谥号是指中国古代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人物去世之后，后人按其一生功过进行评定后给予或褒或贬评价的文字，始于西周。对于皇帝来说，最佳谥号为“高”，意思高到无以复加，因此大一统王朝的开国皇帝，多是主谥号为“高”，庙号也多为“太祖”，按照古代称呼皇帝为庙号加谥号的惯例，一般称之为太祖高皇帝。
关于文臣的最高谥号，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定义，东晋时期最高的谥号为“文献”，只有辅佐晋元帝司马睿开国，营造“王与马共天下”格局，堪称开国第一功臣的王导一人享有。唐朝时期则是以“文贞”为最高谥号，宋朝沿用，至北宋仁宗之时，因为宋仁宗名为赵祯，为了避讳，所以将“文贞”改为“文正”，因此自宋代以后，文臣之中的最高谥号被明确为“文正”，可谓是谥之极美，是无以复加。虽然之后“文贞”谥号被恢复，但自此只能屈居于“文正”谥号之下，成为仅次于“文正”的谥号。
因此古代文人步入仕途以后，梦寐以求的是想得到“文正”谥号。正因为这个谥号非同小可，所以历代皇帝对于“文正”谥号的赐予也是慎之又慎，轻易不会赐予大臣，因此能得“文正”谥号者，往往是有大功劳，还是德才兼备，可以堪当大臣典范，为当时文人所敬仰。
以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之清朝来说，在268年历史之中，得到“文正”谥号者只有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八位汉臣。在这其中帝师占四位。接下来宋安之来说说这八人为什么可以被赐予谥之极美的“文正”谥号，他们有着什么功劳呢？
汤斌身为清朝第一位“文正”，他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并非是死后即被赐予“文正”谥号，他在康熙朝并不得重用，并没有进入真正的权力核心，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病逝于工部尚书任上，终年61岁。死时还被卷入政治斗争之中，被明珠一党攻讦，被康熙帝传旨责问，虽然这件事没有愈演愈烈，汤斌也没有因此丢官，但汤斌死后并没有得到隆重的身后待遇。到了雍正十年（1732年），汤斌才被平反，一年后入贤良祠。到了乾隆元年（1736年），乾隆帝赐予汤斌谥号“文正”，此时距离汤斌死去已经49年。
汤斌之所以被追谥“文正”，首先他的确是一位正臣，是一位有名的清官，在道德方面他是无可挑剔的，最基本的要求已经达成。
当然更关键的原因在于，汤斌还有一大隐藏功劳，那便是他在构建清朝政权合法性过程之中起到关键作用。虽说清承明制，但清朝在入关以后，对于汉制或者汉文化的任用，并非是完全融入，有相当一部分守旧派是抵制汉文化，顺治帝在摄政王多尔衮死后，亲政的10年时间，是大力集中皇权，他身为开明派是敏锐抓住满汉之争的矛盾点，是大力提倡汉文化，并且重用汉臣，提高汉臣地位，想要借汉臣之力打压满臣，以此集中皇权，因此与守旧派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和孝庄太后斗争的很是激烈，最后顺治帝英年早逝，遭到守旧派的疯狂报复，所谓的顺治遗诏如同罪己诏一般，是自己将自己骂的狗血淋头，分明是孝庄太后等守旧派的“杰作”。
年幼的康熙帝继位以后，辅政四大臣身为守旧派代表，是开始进行满洲本土化运动，是大力打压汉臣，这时候清朝如同当年的元朝一般，是无法解决满汉矛盾，无法真正的使得汉人精英融入这个新生政权之中，如果照此发展下去，清朝就是下一个延续时间不足百年的元朝。
等到康熙帝智擒鳌拜，真正亲政以后，他是既想当好八旗最大的主人，又想扮演好汉地天子这一角色，面对三藩的威胁，加之守旧派陆续凋零，因此康熙帝是以崇儒重道作为基本国策，并且提高汉臣地位，以拉拢汉人精英，等到三藩之乱被平定以后，康熙帝更是放心与汉人精英分享权力，使得汉臣可以挤入权力核心。在更早之前还通过博学鸿儒科来拉拢汉人知识分子，意在以怀柔手段争取依旧心怀前明的知识分子的支持，康熙帝通过种种手段最终使得满汉矛盾大为缓和，使得清朝没有成为下一个元朝。
汤斌身为清代理学名臣，两任《明史》总裁，继承了晚明以来程朱学对王学的修正，他通过参加康熙十八年（1679年），康熙帝针对汉人知识分子，而下诏举行的博学鸿儒科的科举考试，是一举拔得头筹，被授翰林院侍讲，这一官职还负责给皇帝上历史课，汤斌以此向康熙帝灌输了大量程朱理学的精髓，使得康熙帝确定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可以说汤斌在构建清朝政权合法性过程之中起到关键作用。不过这个功劳不能摆在明面上，康熙帝也没有公开赞赏汤斌这一大功劳，而且当时汤斌起到的模范作用并不大，对于康熙帝来说，能将汤斌重用为尚书就已经是天大恩典。
汤斌还有另一层代表身份，他虽然通过博学鸿儒科崭露头角，但在此之前，汤斌早已步入仕途，他是顺治年间进士，历任陕西潼关道，江西岭北道等职。他的出身也“清白”，清朝是打着替明朝报仇旗号入关，而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率军进攻汤斌的家乡，其母赵氏便是殉节而死，可以说清朝在大义上是替他报了国仇家恨。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不同于顾炎武等人，汤斌认为朝代更替是正常之事，没必要愚忠，要造福百姓，要济世安民，不能拒绝出仕来避世，应该积极步入仕途，成为官员主政一方，便可以真正展现自己的抱负，可以真正的造福百姓，所以汤斌从来不抗拒在清朝为官，因此汤斌可以说是清初积极与清廷合作的汉人精英代表。
总结来说汤斌是道德典范，又有隐藏大功劳，还是清初积极响应清朝统治的汉人精英代表，所以雍正、乾隆时期，为了怀柔汉人精英，加强思想控制，树立正面典型，汤斌的地位自然步步高升，最后竟被追谥“文正”这一极品谥号。
第二位“文正”刘统勋与汤斌本质上类似，是乾隆帝树立的另一个正面典型，他死后，乾隆帝在谕令之中是高度评价：“大学士刘统勋老成练达，品行端方，雍正年间耆旧，服官五十余年，中外宣猷，实为国家得力大臣，自简任纶扉，兼综部务，秉持公正，眷畀方殷，并命为诸皇子总师傅，久直内廷，勤劳懋着。”
乾隆帝是一位又自信又自卑的皇帝，他不如他父亲雍正帝那般以大皇帝自居，汉臣之中，是文有配享太庙的张廷玉，武有“终清世，汉大臣拜大将军，满洲士卒隶麾下受节制，锺琪一人而已”的名将岳钟琪，他用人的范围是侧重于八旗。像乾隆帝时代清朝开疆拓土，战事不断，主要重用的是满臣和外戚，当然外戚也是满臣，诸如福康安、兆惠、阿桂等等，可以说乾隆朝是满臣大放异彩的政治舞台，汉臣无论文武是有些靠边站了，在这种情况下，乾隆帝出于平衡，自然更需要树立一位典型，正好刘统勋有清名，有功绩，又得乾隆帝信任和重用，因此便赐予他“文正”谥号。
曹振镛是清朝第四位“文正”，先抛去帝师，讲讲这位特殊的“文正”，曹振镛是一位官场老好人，他为政平庸，并非济世之能臣，也没有耀眼的政绩，他之所以得到道光帝重用，是因为他小心谨慎，信奉“多磕头，少说话”之理，并且善于揣摩道光帝的心意，因此是道光帝前期最为倚重的心腹大臣。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贤臣，并没有匡补道光帝的过失，而是与道光帝是“臭味相投”，在道光帝失败的守成过程之中，起到的是加速清朝衰落的作用。
因为曹振镛太对道光帝脾气，事事以道光帝为先，因此他死后，道光帝是高度评价：“朕御极之初，特授军机大臣，十四年余，一德一心，深资启沃，丝纶首掌，钜细毕周，夙夜在公，始终如一，实朕股肱心膂之臣，服官五十余年，历事三朝，身跻崇要，从未稍蹈愆尤，动循矩法，克副赞襄。”并且动情说道“顿失腹心之臣，不觉声泪俱下”，因此道光帝赐予他“文正”谥号，就事论事来说，这有些名器滥用了。
至于第六位“文正”曾国藩更是不用说，靠地方团练起家，创建湘军，最终平定太平天国，使得清朝再度延续近半个世纪之久，这样的不世之功，赐予“文正”谥号也属正常。
其他四位“文正”皆为帝师，朱珪为嘉庆帝师，杜受田为咸丰帝师，李鸿藻为同治帝师，孙家鼐为光绪帝师。
他们之所以被赐予“文正”谥号，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清朝自雍正时代建立秘密立储制度以后，使得储君密定，并且大力限制皇子权力，固然避免再度出现九子夺嫡之事，但也使得密定的储君根本无法提前培养自己的班底，也没有太多从政经验。像雍正帝之前，皇子的权力受到的限制较小，可以提前培养自己班底，因此师傅的作用其实并不大，也不是太重要，而雍正帝之后，密定储君所能依赖的力量并不多，其中朝夕相处的师傅便是可以信赖的人选，因此帝师的重要性开始凸显。
乾隆帝刚刚继位之初，面对张廷玉和鄂尔泰两大前朝重臣是忌惮不已，因此急忙召回师傅朱轼辅佐自己，乾隆帝初期施政过程之中，受到师傅不小的影响，不过朱轼并没有辅佐乾隆帝多长时间，在乾隆元年（1736年）便是病逝，对于乾隆帝并没有起到太大辅佐功劳，加之乾隆帝可谓是冷血的政治机器，他一直力主赏罚分明，并且打压一切威胁皇权的力量，对于生母孝圣皇后和皇子都是处处限制，所以综合之下，他并没有给予师傅“文正”谥号，而是赠太傅，御赐“帝师元老”，赐谥号“文端”，虽然不如“文正”谥号，但是以文字开头，也是第一等谥号。
等到嘉庆帝时期，情况又不一样了，乾隆帝在位时期是进一步限制皇子，甚至是吹毛求疵，可以说是到了病态的打压程度。
像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皇八子永璇和皇十一子永瑆被派往黑龙潭一起祈雨，在这个过程之中，永璇开了小差，私自跑进城去办事，乾隆帝发现以后，认为他很不自重，并且为了避免其他皇子效仿，最后对永璇和师傅进行了惩罚，还对并未劝阻永璇的师傅观保和汤先甲进行革职。
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帝的发妻孝贤皇后病逝，当时皇长子永璜只有二十岁，皇三子永璋只有十四岁，年纪轻不说，过世的也不是他们生母，所以表现的自然不伤心，乾隆帝因此勃然大怒，剥夺了他们继承大统的资格不说，还说道如果他们之后还心怀异意，就亲自动手杀了他们，如此雷霆之怒，使得两位皇子吓得不轻，直接导致在两年以后，一直郁郁寡欢的皇长子永璜于忧惧之中病死，可以说是被活活吓死。
在这种情况下，嘉庆帝不只是小心翼翼，培养不了自己班底，对于严厉苛刻的父亲乾隆帝的感情其实也并不深，对于朝夕相处的师傅朱珪自然是极其信赖，可谓亦师亦友，还隐隐寄托有对父亲的感情。
等到乾隆帝禅位以后，嘉庆帝虽然继承皇位，但不过是傀儡皇帝，大权依旧在太上皇乾隆帝之手，师傅朱珪身为总督本来被下令进京升为大学士，但因为和珅进谗言，乾隆帝也不想嘉庆帝培养出自己的班底，朱珪反被降为安徽巡抚。
乾隆帝死后，为了清除和珅势力，真正亲政，并且彻底平定白莲教起义，没有从政经验的嘉庆帝不只是重用宗室诸王贝勒，更是急召师傅朱珪入京辅佐自己，此后嘉庆帝常召朱珪咨询国家大事，很多重要的人事任用，嘉庆帝也多是听取朱珪建议。嘉庆十一年（1807年）十二月，朱珪病逝，嘉庆帝得知讣讯以后是亲临其家祭奠，朱珪四十多岁丧妻，没有续娶妻妾，一人独居终老不说，还是一位清官，在道德上可谓无可挑剔，因为住宅寒酸，家门狭小破旧，当时御轿竟然抬不进去，嘉庆帝看见师傅家中如此寒酸，是更为难过，为之恸哭，是赐陀罗经被，晋赠太傅，特赐谥“文正”，朱珪成为清朝第三位“文正”，也是第一位帝师中的“文正”。之后嘉庆帝评价自己的师傅是“半生惟独宿，一生不言钱。”
嘉庆帝之后，道光帝因为政权平稳过渡，不像嘉庆帝那般遇到诸多挑战，而且还遇到亦师亦友，处处迎合自己的大臣曹振镛，所以帝师并没有凸显重要作用。
道光帝之后的咸丰帝就不一样了，咸丰帝资质明显不如六弟恭亲王，但得师傅杜受田出谋划策最终胜利登基（这个之后单篇文章具体分析），可以说杜受田便是咸丰帝登基的隐性第一功臣。等到咸丰帝登基以后，更是遇到清朝的内忧外患全面爆发局面，内有太平天国，外有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几近亡国，他并没有从政经验，也没有高深的帝王心术，只能依赖师傅杜受田，可以说杜受田当时就是他的救命稻草，师徒二人是小心翼翼的想尽各种方法力挽狂澜，在咸丰二年(1852年)，黄河决口，杜受田赴山东等地赈灾，修治黄河，因为日夜操劳心力交瘁引发旧症复发，不久病情加重，杜受田病逝，颇有一些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凉之感，咸丰帝得知以后，是大为悲伤痛哭流涕，按照清代制度，赐谥须由内阁票拟，再由皇帝钦定，咸丰帝不待内阁票拟，便是直接为师傅杜受田定谥号“文正”。
杜受田的身后待遇也是高的吓人，杜受田的父亲被加恩为尚书衔，长子杜翰仅仅一年多时间便是由从五品进为正二品大员，在咸丰帝驾崩以后，更是成为顾命八大臣之一，不是之后顾命八大臣被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推翻，杜氏一族肯定可以辉煌更久。
可以说有着嘉庆朝先例，加上咸丰朝加强，所以此后才形成清朝帝师可以上“文正”谥号的惯例，不过当时已是王朝末世，名器滥用不说，还是慈禧太后实际掌握大权，同治和光绪二帝不过是傀儡皇帝，他们二人的师傅，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么大功劳，像李鸿藻和孙家鼐，不能说没有功绩，但是并没有大功绩，在王朝末世之中，并没有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对比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来说，明显差的太多，只不过是按照惯例，选择为帝师代表上“文正”谥号而已。
最后笼统范围上来说，除却曾国藩这个功劳太大之人以外，其他三位“文正”也或多或少与帝师沾边，汤斌身为理学名臣，对于康熙帝影响甚深，可谓实际上的帝师，他还教导过废太子胤礽，如果胤礽顺利继位，那他就是真正的帝师。
刘统勋和曹振镛则是担任过上书房（清朝皇子皇孙上学读书之地）总师傅，虽然并非具体教导皇子的师傅，也并非是教导的皇子皇孙中登基为帝者赐谥号于他们，而是任命他们为上书房总师傅的皇帝赐予其“文正”谥号，不过笼统来说，刘统勋也算是嘉庆帝师傅，曹振镛也算是咸丰帝师傅，也勉强称得上是帝师，当然他们不是凭着这一层关系成为“文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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