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上海地铁内男女穿带脏字衣服倒挂扶手”的视频在网上引发声讨。视频中，一男一女不仅穿着“脏字衣服”，还在地铁上倒挂扶手嬉闹。对此，视频拍摄者称：“衣服上各种脏字，他（她）们自己穿没关系，在家里穿也没关系，出来污染别人的眼睛就不好了吧？”而上海地铁客服表示：“地铁上目前没有规定不让穿这样的衣服人进站，因为只要不赤膊就可以进来，这样的情况我们会给管理部门反映。

要知道，虽然视频拍摄者和上海地铁客服都基于各自立场对“脏字衣服”进行了评价和解释，但是视频拍摄者强调的是良俗（一般行为层面，评价上相对模糊一些），而上海地铁客服强调的是公序（规定层面，相对严谨一些）。

不夸张地讲，就传开的视频来看，基于良俗而言，一男一女的行为确实有些不太正常，虽然可以用穿衣自由勉强概括，但是总体上来讲还是挺不入流，甚至有点下流。但是从公序层面讲，又好像没有出格。

只是综合起来看，这对男女除了穿“脏字衣服”，关键是还在地铁上倒挂扶手嬉闹。如此之下，一边是“污染别人眼睛”（违背良俗），一边是“影响周围乘客”（违背公序），那么往违背公序良俗上定性也自然是可以的。

之所以这样讲，倒不是希望管理部门重拳出击他（她）们，而是就这对男女的非正常行为，应该有个基本的公共认识。也就是说，什么是穿衣自由，什么是消极自由，我们需要从现实出发，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先说穿衣自由。从个人选择角度和文化范式层面，确实存在比较广泛的穿衣自由。但是这种穿衣自由要是与人类公共层面的道德严重抵触，那么这种穿衣自由应当受到限制。换句话说，穿衣自由并非绝对自由，而是一种相对自由。

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情趣内衣只在卧室里穿是合理的、合法的，要是走在大街上穿显然就不合理、也不合法。因为个人喜欢不代表众人喜欢，而且牵涉到未成年人，从引领文明风尚角度也是违背主流价值观的。这放在任何国家，估计都是不被主流人群认可的（可能也有例外，但是应该也是少数国家和地区）。

再说消极自由。很多人可能听说过以赛亚·伯林式的两种自由：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在以赛亚·伯林看来，消极自由是“我不想要什么，就可以不要什么”，而积极自由是“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去做”。也就是说，一个是摆脱障碍的自由，一个是实现目标的自由。

从这个意义上讲，反倒这对男女的行为更像是追寻积极自由，也就是想怎么穿就怎么穿，想怎么闹就怎么闹。可问题是，积极自由对应的是理性和秩序，并且主要体现在公域层面，否则所谓的积极自由就可能导致伤天害理的结果。

也就是说，以赛亚·伯林式的两种自由主要是指行动层面的主动和不主动（主体层面选择自由，客观环境无限包容），也就是它更多存在于学理层面，而放到现实环境下，想要达到这种理想，目前来讲不现实。因此有人拿消极自由为这对男女辩护，不仅学理上搞错了，现实层面更是对不上。

正如阿克顿勋爵提醒我们，自由始终面临着两种危险，其一是人们对乌托邦的向往，其二则是人们将自由与放纵混为一谈。所以阿克顿勋爵告诫我们：自由并不意味着从道德中获得解脱（实践反道德行为）。否则人类在追求自由的时候反而会受到更大的奴役，这种自由沾满血污。

因此说回“上海地铁内男女穿带脏字衣服倒挂扶手”一事，一男一女通过穿“脏字衣服”追求奔放感、青春感，不仅难以捍卫穿衣自由，难以表达青春正茂，反而让穿衣自由走向邪路，让青春正茂不堪入目。说到底，那些衣服上的脏话谁都知道不文明，如果年轻人把那当装酷行为。只想说一句，这样的装酷行为简直是臭狗屎。

到此可能还有人不服，因为穆勒在谈到自由时，基于自由把快乐分成高级和低级，认为越是体现人类尊严的快乐越是一种高级快乐。其中的潜台词很明确，就是说如果穿“儒服西装”（主流审美、文化审美、地域审美等等）是一种高级快乐，那么穿“脏字衣服”这种低级快乐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反问一下，如果同样是正式场合或是公共场合，你又愿意选择哪种快乐呢？想必十之八九会是“儒服西装”，因为这种快乐更多地体现了人类的尊严。由此再去审视这对男女的迷惑行为，骂他（她）们一句没素质应该不过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