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45年，国民党政权熬到了抗战胜利；仅仅4年后，国民党政权狼狈败走台湾。

当年，面对强大的日本，国民党政权苦苦坚持8年之久，笑到了最后。

而后，在面对相对弱势的共产党时，国民党政权仅仅三年多就崩溃了。

何以弱势的时候能以弱克强，强势的时候又被以弱克强？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庆祝抗战胜利

2000多年前，西汉的贾谊也问过同样的问题。

他在《过秦论》中说，秦国用了百余年发育崛起，统一六国，堪称以弱克强的典范；统一后，秦始皇把江山改造得如同铁桶一般，然仅仅十余年，铁桶江山就被山东豪强掀翻了。

六国与陈胜、吴广等人的实力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秦国能灭了六国，却又被陈胜、吴广及其后来者轻易推翻，身死国灭，被天下人笑话？

贾谊没有具体分析原因，他给出的答案只有一句话：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翻译过来就是：不施行仁政而使攻守的形势发生了变化。

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说了和没说一样。

比如上面那个问题，有人说国民党腐败无能，不得人心，必定失败云云，这种就属于正确的废话，没有任何营养。

当然，这个问题很大，三言两语说不清。

我们不妨先从单个原因切入，先说说美援问题，确切地说，是1946-1947年，美国卡国民党政权的脖子，美国军火“断供”长达10个月之久。

02

1945年9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拜访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美国帮助中国武装90个师——这是1943年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口头承诺过的。

杜鲁门咨询手下人后，回复宋子文：中国当前不应谋求保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或空军，但一支相对小型、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并拥有足够的运输手段的陆军，和一支小型有效的空军也许最适合需要。

杜鲁门答应帮中国尽快装备39个师和8又1/3个空军大队，同时移交一些适合近海和内河行动的舰艇，用于最基本的近海巡逻和防御。

至于更大规模的军事援助，美国暂时不予考虑。

杜鲁门

此一时，彼一时。

日本已经被干翻了，还要那么多军事援助干什么？

再蠢的人都能看出来，这是用来打内战。

从全球战略考虑，美国此时它并不支持国民党政权打内战。

美国对中国的期望是：形成一个统一、稳定且亲美的政府；取代之前日本的地位，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主要伙伴；抵制苏联的影响。

如果国民党政权发动内战，很有可能把美国卷入一场新的战争，这是美国不愿看到的。

杜鲁门表示：摆在我们面前唯一的行动途径，就是用一切办法帮助中国维护和平，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一定限度内支持蒋委员长。但是我们不能卷入中国的这场阋墙之争。

这是战后初期美国对华的基本政策。

由于重庆谈判并没有扫去内战的阴霾，1945年12月，杜鲁门请出德高望重的马歇尔，以总统特使的身份来华，调停日益紧张的国共关系。

马歇尔是美国的无冕元帅，军中门生故吏遍天下，是杜鲁门政府的核心决策人物之一，在国际上声望隆崇，由他出面调停，双方应该会给面子。

调停初期，在马歇尔的奔走劝说下，双方达成了四大协定：《停战协定》《和平建国纲领》《军队整编协议》《调处东北停战的协定》，成果不错。

如果都按纸面上的协议来，说不定和平真能实现，但中国的问题不是几页纸就能搞定的。

马歇尔调停

秦以来，中国权力斗争都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斗争舞台上没有妥协、宽容的传统，也几乎没有分享权力的先例。

早打晚打，总归是要打的。

由于国民党处于强势地位，它自信可以短时间内击败对手，所以无论在谈判桌上和战场上，它都表现得咄咄逼人。

在东北，国民党军队占领长春后，继续向北攻击，计划拿下整个东北，超出了马歇尔的底线。

倔强的蒋介石没给马歇尔面子，谈判陷入僵持，战争气氛升温。

马歇尔忧心忡忡。

03

根据马歇尔的观察，他认为战争全面爆发后，短时间内双方谁也吃不掉谁，战争会长期化，到时候如果苏联插手，美国跟，还是不跟，这是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

不跟的话，多年投资打水漂，跟的话，可能引爆世界大战。

不管跟不跟，这都意味着马歇尔调停的失败，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

马歇尔两难的根源在于，美国对华基本政策与他的使命，存在矛盾之处。

一方面，美国要援助国民党政府，另一方面，美国要阻止国民党政府打内战。

美国援助的越多，蒋介石打内战的底气越足，态度也就越强硬，马歇尔的调停越没有成效。

无奈之下，马歇尔祭出了“卡脖子”这一招，想用军火禁运向蒋介石施压，控制战争爆发。

1946年6月20日，马歇尔向国民党政权发出警告：如果内战全面爆发，美国军队会撤离，包括租借物资、剩余物资、借款等在内的美援将被掐断。

6天后，国民党军队向中原地区发动猛烈进攻，全面内战爆发——可见，蒋介石根本不吃美国佬这一套。

马歇尔不能忍了。

7月，国民政府计划把从美国订购的1.3亿发7.92mm口径子弹运回来，根据规定，这需要向美国国务院申请出口许可证，马歇尔知道后，给国内打了个招呼，申请被驳回。

7月底，马歇尔正式宣布停止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

马歇尔能做得了主？当然能，他是杜鲁门的左膀右臂，是美国对华政策的真正决策者。

8月，杜鲁门发表了对华军火禁运的行政命令。

杜鲁门与马歇尔

此时，马歇尔还没有把事情做绝，期间他多次上庐山劝说、压迫蒋介石停止战争，重开谈判，表示只要蒋介石接受，军火禁运的事可以就此作罢。

蒋介石认为马歇尔不懂中国的复杂情况，不懂中国政治的运行逻辑，想法太理想主义。中国的问题，不是谈判桌上所能解决的，必须用机关枪去辩论。

鸡同鸭讲，不欢而散。

战争已如失控的火车一样，势难叫停。

8月，马歇尔沮丧地宣布：调停失败。

1947年1月，马歇尔黯然回国，但他祭出的军火禁运并没有撤销。

世界上不止有美国造军火，国民政府立即转向英国、法国、比利时采购军火。

这三个国家很现实，美国不卖你，我们卖了，不是拆美国台吗？不卖。

换句话说，西方主要军火供应国，都加入了针对国民党政权的禁运。

军火禁运的范围很广，除子弹、炮弹、手榴弹、炸弹、枪支、火炮、战斗车辆、作战飞机之外，连制造枪管的钢模具、制造子弹的冲压设备也禁运。

国民政府的所有飞机采购项目被叫停，美国援助的8又1/3个空军大队的飞机和设备暂停移交，找英国购买飞机零部件的事也被美国搅黄了。

此外，马歇尔还运用个人影响力，使国民政府在1946年和1947年两度失去美国政府巨额信贷支持的机会，即1946年5亿美元信贷援助的议案和1947年的马歇尔计划（将中国排除在外）。

04

抗战后期，美国给了中国很多援助，帮助国民政府坚持到了抗战胜利。

从那时起，国民政府越来越依赖美国，军队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美械师，这些美械师是国民党军队的战斗主力和中坚力量。

有个游戏术语，叫DeBuff，即减益魔法，被施加者会出现各种不良状态，如虚弱、定身、沉默、眩晕、破甲、减速等。

用DeBuff来形容或者衡量美援断绝后的美械师状态，我觉得非常恰当。

那么问题来了：美国“断供”军火，美械师获得了多少DeBuff？美械师的这种状态，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战局走向？

美国军火禁运所产生的影响，至今没有全面的评估报告，也没有定论。

有人说是毛毛雨，影响不大，因为禁运前国民党军队已经储存了大量美国军火，库存足够消耗一段时间。否则，国民党军也发动不了全面进攻。

有人说是釜底抽薪，禁运政策严重削弱了国民党军队的持续进攻能力和经济潜力，导致国民政府军事资源和经济资源迅速枯竭，军事上节节失利，经济上严重通货膨胀，迅速走向失败。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对军火禁运耿耿于怀，对马歇尔恨意难消，在指责马歇尔“误美害华之罪”时，他甚至称马歇尔为灭亡中国的“祸首”。

马歇尔与蒋介石

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心理：把成功归功于自己，把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

在心理学中，这叫自我服务偏见。

马歇尔卡脖子，只是国民党政权失败的外部因素之一，达不到“祸首”的程度。

禁运实施后，蒋介石虽然没有向马歇尔低头，但也不得不感叹：国军补给，遂因此而完全陷入困境矣。

战争全面爆发后，军火如流水一般消耗，凭借之前的库存，以及兵工厂加班加点生产，国民党军队还能勉强维持作战能力。

时间一长，随着库存军火急剧减少，兵工厂的机器转得冒烟，也赶不上消耗的速度。

以子弹为例，1947年1-6月国民政府生产子弹约1580万发，消耗高达3590万发。

兵工署多次要求一线部队，提高弹药利用率，瞄准了再打，用最少的弹药获得最大的战果。

但这显然无济于事。

其他军火，尤其是美式军火，弹药打一发就少一发，零件坏一件就少一件，一旦弹药打完或者零件损耗完，美制武器就成了废铁。

美制武器要配上美式后勤才能发挥威力，一旦后勤补给跟不上，美式武器只得趴窝。

05

国民党军队王牌部队的王牌武器趴窝了，影响力不言而喻。

1947年7月，当美军将领魏德迈率领调查团到东北调查时，新六军军长廖耀湘向魏德迈坦言：自动武器大都磨损严重，冲锋枪有好多已不能连发，炮弹奇缺；汽车和特种车辆都到了报废的年龄。

廖耀湘强调：新六军消耗很大，又不能休整补充，完全被拖垮了；战斗力赶不上当年的1/3，官兵士气低落。

此时，距离美国解除军火禁令已经过去2个月了。

新一军的情况也差不多，装备磨损严重，很多步枪已经不能射出直线，火炮缺乏炮弹，训练时不能开炮射击，大部分卡车缺乏零件，无法修理，基本废弃了。

禁止的时候，一句话的事，解除的时候，需要一整套流程，还要考虑重新运输的问题，这样算下来，解除禁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军火依然供应不上。

可见，军火禁令的影响在初期不明显，在中后期才渐渐凸显出来。

普通士兵

这些情况，马歇尔心知肚明，他说：如果我们给与他们军火，我们在直接参与内战；如果我们不再给与他们军火，我们在解除他们的武装，因为他们使用的是美国的装备。

马歇尔还在等待，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和两全其美的办法。

另一方面，延安方面对此也洞若观火，信心与士气倍增。

“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并不慷慨，蒋政府向美国私人购买军火也有很多困难，美军事实上是在撤退·····”国民党军队“不仅兵力发生苦难，军火也已发生很大困难”。

在具体的战斗中，各野战军想方设法迫使国民党军队多消耗军火，加重其困难。

1947年，国共战争的态势发生了转折，同时，世界局势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3月，杜鲁门主义出台，冷战正式拉开帷幕，美国公开宣称要在全球阻止苏联扩张。

在中国问题上，美国和苏联已不再谨小慎微、遮遮掩掩，开始公开支持各自的小伙伴。

美国国会、政府以及军方，反对军火禁运的意见逐渐增多，海军部长和陆军部长都认为，削弱国民政府，会导致苏联趁虚而入，增强其在中国的影响力。

杜鲁门问马歇尔：是否到了我们必须向国民政府提供军火的时候了？

马歇尔说：解除禁令是迟早的事，但现在为时过早，需要等合适的时机。

1947年4-5月，国民党政权的颓势和困境肉眼可见：军事上，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已到极限，双方攻守易势的拐点即将来临；经济上，物价飞涨、百业萧条；政治上，人心动荡，反抗运动此起彼伏。

普通士兵

马歇尔意识到，美国若再不松开卡脖子的手，国民党政权有窒息的危险。

1947年5月26日，马歇尔宣布解除军火禁运。

7-8月，首批解禁后的军火——那1.3亿发7.92mm口径子弹，从美国港口装船。

此时，国民党军队完全处于守势，根基已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