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时政记者读明史》系列第5章，本系列作者猫智深从媒体角度解读明史，为读者用深度报道形式还原明朝。

为了方便读者理解元朝后期的经济结构，我找出关于西藏解放前的资料作对比：

17世纪时候西藏，30.9%土地为封建地方政府占有，29.6%为贵族占有，39.5%为寺院和上层僧侣占有。宗教上层和寺庙势力庞大，既是西藏的主要政治统治者，也是最大的农奴主之一，拥有众多的政治、经济特权，支配着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占西藏人口90%左右的“差巴”（领种份地，向农奴主支差役的人）、“堆穷”（意为冒烟的小户）是农奴，他们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靠耕种份地维持生计。

发展到后期，元朝很多贵族都笃信密宗，经济状况也跟解放前的西藏十分类似。估计朱元璋、陈友谅们等底层的日子也就这样。

1340年，20岁的元顺帝终于掌权了，随后他任命26岁的脱脱为中书省右丞，相当行政班子一把手。

他们之前元朝的皇帝和大臣们就像田里的麦子，每隔三五年就被收割一茬，下场惨烈，有鉴于此，这两个年轻人决定使用汉法来治国。一些蒙古的顽固派也想阻挡，但当时元朝财政快破产了，地方上也不断有人起事，改革已经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

元顺帝在当年即开设宣文阁，招收了以理学名家苏天爵为首的汉法派士大夫，并以之为改革的策源地。元顺帝和脱脱还开设了古代中国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收拢贵族家孩子来学习汉文化。

元朝终于开设国子监

元顺帝和脱脱做的第一件大事即实行科举，在当次考试录取了七十八人为官，其中既有蒙古人和色目人，也有汉人。

当然，南人作为元朝实际上的低等人，在科举上不可能平等。蒙古人和回回们分配的是御史等中央的美差，而汉人则多担任下级官吏或者充当教职，比如刘伯温就被分配到浙江搞教育去了。但即便如此，好歹汉人中优秀者也可以入仕了。

元顺帝之后招揽天下名儒给自己和太子传道受业解惑，还鼓励满朝文武一起学汉学。为了让蒙古人看懂“之乎者也”，他让人把《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经典翻译过来给蒙古猛汉们读。元顺帝还将国子学和科举紧密联系，给了国子学的学生优惠政策。

任何一个封建王朝，成立后头一件大事就是修史。因为修史可以控制历史的解释权，用乔治奥威尔《1984》的中一句话来解释：“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比如司马家的晋朝建立后，马上让陈寿写了《三国志》，宋朝建立后让欧阳修了《唐书》，明朝成立后朱元璋马上让宋濂修了《元史》。

元朝虽然很早就说过要修史书，但直到帝元顺帝这里才又开始干这件事。看来之前皇帝和权臣们都在忙着内斗，没空推动这个事，更对汉文化不太在意。

修史有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宋、辽、金，究竟以谁是正统？元朝廷里各个民族人都有，争得喋喋不休。元顺帝说这还不简单：宋史里就以宋为正统，辽史里就以辽为正统，金史里就以金为正统....，于是，不同于《三国志》，元朝修了《宋史》、《辽史》和《金史》三本。

在元顺帝和脱脱的带动下，元朝上下掀起了学习汉文化、总结历史教训、走向新征程的伟大高潮。

用汉文化对满朝文武洗脑后，元顺帝天真以为大家应该都是君子了，然后就开始制定法律，让这些君子们遵纪守法。

蒙古猛汉们之前的统治一直是粗枝大叶，就忽必烈在刚进中原时以金国完颜家猛汉们的《泰和律》为蓝本弄出来本法律书，后来几个短命皇帝又攒出来巩固特权的律法，之后几十年没修订过。为此，元顺帝找了一帮文化人搞出来《至正条格》，用来完善法令，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对立。

为了保证法律能不打折扣的执行，聪明的元顺帝采取了三条措施：

1、巡查工作常态化，即建立纪律部门巡行监察地方官员机制，设置肃政廉访司，“岁以八月终出巡，次年四月中还司”。

2、官员考核机制明确化， 定下了“户口增、田野辟、词讼简、盗贼息、赋役均、常平仓得法”六条标准。（哎，之前连个像样考核机制都没有，不知道国家咋治理的）

3、中央对地方的抽查规模化。派遣钦差大臣巡游四方。

通过汉文化学习提高了官员素质，通过科举引入了新鲜血液，通过定律法来进行了法制建设，再打掉个别官场蠹虫，整个逻辑实现闭环了。perfect，完美！

一套组合拳下来，元顺帝得到了汉族地主们的交口称赞。宋濂回忆起那个时代，说是“天光下临，衣被万物，声教所及，罔闻朔南，呜呼盛哉！”

但元顺帝是元朝最后一个皇帝....，这么优秀，为啥成了一个？

因为他其实只是被那帮地主阶级的儒家分子忽悠瘸了。蒙古那套方法治理国家不行，但儒家那套也不行啊。

儒家的核心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把父子关系放大到君臣上，人民叫子民，君王叫君父，因为儿子服从父亲是无条件的，从而在法理上为政策树立合法性。这套东西，在王朝初期还能用一用，但王朝末期谁见过这套东西管用？每个王朝末期土地兼并严重，农民没地吃不饱饭，谁还信你那套君父理论？

而掌握儒家解释权的那些理论权威们，不就是地主呢？让地主自己反自己么？

灭亡元朝的朱元璋们都是被地主兼并后形成的失地农民，元顺帝却想依靠地主去挽救因土地兼并而岌岌可危的王朝，这不就是一个笑话么？

元朝朝廷其实向农村收的税并不多，不到土地收入的5％。但地主给农民收的地租却很高，占农民50％的收入，再加上其他的费用，农民所剩无几，于是一有个天灾人祸，朱元璋们就要全家死光光。

因为“四海无闲田”，所以土地是稀缺资源，于是只能“农夫犹饿死”。

在儒家的忽悠下，元顺帝也会搞一些减税，但好处全落到地主手里，朱元璋陈友谅们还是照样饿死。

改革进行四年后，脱脱辞去相位，官方原因是身体不好，但之后几年脱脱过得很惨。他父亲被流放到甘肃，他也随行。之后他父亲又被流放到西域，然后又被调回甘肃，很快就被折腾死了。

这种事元顺帝怎么可能不知道，其实他是个下手极狠的人，不然他如何能成为元朝坐皇位时间第二长的？执政37年间据说仅一品以上的官员就杀死了五百多名，对有威胁的人下手从不犹豫。

翌年，元顺帝更是受到满朝上下的交口称赞，说那个时代是“千载一时”，文人把元顺帝夸成了一朵花。同年，元顺帝派钦差巡查四方，收到的反馈是天下大治，即使有个别贪腐，也只是疥癣之疾。

但没想到，却有个不合时宜的江西儒生送给他本民间“诗集”，记录了民间关于巡查钦差的歌谣，把他肺都要气炸了。我且摘录一二：

1、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

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

（奉使即钦差）

2、九重丹诏颁恩至，万两黄金奉使回。

3、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三重。

此秀才还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钦差与地方官僚上下勾结、贪赃枉法的种种劣迹，

戳破了群臣们给元顺帝的裱糊纸。

元顺帝顾不上震惊，他很快又碰到一个更大的困难：没钱了！

国库穷到连给王爷们的那些赏赐都要拿银钞糊弄了。给大臣们发不起工资不要紧，可王爷们是有兵权的，有能力惹出乱子。

不得已，元顺帝召回了脱脱，让其复任中书省右丞相，想办法搞钱。

先给读者们介绍一下元朝的货币政策。跟宋朝用交子一样，元朝也自己印钱。最开始元朝银钞是有准备金的，持有银钞可以找政府兑换生丝等物品。但没有约束的政府花钱没止境，这些压箱底的储备物也被花出去了。

元政府的一大开销是战争。类似纳粹，一个习惯了战争好处的政府会不停发动战争。有了战争，皇帝不仅可以借此掌握更多社会资源，而且打赢了可以抢劫分钱。就算失败了，死的大多数也是从南宋、金等战败国收编的军人，这些人都是怀念前朝的社会不安定分子。

几十年间，元朝打越南打了三次，全败；打日本两次，全败；跨海去打印度尼西亚，也败；后来打了缅甸，赢了，建立了个缅中行省。但缅甸那地方太穷，没几天这个行省又撤销了，恢复了部落自治。打仗非常花钱，比如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忽必烈为了应付草原上海都等王爷的叛乱，花了50万锭白银，大概相当于中原王朝10年的收入。

元政府印了大量的银钞，它不让民间交易用贵金属，只准兑换自己的银钞，从而搜刮钱财。由于印钞过多，导致货币贬值，

元朝货币贬值

面临这个问题，脱脱能有什么办法呢？他的知识体系无非是孔夫子两千年前提出的那套东西，但孔子当年也没见过钞票啊。

别说脱脱是“再世诸葛”了，就算真正的诸葛亮来了，加上什么萧何、伊尹、姜子牙、张九龄、张居正等历史上一堆贤相给脱脱打下手，碰到这问题也无解。

要解决脱脱的困难，还需要经过600年经济学理论发展，直到英吉利岛夷凯恩斯发明货币需求理论，才能应付一二。

但现在的脱脱只能硬着头皮，赶鸭子上架。

政府没钱这个问题，解决起来无非开源头+节流。节流需要节约开支，但本来元政府就没合法性，你敢减少给底下的地方实力派的赏赐，第二天人家就敢政变。能节流的只能是节自己了，皇帝也如脱脱所愿，把自己的绸鞋子换成了布鞋，但敢缩减皇帝身边妃子的开支，第二天枕头风就开始吹了。节流这条路行不通。

那就只有开源。地方官都是蒙古人，忙着喝酒，指望这些酒蒙子提高行政效率发展地方经济是不可能的。你要敢多收税，通过地方政府一运作，有钱人是不用多交钱的，税收最终会落到社会底层身上，然后就有人开始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摆在脱脱面前的只剩下一条路:接着印钱啊！

于是脱脱变着花样开始引钱，将自己所有聪明智慧用在将新一代纸钞设计的更美观大方上，印制了新一代“至正宝钞”来代替之前皇帝发行的宝钞。

可就算新一代钞票设计得再漂亮，社会上钞票多了也会通货膨胀，超发货币的本质只是元政府借此来掠夺社会财富。没过多久，整个社会的经济就崩溃了，货币大幅度贬值。

元政府至此失去了所有民意。

历史给元顺帝留了10年时间，1351年，明教和白莲教双教头目韩山童发动高喊“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在安徽阜阳发动起义。

700年后的津巴布韦也这么玩

之前知乎有人问，如果转生到崇祯身上，如何才能扭转败局？一个获赞很多的回答是，马上逃出京城，参加农民起义。

崇祯依附的那个贵族和地主的小集团已经烂了。李自成要打进来了，崇祯为了筹措军费对满朝文武进行募捐，结果一个个哭起了穷来，都穿着打着补丁的官袍，就差提着一只破碗上街了。好不容易筹了20万两白银，按照当时的粮价折算购买力，大概相当于折合2亿人民币。而之后李自成打进来，从这些人手里搜刮了7000万两白银。折合700亿人民币。

明末的问题可以解决，但绝不是崇祯所在的那个集团可以解决。

元顺帝的问题也可以解决，但绝不是那个人分三六九等，头等蒙古人每天忙着喝酒和杀蒙古自己人的集团可以解决。

元顺帝意识到以少数蒙古人凌驾百倍人口的汉人上绝不可行，因此他希望能吸纳汉人的地主精英进入政权。可问题是，最后反的却是汉族底层。蒙古人因为数量少，对汉族底层压迫并不严重，压迫汉人底层严重的正是这些地主精英。

缘木求鱼，爬到树上去找鱼，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元朝把人分为四等，并没有明文记载，但实践中司法、科举等是如此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