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美俄妄想对中国＂分而治之＂，毛主席如何扭转局势的？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格局重新洗牌。美国作为战胜国，试图在亚洲寻求新的利益平衡点。而苏联，这个昔日的盟友，也在暗中谋划自己的势力范围。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一个关于中国命运的秘密计划正在酝酿：以长江为界，将中国分裂为南北两个政权。这个计划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国际博弈？为何美苏两个对立的超级大国会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更重要的是，面对这个足以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重大挑战，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应对的？这背后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国际局势与美苏的＂分而治之＂计划
1945年2月，在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的利瓦几亚宫内，一场关乎战后世界格局的秘密会议正在进行。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三位领导人围坐在圆桌旁，就战后世界的划分进行激烈的讨论。在这场会议上，美苏两国就对日作战和亚洲问题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协议。其中，关于中国的安排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在雅尔塔会议上，美国为了确保苏联对日参战，同意了苏联在远东的一系列要求。这包括外蒙古的独立地位、苏联在东北的特殊权益等内容。这些决定都是在没有中国代表参与的情况下做出的。当时的中国政府对此并不知情，直到会后才被告知相关内容。
随着战争的结束，美苏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1946年2月，苏联驻美大使尼古拉·诺维科夫向莫斯科发回一份长达8000字的密电。这份密电详细分析了美国的对外政策，认为美国正在谋求世界霸权。同年3月，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标志着冷战的开始。
然而，在中国问题上，美苏两国却出现了罕见的默契。1947年初，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结束调停国共内战的任务返回美国后，向杜鲁门总统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报告中提到，如果国共内战持续，可能导致中国分裂为南北两个政权。这一观点与苏联的战略考量不谋而合。
1948年下半年，随着中国内战局势发生重大转折，美苏两国开始秘密接触。通过瑞典和瑞士的外交渠道，双方就中国问题进行了多轮磋商。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史密斯与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在莫斯科进行了数次非正式会谈。会谈的核心内容就是探讨以长江为界，将中国划分为南北两个势力范围的可能性。
美国的考虑是，即使无法挽救国民党政权在全国的统治，至少要保住长江以南地区，维持一个亲美的政权。而苏联则希望通过支持共产党控制北方，在东北和华北地区获得战略缓冲带。这种想法在1949年初达到了顶峰，当时两国都认为中国的分裂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
美苏两国的这一计划并非空穴来风。他们认为中国地域辽阔，南北差异明显，加上长江天险的阻隔，分治是完全可能的。他们还以德国的分裂为例，认为这种模式同样可以在中国实现。为了推进这一计划，美苏两国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向国共双方施压。
二、国民党的困境与求援
1948年秋季，辽沈战役的战火点燃了中国东北。国民党的东北野战军总司令卫立煌在战役开始前就向南京发出警告，指出东北局势危急。然而，南京方面仍坚持＂重点防御＂战略，这一决策最终导致了整个东北战局的崩溃。
10月下旬，锦州战役结束后，东北国民党军四十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这一重大打击使得蒋介石不得不重新审视战局。在南京的一次军事会议上，白崇禧将军提出了撤退长江以南的建议，但遭到了蒋介石的否决。
随后的淮海战役更是雪上加霜。国民党精锐部队黄百韬兵团在双堆集地区被围歼，徐州外围防御体系随之瓦解。1948年12月，国民党在淮海战场上的总兵力达到80余万人，然而在战役结束时，这支庞大的军队几乎全部被歼灭或改编。
在这种危急形势下，1949年元旦，国民党政府发表了《新年文告》。这份文告的措辞十分谨慎，一改此前的强硬态度。文告中首次正式提出了＂和平＂二字，并表示愿意在某些条件下与共产党进行谈判。
与此同时，国民党开始了一系列外交活动。1949年1月3日，外交部长吴铁城秘密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这次会谈中，吴铁城提出希望美国出面调停国共纷争。司徒雷登随即向华盛顿发回了一份详细电报，建议美国政府认真考虑这一请求。
另一方面，国民党也没有放弃寻求苏联的支持。1949年1月中旬，蒋介石派遣其子蒋经国前往莫斯科，试图争取苏联的调停。蒋经国携带了一份详细的建议书，提出了包括承认外蒙古独立、保障苏联在东北利益等一系列条件。然而，这次外交努力最终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国内，李宗仁被推举为代总统后，立即组建了和谈代表团。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包括了张治中、邵力子等知名人士。他们带着国民党政府拟定的和谈条件，准备前往北平与共产党展开谈判。
然而，国民党的这些努力都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判断之上。他们认为通过国际调停，可以迫使共产党接受＂划江而治＂的方案。这种想法与美苏的战略意图不谋而合，但却严重低估了中国共产党追求国家统一的决心。
在平津战役即将结束之际，国民党政府又采取了一项备受争议的行动。1949年1月底，在未经立法院同意的情况下，将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秘密运往台湾。这一决定不仅加剧了经济危机，也暴露了国民党高层已经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的士气持续低落。在南京，大批军官开始变卖家产，准备南下。原本驻守在淮河以北的部队，未经战斗就纷纷后撤至长江沿线。这种局面与其说是军事防御，不如说是一种政治表态，显示出国民党已经在考虑接受＂划江而治＂的方案。
三、斯大林的特殊使命
1949年1月，寒风凛冽的西柏坡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苏联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乘坐专机抵达石家庄，随后在中共中央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西柏坡。这次看似普通的访问，实际上承载着斯大林的重要使命。
米高扬此行的表面理由是祝贺中国共产党在三大战役中取得的胜利，但实际上带来了一份经过精心准备的提议。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米高扬首先转达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胜利的祝贺，随后话锋一转，提出了关于中国未来政治格局的建议。
这份建议的核心内容是，建议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华北、东北等地区的胜利后，暂时停止向南推进。米高扬特别强调了长江天险的重要性，暗示共产党可以在长江以北建立政权。这个提议与此前美苏两国达成的默契不谋而合。
在谈判期间，米高扬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苏联已经接到了国民党方面的外交接触。蒋经国正在筹备访问莫斯科，希望通过苏联的调解实现国共和谈。米高扬表示，如果中共同意＂划江而治＂的方案，苏联可以在国际上为这一安排提供支持。
同时，米高扬也带来了一系列关于东北问题的具体建议。苏联希望在东北地区保持其特殊影响力，包括在中长铁路、旅顺港等方面的权益。这些要求实际上是对雅尔塔协定中相关条款的延续。
在会谈过程中，米高扬还详细询问了中共对未来中苏关系的设想。他特别关注了中共在工业建设、铁路修复等方面的计划，表示苏联愿意提供技术援助。这些表态背后隐含着苏联希望将中国北方纳入其势力范围的战略考虑。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会谈期间，米高扬始终避免直接使用＂分裂＂或＂分治＂这样的词语，而是采用＂稳固后方＂、＂巩固胜利成果＂等委婉的表述。这种外交辞令的背后，是苏联对中国革命发展态势的战略判断。
就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期间，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也在重庆与国民党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这种双线外交显示出苏联在中国问题上的复杂考量。一方面，苏联需要支持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不愿看到一个统一的强大中国出现在其远东边境。
米高扬在离开西柏坡前，还特别强调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关注。他表示，莫斯科随时欢迎中共领导人访问，商讨两党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这个邀请带有明显的政治暗示，表明苏联希望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然而，米高扬带来的这些建议和暗示，都未能改变中共领导人坚持革命到底的决心。这次看似普通的外交往来，实际上成为了中国革命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四、毛主席的战略决策
1949年2月，在西柏坡的一间普通房屋内，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关键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解放军是否应该立即渡江南进的问题。这次会议的召开，正值米高扬离开西柏坡返回莫斯科之后。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首先通报了与米高扬会谈的详细内容。他特别指出了苏联方面提出的＂稳固后方＂建议背后的真实用意。随后，会议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人提出，考虑到国际形势复杂，是否应该暂时接受＂划江而治＂的方案。
然而，毛泽东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军事态势：平津战役已经胜利结束，华北地区基本解放，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在徐州战役中损失殆尽。这种大好形势下，如果停止进攻，不仅会失去战略主动权，更会给敌人喘息之机。
2月中旬，毛泽东召集军事指挥部，研究渡江作战计划。在这次军事会议上，确定了＂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的战略方针。为了确保渡江战役的胜利，解放军开始在长江沿岸秘密集结兵力，并组织了大规模的渡江演练。
3月初，毛泽东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将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往北平。这个决定既是军事战略的需要，也是对外政治宣示。在动身前往北平的前一天，毛泽东特别强调：＂进京赶考＂，表明了中共领导全国的决心。
与此同时，针对国际社会的关切，中共采取了一系列外交举措。3月15日，中共发表声明，阐明了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声明指出，新中国将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国发展关系。这份声明既回应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也表明了中共不会屈从于任何外部压力。
在准备渡江作战的同时，中共也没有放弃和平解决的可能。当国民党和谈代表团抵达北平时，中共提出的谈判条件中明确要求国民党接受对全国的统一改革。这个立场表明，中共绝不接受任何分裂国家的方案。
4月初，毛泽东在北平城内的香山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会议详细讨论了渡江作战的具体部署，并确定了各路大军的进攻时间和路线。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打好这场关键战役，彻底粉碎国内外分裂中国的企图。
4月20日，人民解放军开始强渡长江。在短短三天内，几十万大军顺利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长江防线。这次战役的胜利，不仅打破了美苏＂分而治之＂的企图，也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
渡江战役的胜利进军，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有决心实现国家的统一。这一战略决策的正确性，不仅体现在军事上的胜利，更体现在政治上捍卫了国家统一的立场。随着南京的解放，美苏企图分裂中国的计划彻底破产。
五、美苏的战略调整
1949年5月，随着上海的解放，美国国务院开始重新评估其对华政策。国务卿艾奇逊在一份密件中指出，中国的政治格局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需要调整其战略部署。这份文件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开始发生重大转向。
在华盛顿，杜鲁门政府召开了一系列高层会议。会议的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如何应对中国的新形势，以及如何处理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5月底，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收到国务院的新指示，要求其逐步减少与国民党政府的正式接触。
与此同时，苏联的态度也出现了微妙变化。6月初，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与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会谈中，苏方一改此前的态度，表示完全理解并支持中国人民争取统一的正当要求。这个表态显示出苏联开始适应中国的新局势。
6月中旬，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中国白皮书》。这份长达一千多页的文件，详细记录了国民党政府失败的过程。白皮书的发表，实际上是美国政府对其过去对华政策的一次总结，同时也在为未来的政策调整做铺垫。
在军事援助方面，美国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变化。7月，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停止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援助计划。这一决定使得国民党在台湾的军事部署受到严重影响。美国的这一举动，实际上表明其已经放弃了维持＂划江而治＂的计划。
苏联方面，斯大林在7月下旬接见了即将出使中国的新任驻华大使罗申。在会见中，斯大林特别强调，苏联驻华使馆要尽快与中共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个指示表明，苏联已经完全接受了中国统一的现实。
8月，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一份新的对华政策指导文件。文件指出，美国将采取＂等待和观察＂的政策，暂时不承认也不反对新中国政府。这份文件实际上是对此前＂划分势力范围＂政策的否定。
在经济领域，美苏两国的政策也随之调整。美国开始考虑如何维护其在华商业利益，而苏联则加快了对华经济合作的步伐。9月，苏联贸易代表团抵达北平，就两国经贸合作进行谈判。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苏两国对这一重大事件的反应截然不同。苏联立即承认了新中国，并派出以葛罗米柯为首的代表团参加开国大典。而美国则继续保持观望态度，其驻华外交机构也开始从大陆撤离。
这种局面与年初美苏两国试图通过＂划江而治＂来分裂中国的企图形成鲜明对比。到1949年底，美苏两国都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任何分裂中国的图谋都已经失败。中国的统一进程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迫使两个超级大国不得不重新制定各自的对华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