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 年代，Paul Hazard 在他的Books, Children & Men中持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观点，认为世界各地的儿童可以通过各国儿童书籍的交流来相互理解：以灵感为代价”。

通过庆祝来自所有国家的儿童一起阅读的社区，Hazard 的愿景向一个无限的想象力、自由和童年纯真的世界表示敬意：“每个国家都给予，每个国家都接受——无数的交流——所以它发生在在我们印象深刻的最初几年，普遍的童年共和国诞生了”。

二战期间设想的“普遍的童年共和国”说明了哈扎德希望儿童文学成为国际主义的跳板，然而，这种国际主义根植于理想主义，而没有识别语言、文化和政治等各种跨国问题。与阿扎尔的概念视野不同，中国儿童文学与其说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假设，不如说是各种形式的交流、翻译和流通的结果。

最重要的是，中国儿童文学本质上是一种不可磨灭的比较文学实践，因为它是一种文学，是在早期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本土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学美学之间摇摆不定的意识形态的翻译和相互作用中产生的。

二十世纪 (Farquhar, 1999 )。这种持续照亮其发展至今不同阶段的比较视角，本质上是在为中国的建国工程服务于国内外。

这种讲故事复兴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中国丰富的文学遗产，以及在国际社会重塑国家形象的意识形态修正主义方式。从今以后，讲故事的企业旨在通过坚定地定义特定主题，将其融入到有关中国在世界上积极的国家形象的可传播故事中，从而为国家建设发出公开和正义的呼吁。

讲故事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互动活动，可以加强个人、社区、国家和国际之间的联系。“为了达到信息所缺乏的幅度，”正如本杰明 ( 2006) 有一句名言，“讲故事的艺术的一半 在重现故事时让故事免于解释”。

“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学项目是否认识到这样的幅度，从而激发国际读者的兴趣，促进跨文化的亲和力？当这些故事与西方故事相对立或并列时，这些故事对儿童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此外，提升中国儿童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上的主要叙事策略有哪些？在国家、讲故事和比较文学的背景下，本文描绘了中国国家形象如何在其自身的比较儿童文学中被推论建构的轨迹。

它进一步研究了一系列主题文本，以阐明品牌化中国儿童文学的具体策略，以及该体裁如何以多种方式被塑造为民族与叙事、传统与现代、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共生体。

通过历史回顾和文本分析，该研究揭示了一种边缘文学全球化的可能性，一种强调童年保护主义观念并支持系统道德教育的文学。

中国儿童文学走上文坛，就是为了与负面的文化传承元素进行扰乱和碰撞。正如 Farquhar ( 1999 ) 所写，在 1915 年至 1923 年的新文化运动期间，“现代中国儿童文学被塑造成重塑中国的意识形态工具”。

在此之前，它还没有发展成为一种自主流派，也没有将童年视为一个独立的生活阶段，而是一种陈腐的、灌输式的成年准备。

中国儿童文学进步的背后是将西方文本翻译成中文所激发的民族复兴的力量，这主要是作为一种手段将西方思想和理想引入并融入中国现代性。

如王（2008) 指出，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开始有了整体意识和国际化意识”。这也是中国对现代性的矛盾态度兴起的时期——这是摆脱其“半殖民地”和“半封建”过去的束缚以及“意识形态争论的危险地带”的必要步骤充满歧义和矛盾”。

来自西方的翻译，例如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梦游仙境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德森和奥斯卡·王尔德的童话故事，证明将中国儿童从本土读物中严重灌输的儒家教​条中解放出来，并在中国并存的矛盾力量中推动自由教育议程。

鲁迅、周作人、郑振铎等作家和翻译家都赞成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并在翻译中寻求废除堕落的文化遗产，重建知识资源。他们致力于以“世界主义的爱国冲动”培育新的儿童文学，他们的努力可以被视为中国早期文学雄心壮志的前奏或结果，目的是在具有社会公共特性的全球体系中找到合适的位置。

同时，这种中国形式的国际民族主义与全球化世界的全新国家形象的发展有关。

唐小朴的《菊花》（ 1922/2009）很好地刻画了中国希望从世界中崛起成为一个有前途的国家。), 新文化运动时期发表的童话短篇。

故事中，造物主的女儿花仙子犹豫要不要把上等花菊花送往哪个国家。在她看来，这个国家应该是“一个人多、气候好、发展一流的超级大国”。造物主提名中国，但花仙子怀疑中国人性情温和，墨守成规，繁荣太慢。造物主回应说：“中国确实发展的太慢了，但他是一步步往前走的。

如果他将来繁荣昌盛，他将比任何其他国家都繁荣昌盛”。尽管这种爱国主义的自豪感，听起来像是道德主义的，似乎颠覆了国际主义的一些有价值的目标，但它是从对自己国家和人民的热爱中抽象出来的，而这本身就是对人类的热爱的象征。

郑振铎（1898—1958）是具有开拓精神的多产儿童文学作家和翻译家，尤其体现了新文化运动儿童文学的“跨国”特征。

“对人类的热爱和对民族解放的倡导和平共处两者之间没有矛盾”，这与 Hazard（1944）的陈述相呼应“儿童读物本能地摒弃对抗和仇恨，将爱国主义和人道意识牢牢地融合在一起”。

尽管学术上声称郑的世界主义意识，他还坚持一个基本保守的信条，即“儿童文学是传达童年道德戒律和必要知识的最佳方式”。

在某种程度上，他推荐寓言，如狐狸雷纳德，作为加强道德影响的理想方法，让人想起洛克 ( 1968 ) 对伊索寓言教育学积极影响的坚定立场——“几乎是唯一的书我知道适合儿童”。

尽管如此，洛克关于寓言的指导作用的观点后来被卢梭 ( 1911）关于“孩子不仅被道歉逗乐了，而且被它（错误的道德体系）误导了”的论点，郑对具有教学优势的寓言的认可在中国具有持久的吸引力。

从一开始，观察和发展中国儿童文学的比较镜头就揭示了作者对“游戏或说教”的重视程度以及综合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倾向。

具体而言，道德传统与文学现代性、本土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一主题领域中始终存在——一个协商西方对中国自主审美形式、技术和意识形态的主导影响的场所。

童年社会主义代表的普遍精神是内向的民族主义。同时，在 1950 年代，2005 年，第 128)，这极大地巩固了以欧美为中心的文学国际化的基础。在此期间，打造社会主义民族认同是中国教育议程的优先事项，为此，儿童作品以根深蒂固的严肃性、统一性和责任感取代社会主义价值观，而不是嬉戏和个人自发性。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丰子恺（1898-1975），一位以描绘儿童游戏而闻名的艺术家和作家，他大量借鉴了中国和西方的知识、美学和道德传统。

然而，他的创作组合揭示了从 1920 年代和 30 年代个人的、抒情的和人文主义的方法到毛泽东时代高度热情和民族主义的方法的巨大转变。

在1927 年出版的一系列题为“调查”的速写中 , 一个孩子在冯的最小笔触中，用手在痰盂里摸索，打开一盏油灯研究它可能的神奇功能，从钢笔中压出墨水并挤压一管用于探索性游戏的牙膏。所有这些与孩子的恶作剧相关的行为都被赋予了新的自负，以暗示个人游戏是一种自由实验的形式。

然而，可以观察到一种艺术转变，从这种纯粹的乐趣和直觉创造力的视觉描绘转变为 1960 年代一群儿童参与的以目标为导向的集体劳动，例如植树、缝纫和高呼国家口号。后者比新文化运动更受爱国主义愿望的推动，希望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培养民族自豪感和团结。事实上，在这一时期，艺术和文学都沉浸在高度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用于塑造儿童的社会主义行为并排练他们的个性。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对外开放后，儿童文学再次陷入洋化的魔咒，但也有意识地不忘调动本土教育资源，为国家的国际文学现代性服务。

这种宽容的社会政治环境使“以儿童为中心”的观点及其引发的创造性多样性得以复兴。童话作为一种外来体裁，成为这种表征转变和人们对政治休养生息和个人主义表达的希望的替代出口。童话的两个流派，抒情派和热闹派, 形成于 1980 年代。

抒情派强调童话的美感，而热闹派则强调孩子们的游戏性和娱乐性。前者不那么受欢迎，因为它的童话故事中充满了教化信息，而后者以中国最著名的童话作家郑渊洁（1955）为代表，努力迎合孩子们的奇妙需求并获得普遍认可。

郑氏舒克与贝塔改编动画系列尤其成为 80 后一代的集体童年回忆。这种内部品牌战略很快促进了与更多西方畅销书的外部一致性，这些畅销书被翻译、阅读并吸收到本地生产中。

让中国读者接触到了哥特式魔法模式，这反过来又引发了本土作者在符号学或主题上采用哥特式的意图，以扩大儿童阅读的一般范围。

百年来，讲故事是中国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尽管社会历史变化的影响各不相同，但国际一体化的讲故事的势头是调和两种看似对立的力量：说教主义和享乐，个人主义和集体利益。

以多模态形式伪装的道德教育逐渐与减少儿童读物中道德越轨的倾向相互转换，最终将中国儿童文学与它一直在模仿的西方儿童文学区分开来。

如唐表明，“西方儿童文学关注个体的主体性，探讨个体存在的方式和意义，而中国儿童文学则受制于将个体置于社会、人际和行为规范的集体期望中的伦理传统”。教育/审美、规范/创意、现实/奇幻、平凡/奇特等文学二分法之间的平衡很难实现，因为中国对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传统、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个性和传达“道德真理”的历史悠久的文学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