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禹
7月21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正式全文发布。
其中,第一部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中提到:“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推动文化繁荣,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应当讲,这是总纲,也是对包括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领域在内的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总目标和总要求。
而在第十部分“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中,既有应时应势对过去改革举措的完善和提升,也有根据实践需要新提出的改革举措,有些表述是第一次,可谓是深意十足。
(一)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中,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这是对“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概念性陈述,既表达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又阐释了实现目标需要坚守的路径选择和现实思考,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至于进一步的解读,请参考《11次提及“文化”!从三中全会公报读懂对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的新要求!》。
第十部分具体内容如下:
(38)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完善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完善舆论引导机制和舆情应对协同机制。
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完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机制。改进创新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工作机制。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优化英模人物宣传学习机制,创新爱国主义教育和各类群众性主题活动组织机制,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缅怀先烈、争做先锋。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健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体制机制,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教育引导全社会自觉遵守法律、遵循公序良俗,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形成网上思想道德教育分众化、精准化实施机制。建立健全道德领域突出问题协同治理机制,完善“扫黄打非”长效机制。
显然,“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这是针对进行了十余年的主流媒体深度融合的具体实践,而做的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的变革。
当前,媒体深度融合取得了丰硕成果,涌现出一大批富有创新性的新型媒体,构建起主流媒体主流传播的有效矩阵。但从全国视野看,媒体深度融合还存在一定的短板,融合速度和效果具有强烈反差,不均衡、不充分的现象依然存在。
在此背景下,党中央提出要“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显然是自上而下创建全新的评价体系,这对于从思想上、行动上均落后于媒体深度融合具体要求的主流媒体而言,也许真正的考验即将到来。
而对于“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表述,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应该是第一次如此表述。从某种程度来讲,是对主流媒体从内容集成到传播体系,从路径再造到全架构的体系构成,将会是最大的一次变革。
其中,刚才所谈到的媒体深度融合滞后现象,以及在自身发展严重落后的主流媒体,也许不仅仅是给予扶持和支持,是否有可能在这场变革中失去市场地位,我们拭目以待。
7月19日,上海广播电视台率先实施“大手术”,对原都市频道、东方影视、七彩戏剧、每周广播、上海电视“三频道两报刊”进行改革重组精简精办,虽然是现实所迫的主动作为,我们仍然对该举动表示赞赏。
目前,主动作为比被动作为强,主动找出路比最后被“变革”更主动,握紧拳头、找准方向、义无反顾,是广播电视台和广电网络必须面临的现实选择。
(二)
第十部分第(39)条,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推进公共文化设施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置改革。深化文化领域国资国企改革,分类推进文化事业单位深化内部改革,完善文艺院团建设发展机制。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通,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完善文化经济政策。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深化文化领域行政审批备案制度改革,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深化文娱领域综合治理。
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构,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健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上述虽然大多为对文化部门体制机制改革的表述,但也有如“深化文化领域国资国企改革,分类推进文化事业单位深化内部改革”“深化文娱领域综合治理”等部分,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企事业单位可借鉴之处。
(40)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深化网络管理体制改革,整合网络内容建设和管理职能,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和管理机制。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建设,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健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体系。
“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也是针对现有新闻宣传格局与网络舆论出现的新情况、新动向而第一次出现的改革动作,具体如何实施,还需待具体细则出台。
(41)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加快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推动走出去、请进来管理便利化,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目前,从国际传播的效果来看,“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将会是下步改革的重中之重,要实现让全球观众“看得懂”“看得进”“喜欢看”的具体成效,要在不同语境下寻找到相同的共情点,实现国际传播的最佳效果。
总之,《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与深远历史意义,对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快速发展同样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唯有在《决定》的指导下,勇闯改革深水区,敢于碰硬、敢于挑战,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依然会有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