在恩施和巴东一带,而贵州方面,在湖南被解放军击溃的刘嘉树兵团残部退入了贵州和驻贵州镇远、玉屏、施东一带的何绍周兵团被解放军压制,无法支援。

意识到解放军主攻方向后,国民党手忙脚乱的急忙调重庆方面的徐正纲师前往酉阳和秀山阻击解放军,当然,徐正纲师还没到,解放军先头部队就已经过了秀山,到了酉阳了,然后徐正纲师就被消灭于酉阳的行军途中。

刘邓大军由茶峒搭浮桥前往四川

而洪安渡口,随着二野主力快速运动,解放军越来越多,每到一批解放军,洪安人民就在渡口放一阵鞭炮以示欢迎。

但是这时渡船和橡皮艇已经完全不够用了。

解放军汽车和重炮部队通过川湘公路场景

11月8日,解放军汽车和重炮部队赶到,被阻挡在了茶峒无法行进,于是新成立的秀山县人民政府,一面整修茶峒大桥边原有的汽车便道,一面征调来8只民船,以4只拼装成一只,装成两只简易渡车船,又使数千辆军车、炮车日夜不停隆隆地向西开进。

大约是在解放军先头部队攻占洪安后的二十五六天,一个晴朗的日子,在洪安新街直至相连的川湘公路上,停满了载重卡车、吉普车、小轿车,长龙般的车队,共有140多辆车进入了洪安,大家想到了可能是显要人物到了。

刘伯承与邓小平

当天这些人住进了当时的洪安复兴银行,不久几个首长还出来走看了商店和小学,用四川话找老百姓摆龙门阵,大家后来才知道是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到了,是刘伯承、邓小平两位首长回四川老家来了。

这天晚上,二野司令部用柴油机发电,满街路灯通明,人们象过节日般地欢欣鼓舞,欢迎解放军,欢迎刘邓首长回老家。

而由于国民党秀山政府烧掉茶峒大桥的事情造成老百姓生活极度不便的恶劣影响,后来当他们在组织烧石耶大桥等桥梁时,遭到了当地人民的强烈反对,大家自发保护桥梁,有人还奉劝那些准备烧桥的人,“把桥烧了,到时你来修?解放军长江黄河都过来了,还怕你这条小河??”

结语

排兵布阵,如同下棋,关键在于大局观。指挥官必须以全局为重,纵观全盘,才能制定出最佳的战略方案。如何统筹全局,如何合理分配兵力,确保各个战线协调配合,形成合力,达到整体优势都是需要整体考虑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刘邓大军会选择从武陵山区进入四川,原因是避免国民党军队逃亡台湾以及白崇禧和胡宗南的大军朝云南方向溃逃,甚至进入缅甸的可能。

所以我们也看到中央军委的军事部署上,除了作为主攻的二野,四野和一野方面也在为解放大西南做出调整和布防。以期完成中央军委提出的“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在确定了由南进入四川的方针后,此时又获得了刘宗宽将军的关于国民党军队在四川部署信息情况,最终确定了由位于武陵山区的四川省秀山县作为突破口,作为解放四川的第一站。而川湘公路则为大军的行动提供了便捷。

参考文献:

重庆市档案馆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解放

刘宗宽:国民党垂死挣扎的反动战略部署及其最后覆灭

宋希濂回忆录

绍成业:回顾人民解放军解放四川

鲜肖威:《历代攻蜀行军路线考略》

邓宗顺:刘邓大军西进过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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