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这些年来，风头很劲。

从阿里巴巴到海康威视，从DeepSeek到宇树科技，杭州持续刷新着它科技融合发展的成绩单。

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

任何发展，没有充足的原始积累，其他都白费。

七山二水一分田，浙江的自然禀赋其实相当一般，轻拨时钟，你还能看见那个拓荒年代的勤劳与野蛮、奋进与饥寒、希望还有欺骗，既坎坷，又曲折。

北京天安门往南仅6公里，曾经是著名的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是当时长江以北最大的服装集散市场。

巅峰时期，整个商业区域内有服饰、纺织品、鞋帽等综合市场24家，各类商户7000多个，从业人员4万人，总营业面积24万平方米，每年总交易额300多亿元人民币。

但为了疏解非首都职能，2021年10月底，大红门市场彻底关停，一个时代和一群人都就此翻页了。

可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这里是赫赫有名的北京“浙江村”。

已经成为历史的北京南中轴线标志建筑“大红门服装城”

它既不是一级有编制的行政单位，也不是自然村落或社区，而是指进京经商的浙江人（其实基本都是温州人）形成的聚居地。

其实不只一处，还散落在北京朝阳、丰台、海淀各区，但以南边大红门一带的为最大最集中。

他们以服装加工为主业，经常昼夜不停地响着缝纫机，进料、打板、加工、定样都在这里，生活、娱乐、子女的教育无一不是在这里。

在上世纪90年代前期，浙江人的数量几乎以每年50%的速度增加，1994年10月的统计显示，该地有外地常住及流动人口11万人，而当地北京农民也只有1.4万余人。

因为政府对“浙江村”的掌控力度极其有限，实际常住人口可能远高于这个数字。

他们在北京却又不属于北京，同乡人自成一体，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灰色的标签——“盲流”。

现在年轻人，已经很难想象，为什么他们要背井离乡来到这里？

上世纪90年代，我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正在松动，农村人地矛盾巨大，根据测算，在1995年，约有3.96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

而不夸张地说，在早先工业不占优势、经商不被允许的浙江，人均GDP（181元/人，1960年）低于全国平均值（221元/人，1960年），甚至比宁夏低，比西藏低，比安徽低。

温州尤其严重，那里是红壤地区，主粮以籼稻、小麦、红薯为主，质、量都低。

北京“浙江村”中大概有40-50%的人来自乐清县虹桥区（当时行政区划），全区21万人，耕地只有9万1千亩，最少的一个村人均耕地不到2分，最多的平均不到1亩。

这就难怪等到改革春风吹满地时，浙江人成群结队地分散到全国各地，拼命去讨生活。

话说，温州乐清县清江区（镇）雁芙乡尚与山村，有对农民个体户兄弟卢氏，本来在内蒙包头一带做服装买卖。

在1983年在撤回乐清途中转到北京，把随身带来的一些衬衣、外裤等“积压货”，摆在前门、王府井等繁华地段的地下通道口，挂在路旁的树枝上叫卖。

这两个日均客流量超过50万人的流量入口，让这些“积压货”顷刻间售空。

卢氏兄弟受到了刺激，在意外感觉到北京市场的巨大潜力后，他们改变了原先回家的打算，来到京南的海户屯，各租了一间当地农民院房，重新摆下缝纫机，搭起裁剪台。

后来他们又在最繁华的商业区——前门大栅栏口瑞蚨祥绸布店的门口租了一个柜台。

虽然也有其他版本的说法，但一般认为是这兄弟二人最早给“浙江村”奠了基，开启了随后二十年里浙江人踩着缝纫机“北伐”的故事。

北京当年几个主要的“浙江村”位置，其中以丰台区南苑乡大红门一带规模最大、历史最长

服装行业，是浙江人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起点。

一个姓邓的浙江人，在1984年来到北京邓村，1985年接来妻子，1986年又招来儿、女、儿媳、女婿和四个弟弟。

亲带亲、邻招邻地“滚雪球”，他们把温州的经营模式搬到了北京：千家万户里都是车间，全“村”又因分工协作而成为一个大工厂；设备简易、技术传统、产品以仿制为主；低廉的成本是他们主要的竞争力；薄利多销是主要聚财手段。

当时北京的市场氛围还没那么浓厚，国营门店占大头，900多万北京市民对普通轻工业品，特别是物美价廉的服装有着迫切需求。

温州工商户正是抓住了本地时装高档化、精品化，普通消费者的巨大市场却相对被冷落这个契机，在北京撕开一道口子。

温州人又用他们惊人的吃苦精神与“螺蛳壳里做道场”的能耐，把成本降到了最低限度。

当年“浙江村”里的店铺门头

一位姓朱的老板在王府井、西单等四处租有店面，兼营零售、批发，雇员达30余人，生意忙时一天销2000余件衣服。

村里有5家家庭工厂与他进行“联营”，即由朱老板提供原料、款式，对方负责加工，朱老板负责包销成衣，一年营收能达到将近两千万元。

一个人忙起来时，常常三四天不合眼，辛苦不是一般人能忍受的。

而“浙江村”里生意人亏、平、赚的分界全在能不能及时掌握市场动态、把握最新信息。

那会儿还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信息不透明，胆子大就有钱赚。

在东单经营时装的李老板，具体业务由亲戚代理，自己往返于主要大城市间，随身带着大哥大、照相机搜集设计样式，随时告知厂里。

当年“浙江村”里的车间

1992年秋天，东欧陷入经济动荡，独联体国家的“洋倒爷”到北京，一时还没摸清门路时，“浙江村”里的一个经营者已经在国际倒爷出入的宾馆里包了专间，公然把皮衣样品挂出来接受订货，一天赚了四五十万。

钱挣得辛苦，也激动人心，一部分人成功完成最早的原始积累。

他们很少在北京消费，赚到钱就会汇回浙江老家。

据社会学家项飚（当时就读北大社会学系）当时的统计，仅1993年春节前后，就有上亿元款额从北京汇回当时的乐清虹桥。

美西方站在道德教师爷的位置上，指责中国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时，他们只字不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代的暴力、掠夺与道德崩塌。

欧洲的殖民掠夺如此，圈地运动如此，奴隶贩卖如此，美国的西进运动依靠战争和欺诈条约，把原住民的祖地划为“无主荒原”，更是如此。

中国人做不了这种事。

从1984年到1999年，浙江实际利用的直接外资（160亿美元）甚至都不到广东的五分之一，要翻身发展，就只能在夹缝中先苦着自己，走出第一步。

但既然是“摸着石头过河”，就不可避免掺杂着混乱、无知和野蛮，是原始积累阶段所避免不了的。

“浙江村”里街道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浙江村”里的生意是一种“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状态。

不少生产户没有拿到证照，原始投资往往是从温州借来的高利贷，或者向互助会、“抬会”求助，类似地下钱庄，成本高，风险大。

根据一项调查，用工也不规范。

至于房屋租赁、买卖合约，以至于满足衣食住行的日常服务，基本都处在管理的空白区。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些人行走江湖，一靠传统亲友宗族的内部互助、监督，二靠自身多加小心。

“浙江村”里的菜市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浙江村”帮派势力横行，赌博是村里的日常，凶杀抢劫是难免的犯罪行为，村民多数是靠民间自卫来保护生命财产。

笃信“爱拼才会赢”和“富贵险中求”的一代人，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摸爬滚打，积累财富。

挣到钱了就万事大吉了？

不，或许还有全新的麻烦在等他们。

2009年5月4日下午，一个名叫刘晓人的传奇老板，在湖州市德清县主动投案，承认自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涉案超过2亿。

在此之前，德清县许多大小老板不停地给刘晓人送钱，期待他这个“能人”可以帮他们代持股份，能在“即将上市”的项目中获得高回报。

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2007年阿里巴巴B2B业务在港上市，让软银获得高达71倍的投资回报。2007年，宁波服装大佬李如成（雅戈尔集团）通过参股中信证券、广博股份和宁波银行等，获得股权投资回报170多亿元。

造富神话在江浙沪人尽皆知，浙商们更是津津乐道。

辛苦完成财富积累的浙商们，争先恐后投身创业投资的大跃进中。

早在“刘晓人案”之前，全民创投的浪潮已在浙江掀起，浙商们把创投公司看成是最时髦、最便捷的创富工具。2008年前的高峰时期，浙江平均每个县兴起近百家投资公司，仅在杭州注册的就有800多家。

杭州最豪华的写字楼——公元大厦成了创投公司最密集的集散地，浙商领袖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也联合其他11家知名浙江民企成立了浙商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但刘晓人身边的老板们，听不懂“电子商务”、“股权融资”这些大词，甚至很多人都不会用电脑，但很兴奋，也觉得他很厉害。

打动这些创一代不难，结果是最土的钱以最洋的名头，做成了几十年来未变的拆借生意，甚至连股权协议都没有。

刘晓人被称作“天使大哥”，暗地里做的仍是拆东墙补西墙的高息拆借生意，如果真有项目想要投资，比如当时的“共合网”，他在自己还没进入时，就先拿着项目在传统老板中间兜售代持股份，高低一张嘴，全凭信息差。

暴雷是迟早的事。欲望叠加无知，让刘晓人不是个案，而是一个群像的写照。

结果就是，几乎整个德清县大小老板都深陷其中，有人说：刘晓人案让当地的经济倒退5-10年。

根据北大法宝数据库的统计，浙江省以975件位列近九年的法院一审集资诈骗案件数量首位，其次是上海和河南。

这并不代表我们要对浙江做什么负面评论，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草根起家，原始积累得够早，钱够多，够活跃，才有更多的机会暴露问题。

从混沌走向秩序，从激情走向理性，从新手村走进决赛圈，何其不易！

2008年，杭州浙江大学，几个研究生凑在一块鼓捣一套外挂炒股软件。

牵头的年轻人就是梁文锋，他一边积累市场行情数据，一边探索全自动量化交易。

2015年，梁文锋在杭州成立九章资产；2016年，在宁波成立幻方量化，同年推出第一个AI模型，实现了所有量化策略的AI化转型。

他立志要用数学和人工智能打造一个世界顶级的量化对冲基金。

虽然量化交易在中国已经合法化，但因为算法暗箱和密集高频的交易特点，全世界主要国家对于量化交易基金都呈现一种“严格但不扼杀”的基调。

2021年，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Tower Research Capital利用高频策略操纵期货市场，欺诈性地下达了成千上万的虚假订单，对其罚款6740万美元。

而在中国散户眼里，妖魔化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好在浙江有先行先试的传统，对新生事物足够宽容，对财富足够宽容。

宇树Unitree Go2四足机器狗

此前网传DeepSeek预训练费用只有557.6万美元，且没用外部一分钱，但那只是V3模型的预训练费用。如果把买卡、搭服务器、人员高薪、软件系统、冷却系统都算进去，四年的运营成本大约要到26亿美元。

根据2024年行业调研，规模在百亿以上的幻方量化，主要客户为机构投资者及超高净值个人，并且客户中约60%来自长三角地区（上海、杭州、苏州），宁波人、温州人等一直是主场作战。

从这个角度说，浙江创一代老板们，也算间接扶持了中国的开源大模型。

在社会财富逐渐积累的同时，当地政府也开启了国资对风险投资领域的探索。

早在1993年，浙江就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风投公司浙科投（浙江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当时IDG才刚刚进入中国市场。

杭州资本现在手握三大千亿基金，从“投早、投小、投科技”到产业并购，形成覆盖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条、总规模超3000亿元的“3+N”杭州基金集群。

在“六小龙”科技企业中，杭州资本投资、服务了其中四家企业，包括云深处、宇树科技、强脑科技和深度求索（DeepSeek）。

如今的浙江营商环境、商业基础设施都是顶级，出口额稳居全国第二，高科技企业蓬勃发展，“敢于冒险，乐于投资”是这里经济活动的主基调。

脚踩缝纫机数钱、鸡毛换糖挣钱的景象不再了，草台班子乱投资的景象也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浙江创投足够民营化，敏锐、专业、高效，对中国创新创业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良性的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就像接力赛，没有1就不会有1后面的0，浙江算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秀课代表。

●参考资料：

1.《北京有个“浙江村”——社会转型中一个自发城市化群体的初步研究》项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浙商新一轮悲剧：刘晓人畸变的创投生涯》创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