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两个是关在一个笼子里的两只公鸡，你们说怎么办？”

叶剑英比喻里的这两只“公鸡”，一个是战功赫赫的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另一个则是主政西北数十年的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

很难想象，被毛主席誉为“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叶剑英，竟会因为两位爱将的磨合问题而犯了难。兰州军区的电报一封接着一封，很多工作都耽误着进度，事情虽然不大，但终归影响是不好。正如因此，毛主席才亲自点将，让叶剑英去给韩先楚和冼恒汉当一当“裁判”。

那两位功勋老将，到底是因为何事拌了嘴？

韩先楚和冼恒汉这对搭档，凑到一对说来也巧。因为他俩无论是从性格、经历，还是专长，都几乎没有什么相似点。

韩先楚不用过多介绍，当年炙手可热“旋风将军”，从大别山走出来的放牛娃，到解放海南岛的功勋名将，一生转战南北，从无败绩。作为沙场上拼杀出来的将军，他又是典型的行伍性格，性如烈火，嫉恶如仇，更是出了名的“胆大包天”，只管打胜仗，从不计较人情世故。

如果说韩先楚是最纯粹的战将，那么冼恒汉就是典型的秀才干部。

虽然半生功勋都在西北，但冼恒汉却是实打实的南方人。他出生在广西奉议，11岁入私塾，后又考入家乡的师范学校。1929年邓小平、张云逸率领的红军进驻广西右江，刚好就在冼恒汉的学校附近打了一仗。战后，在红军宣传员“为老百姓打天下”的号召下，18岁的冼恒汉毅然选择投笔从戎，参加革命。

冼恒汉的军旅生涯很有特点，从红军时期到解放战争，他先是担任宣传员，后历任连、团、旅、师、军各级政委，从未当过军事主官。但无论是在贺龙的红二军团、八路军120师，还是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他都倍受器重。特别是彭德怀经略西北时期，政工能力出色的冼恒汉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韩先楚和冼恒汉，一武一文，一动一静，一个久居战争一线，一个扎根祖国的大后方，从未有过交集。两人之所以能够合作，还是因为一桩特殊的历史背景。

上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激烈。特别是珍宝岛战役之后，边境态势持续升温，整个国家都处于临战状态。在这个节骨眼上，毛主席果断提出“准备打仗”的最高指示，但他同样心存忧虑：面对北边陈兵百万的苏联，多年不打仗的解放军能不能召之即战。

兵能不能打仗，关键在于统兵之将。

当时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全国11个大军区司令员任职时间普遍过长。就比如韩先楚，他是1957年当上的福州军区司令员，到1973年的时候已经在这个位置上坐了整整16年。而另一位开国上将许世友，更是在南京当了18年的军区司令。

这些军区司令，无一不是沙场悍将，功劳大，威望高，又长期在一个地方担任“一把手”，实际权力已经超过了职权本身。特别是像韩先楚这种身兼多职，军队、地方都挂着职务的，一个人就可以拍板军区大小事务，其他干部的话语权就弱了不少。

这种状态下，一些人情世故难免存在，更容易滋生惰性，军队长期按一种模式循规蹈矩的管理，缺乏改革，缺少变通，战斗力自然也要大打折扣。

然而要处理军区司令员权威过大的问题，也难。一个是军情如火，一线军区必须要有强将顶着。二来对待这些将军，无端降低职务定然是不行，同时晋升一下也找不出这么多岗位。

所以直到1973年，毛主席才提出一个魄力十足的设想：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不好，油了。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不那么容易吸收新鲜事物。换一个地方照样是革命。要革命在哪个地方都可以革。”

这一决策，就是著名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办法是好办法，但突然之间要调动工作，离开老部队，将军们心里多少有点不情愿。情绪波动最大的，就是长期把守海峡前线的韩先楚。

福州军区不同于其他军区，这里是台海一线，时刻要防御国门内外的攻击和袭扰。韩先楚自调任福州后，指挥炮击金门，扫荡沿海，大大小小历练百战，为巩固东南海防倾注了巨大的心血。如今东南战事未休，却让他去千里之外的兰州当司令，牢骚自然是有的

当然，对于将军们的情绪，毛主席也有预见性。在命令宣布完了之后，他逐一和将军们谈心，轮到韩先楚时，主席并没有聊对调的事情，而是扯了扯题外话，问道：“我的牙人家说要补，你说能不能补？”

韩先楚回答：“还是补好，对主席健康长寿有好处。”

主席听罢笑了笑，接着又打趣道：“怎么补，请你给我补补？不补，一万年以后牙科可能进步一点，我受了苦的呀。”

话到这里，韩先楚也听明白了毛主席的良苦用心。牙有问题要及时补，那军队有问题也需要有人去补，如今八大军区的对调就是要治国家的“牙痛病”，拖不得，更不能因为谁的个人感情而耽误大局。

最后，韩先楚也是坚决表态：

“坚决执行命令，立即赴任！”

临别之际，毛主席把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都拢到一起，让他们这些新搭档一起分别照了像。这里，毛主席又特意关照了一回，他指着冼恒汉对韩先楚嘱咐道：

“冼恒汉是个老实人，你到了兰州后，可不要欺负他呀！”

毛主席了解韩先楚的性格，为人处世都是风风火火，他冲起来要打仗，当年几位老帅都得让着他，和政委、直属上级意见发生碰撞更是常有的事。后来冼恒汉亲自带队去福州接韩先楚上任时，当时的福州军区政委李志民也曾私下对冼恒汉说：“我把一个刺头给你送去了，你可要当心啊！”

对于韩先楚，冼恒汉确实不太熟悉，因为从来没有在一起工作过。说来也巧，韩先楚人脉很广，他原是四野的人，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又多在二野，建国后又调任福州配合三野台海作战，唯独没有和冼恒汉这样的一野干部打过多少交道。

而这种差异化，也让韩先楚刚到兰州伊始，就遭遇了一些尴尬。

首先就是生活的问题，兰州地处西北，环境条件与东南的福州大不相同，韩先楚十多年的生活习惯一下还真调整不过来。先是房子住不习惯，门前的树还太像烈士陵园的布置，又觉得喝的水不卫生，宿舍里没有配备电冰箱。

这可让负责后勤的同志好一通忙乎：把树移走；专门派几个战士每天到五泉山给司令员背泉水喝；赶紧配备电冰箱。

一来二去，就有后勤干部去找冼恒汉诉苦：

“我们从来没遇到过这么难伺候的首长。”

这个“难伺候”怎么理解？保障司令员的饮水，配台电冰箱保障饮食，这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吗？这里其实就牵扯到一个观念问题。

冼恒汉后来也承认，当时他对韩先楚这种行为也是有些不能接受。因为兰州军区条件确实特殊，这里自然环境恶劣，生活艰苦，干部基本上都是解放大西北时一野的同志，长期工作、生活在西北，世面见得少，还是延安时期的艰苦朴素的作风。

而韩先楚却不同，他常年在福建一线，军区处于临战状态，刀枪不入库，随时要准备打仗，所以保障后勤是重中之重。如果喝的水都不卫生，那怎么让官兵去打仗。

而且韩先楚到兰州后，这里的情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因为中苏论战，兰州军区的战略地位由原来的“大后方”一变成为“最前线”。所以他认为很多层面都要改革，后勤是一方面，战备又是一个方面。

但关于前线战备的问题，韩先楚和冼恒汉又出现了新的分歧。

韩先楚到兰州后，曾多次亲自勘察过部队的战场设置和边防建设，他走到哪里，就改到哪里。大到战备训练、战场设置、边防建设，小到军区大院的绿化，哪里不对头了，全都要改过来。

这样做，冼恒汉肯定不愿意。因为兰州军区自1955年成立以来，他和张达志、皮定均两任司令员一贯非常重视西北地区的防御战备情况。韩先楚初来乍到就要“大改动”，兰州军区20多年的工作成就轻易就被否定了。站在冼恒汉的角度，心里不服气是肯定的。

其实这件事说到底，又是一个观念问题。作为兰州军区的前两任司令员，张达志、皮定均都是能征惯战之将，但张达志善于谋划全局，皮定均沉稳细致，两人的军事风格和韩先楚这种“奇谋制胜”自然大不相同。

如果说张达志、皮定均在兰州布防，为的是严格遵守上级战略要求，以防为主，那么韩先楚来了之后，他要做的事情不一样，他原来在台海一线，非常之地做非常之事，打仗从来都不循规蹈矩。那么来了兰州，防线更新就必须是常态化，而且要与时俱进，与人俱进的，甚至不仅要考虑如何守住，还要想一想怎么打出去。

韩先楚在战略上独树一帜，冼恒汉在短时间内要理解也确实困难，但他看到韩先楚评价兰州原有设防是“胡闹”，又在得到上级明确指示“不能改变原方案，如需作个别调整，可报意见。”的命令下，擅自调换设防部队，也实在有些为难和焦虑，最后只能在1975年9月正式向北京方面打报告：

“韩先楚同志来兰州后的一些问题，请求上级帮助解决。”

这里提一点，冼恒汉打报告，倒不是告韩先楚的状，而是非常磊落地承认自己和韩先楚有些观念上的不一致，而这种不一致又影响了兰州军区一些日常的工作。所以毛主席看了报告后，也是委托叶剑英去给两人当一当这个裁判员。

1975年12月，经毛主席批准，由北京派出以副总参谋长向仲华、总政副主任徐立清为组长的小组，前往兰州军区进行协调。但因为双方认识和分歧太大，一下子很难消除和解决，这一次的调解，也并没有做出结论。

后来冼恒汉去北京汇报工作，叶剑英专门找到他了解情况，并由衷感慨到：

“你们两个是关在一个笼子里的两只公鸡，你们说怎么办？”

冼恒汉也知道事情有些为难，便主动提出愿意调换到其他岗位。但叶剑英却坚决不同意：

“你在兰州时间长，情况熟悉，身体也不错，还是不考虑调走吧。”

正像叶剑英虽说的那样，兰州军区位置关键，军事离不开韩先楚，建设离不开冼恒汉，两人谁都不能离开，所以直到1977年冼恒汉离职休养，这件事都没有一个定论。

对于呆了半辈子的兰州军区，晚年的冼恒汉感触很深，他常回忆起兰州战役刚刚结束时的一幕，当时枪炮声都还没有停息，彭德怀司令员浑身征尘，布满血丝的疲惫双眼却放射出兴奋的光彩，他说：

“我们就要以最快的速度解放大西北了。西北有多大的一块地方啊，但人烟稀少，荒凉贫困……，同志们，大姑娘连遮羞布也没有的时代，应该结束了。解放大西北，建设大西北，这是我们所有在座同志义不容辞的任务！”

正是这句话，让冼恒汉一直坚守在大西北的土地上，并始终对这片贫瘠、荒凉而又质朴、纯真的土地保持着一份特殊的感情。

即便是离休之后，冼恒汉日常除了读书看报，还很关心甘肃地方的天气，有时天一下雨，他就显得特别高兴，儿女们有时也不理解，还问他：

“你又不工作，还关心天气预报干什么？”

冼恒汉则告诉儿女：

“甘肃百姓太苦，很大程度上靠天吃饭，不关心怎么能行。”

80岁时，冼恒汉开始撰写回忆录，其中有这么一句话：

“我从六十多岁等到现在，不可能再等一个十几年了。考虑再三，觉得有些东西还是应该写出来，一吐为快。如果有人有兴趣研究这段历史的话，那么可以供他们去判断、去分析，总是个依据吧。至于孰是孰非，还是让历史去裁决吧！”

而回忆录中对于老搭档韩先楚，冼恒汉肯定了他的功勋，但也对两人的合作充满遗憾：

“韩司令员资格很老、水平很高、功劳很大，我要向他学习的地方很多。但他在福建长期一个人说了算，因此到兰州军区来很不习惯。对于他的一些作法，军区的部分干部有看法，我个人也觉得他有些‘霸气’。”

韩先楚和冼恒汉都是国之功勋，但因为历史经历不同，处事风格难免存在差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两个人并没有太多的机会坐下来好好谈一谈。但幸运的是，因为有韩先楚，福州军区和兰州军区，都成为了祖国最值得信赖的战备一线。因为有冼恒汉，大西北也迎来了发展和建设的黄金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