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秦国的看法各不相同。还记得小时候看过的那些关于秦朝的故事，其中最深刻的就是暴秦，什么千刀万剐，什么烧死，什么连坐，什么腰斩，什么焚书坑儒等等。不过，如果你们读了孙皓晖的那本《大秦帝国》，你们就会发现，已经被彻底颠覆了你对秦国的看法，我一直在想，一个暴君，一个心狠手辣的人，又如何能够统一整个国家？这是一个让我很困惑的问题。质量的变化，来自于数量上的变化，而厚积薄发，则来自于一代代人的努力，大秦能有今天，这其中有多少人，多少事情。有一次，秦国由穷而强，由穷而强，此为“变法”，使秦国走上了强盛之道，此君名叫“商鞅”。

卫鞅，卫国人，是法家“法治”学派的代表。卫国很小，没有什么施展才华的地方，所以他就去了魏国，成为了公叔痤的弟子。公叔痤见卫鞅是个有才华的人，向魏王推荐，魏王没有同意，于是他提议，为了防止卫鞅被其他国家所重用，就杀死他，魏王也同意了。他将卫鞅召来，将自己与魏王的谈话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然后吩咐卫鞅立即逃跑。卫鞅说，先生放心，魏王没有听从先生的劝告用我，就一定没有听从先生的提议把我杀了，之后魏王就真的没有拿卫鞅怎么样了。由此可见，商鞅的聪明才智，远胜其师公叔痤，他有自己的主见，不会盲从。他通过观察各国，并对各国进行了比较，最后得出结论：唯有秦国能够使他的“法家”理念得以实施，因此，他决定离开魏国，前往秦国寻找机遇。在那里，他见到了一生中最忠实的挚友——秦国孝公嬴渠梁，在秦孝公的全力拥护下，商鞅的改革，终得以在大秦取得胜利。秦孝公虽少言寡语，但每次都能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给了他强有力的靠山。

改革之路并不平坦，可谓布满了荆棘，各种不同的声音，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都想搞变法，这就是要把旧有制度搞得乱七八糟，要把好处再分一遍，所以，受损害的人，当然是不愿意的。首先就是秦国老氏族无法答应，由甘龙、杜挚等两个人担任代言人。甘龙是一个很强的人，一个很会隐藏自己的强者，他曾经说过：“狂风过山冈，伏草长。”狂风吹过，建筑轰然倒塌，树木被连根拔起，一座座建筑轰然倒下，唯独一株看似最普通的草木安然无恙。改革初期，商鞅与甘龙就改革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商鞅在对秦孝公解释他的变法思想时，曾建议：“有道德的人，不与世俗的人，有成就的人，不与世俗的人合作。”中心思想，就是有高尚品德的人，就会与普通人格格不入，而有成就的人，就会与普通人想法不同，所以，只有极少数的贵族，才会接受这种变法，但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让秦国更加强大。

甘龙当即反驳，言辞之间，可见其主张黄老之术，正是汉朝文景之治的治理与政治依据。但他们的理论，并不符合秦国的情况，他们并没有站在现实的角度，反而站在了古老的家族的角度，这一点，甘龙也很明白。商鞅坚定地反驳了甘龙的说法，认为甘龙那是俗语，没有改变，就没有发展，唯有改变，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秦国现在并不是要恢复元气，而是要进行变法图强。杜挚见自己的师父甘龙都没有占到上风，更是咄咄逼人，说道：“没有绝对的实力，就不能乱改规则，没有利益就不行动，这才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商鞅说治国并无一模一样的方法，让一个国家变得更强并不是非要效仿古人的圣人不可。夏商两代的更迭，都是违背了古代的规则，所以，沿用古代的统治方式并不值得称道，而根据实际需要进行相应的变革，则是无可厚非。

当时的情况很糟糕，所以他在城南门口竖起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如果有人能将他带到城内，就会有奖励，一开始没有人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奖励也越来越多。有了丰厚的奖励，自然会有勇敢的勇士，于是有些人去做了，就像去抬一块木板，然后就有了回报，自此秦国的律法深得民心，开始实行法制，这便是“徙木立信”的由来。商鞅对秦国进行了改革，让所有人都知道了什么是法律，要遵守法律，让秦国在数千年前就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拥有了毁灭一个国家的力量。秦孝公去世，老氏族陷害他，他也就没有什么铁杆的拥护者了，于是他就跑到一处人家，人家说秦法不许他住，他不但感慨他的改革实在是太成功了，以至于人人都只知秦法，不知商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