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将至，想再聊聊酒店偷拍这个事。

其实关于偷拍的法律责任，我一直有一个迷思，就是民事上和行政上，只要拍了就违法，不管你有没有传播，有没有牟利，有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因为这种行为侵犯了隐私权，而隐私权与人格尊严密切相关，人格尊严是不容践踏的。

但刑事责任这一块，门槛就高得有点不合理了。

像石家庄被刑拘的那三个，罪名是“非法使用窃听、窃照器材罪”，这个罪是需要“造成严重后果”才成立的。

而什么叫“严重后果”呢？

按照法工委的解释，是指造成他人自杀、精神失常，引起杀人、伤害等犯罪发生或者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等。

那么目前来看，那三个人最终能否被定罪是值得担忧的——即便达到了，最高刑也不过两年。当然不排除后续因传播牟利情节而变更罪名。

总之，到这里，你会尴尬地发现，如果一个人只是进行了大量偷拍偷录，但没有造成上述后果，是难以构罪的——尽管这种行为，可能会严重伤害被害者的情感和尊严，严重冲击一个行业的生计，严重瓦解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而这背后更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刑法很多时候侧重对“秩序”的追求，而忽略受害人在案件中的个体命运。

一个行为，即使对受害者心灵造成严重伤害，但只要没有冲击到社会秩序，那么刑法大概率是不予过问的。甚至有时候两个同样恶劣的行为，对社会秩序影响较小的那个，总是会被轻判轻罚。

典型的，比如故意伤害罪和虐待罪。

前者只要轻伤就可以入罪；而后者长期持续、手段恶劣且发生自最亲密的家庭成员之间，被害人的痛苦可能远远高于前者，但只有达到“情节恶劣”才能入罪，且是亲告罪，告诉才处理，没有加重情节的话，最高刑才2年。

即使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的，最高刑也才七年。

2019年，山东方洋洋案，一家人长期让智力低下的儿媳干重体力活，还又冻又饿，动辄殴打，最终造成方洋洋在重度营养不良的基础上，因遭受钝物暴力打击致创伤性失血性休克死亡——说白了，就是被活活饿死、冻死、加打死的。

最终一审，下手最狠的公公判了3年，婆婆判了2年2个月，丈夫才判了缓刑，民事赔偿才四万多元。

大家觉得这个量刑怎么样？——用我们法律术语叫“畸轻”，轻得都畸形了。

当然，后来二审改判了，变更公婆二人的罪名为“故意伤害罪”，分别判了11年和6年。此后我们变革了对两罪的认识，虐待致人重伤死亡，现在都按“故意伤害”认定，和“虐待罪”数罪并罚。

但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中，虐待罪的裁判现状就是一审那样的。

你如果去细想为什么，虐待和故意伤害的界限到底在哪，为啥法定刑差别那么大，最终的原因可能就落到了对社会秩序的影响上。

前者一般发生在家庭之外，那么冲击到的可能是两个家庭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社会关系；而后者发生在家庭之内，且受害者大多是老幼病残等弱势成员，对整体社会秩序的影响就小得多。

那么偷拍行为也是一样，尽管给人造成的内心痛苦和恐惧极其巨大，但只要没有造成他人自杀、引发其他恶性犯罪或是有传播牟利行为，法律责任一般就停留在民事和治安层面了。

其中造成他人自杀这一点也有个悖论，法律认为造成他人自杀这种严重后果才值得科处刑罚；但有没有想过，也许正是因为加害者得不到有力惩罚，才会逼得被害者自杀呢？

当然，这背后有其他影响因素，比如刑法本来就是公法，私人生活本身就受民法管辖；又或者刑法要保持谦抑性，还要考虑到执法成本、罪刑相适应等问题。

但很显然，从偷拍泛滥成灾、民众对偷拍的恐惧、以及偷拍的法律后果看，目前三者是失衡状态。

民众普遍的感受是，仅仅是偷拍这个行为本身，就足够动摇人们的安全感。

这一感受，其实已经贴近刑法中“行为犯”的定义——无须造成实害结果，行为本身就已经创设了法律所不允许的危险，因此构成犯罪。

当然，偷拍不分轻重全部入刑不现实，目前来看比较好的解决思路有两条：

要么，降低“非法使用窃听窃照器材罪”的入罪门槛，同时提高法定刑，将更多偷拍行为列入打击范畴；要么，至少在民事上大幅提高精神损害赔偿额度，给受害人以足够的经济补偿。

我之前科普过一个公式，刑罚的威慑效果=刑罚的严厉程度×破案率。

在破案率短时间内无法突破的情况下，打击偷拍，恐怕只有从严惩处这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