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书法家。他生活的年代是东汉末期，当时由于东汉朝廷外戚和宦官轮流掌权，造成了朝政混乱。同时，由于豪强地主大肆兼并土地，使得民不聊生。终于，在公元184年爆发了黄巾军大起义，使得华夏大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曹操作为有着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和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的有识之士，在自己的家乡招募义兵，希望能在这个乱世中施展自己的抱负。之后他平黄巾、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扫平北方，不仅成为当时最有实力的武装集团，更使得饱受战乱困扰的中国北方地区，逐渐趋于和平和稳定，人民也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

但是，在中国有着巨大影响的《三国演义》，将刘备集团视为“正统性”的代表，所以就将曹操描述为“反动势力”的代表。当然，《三国演义》并没有为了一味地拔高刘备集团，而完全对曹操进行抹黑，还是遵守很多历史史实。所以我们在读《三国演义》的时候，能够发现他确实是一位“治世能臣”，但作者为了掩盖其主角光环，会立即将其“乱世奸雄”的一面加以突出。除此之外，为了更好维护儒家和封建正统性，在《三国演义》中更多的是突出曹操奸诈、残暴、无情，并以此凸显曹操“谋朝篡位”的野心。

可以说，《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虽然是作为反面形象出现的。但是，罗贯中并没有彻底违背历史史实，将其一味地丑化成一个“谋朝篡位的权臣”，而是将他刻画为一个非常丰满和立体的“乱世奸雄”。但是，由于长期的儒家教育，以及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人们对于曹操“谋朝篡位”的奸佞形象越发深刻，反而选择性的忽视了《三国演义》中对曹操历史功绩的肯定以及描述。虽然，我们无法揣测这个结果是否是罗贯中的本意，但形成如此的结果是一个无法否定的客观事实。

为此，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三国演义》为什么会对曹操的形象进行如此的塑造，同时有是如何将“治世能臣”和“奸雄”这两个形象的结合在一起，并突出“篡位奸佞”这一形象的。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正史的史料中对曹操的描述和评价有诸多争议的地方。

作为目前最为公认的最为权威的讲述三国历史的史籍《三国志》，对于曹操的描述还是非常正面的。在《武帝本纪》中记载，曹操年轻时，当时的名士桥玄和何颙就对他非常尊崇，桥玄更是对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而且，在之后的记述中，也多以曹操的文治武功为主。可以说，将一个“济世能臣”的曹操展现无遗。

或许会有人质疑，《三国志》是以曹魏为正统的史书，对曹操进行正面描述是必然的。但是，当时还有其他史料进行佐证，比如曹魏时代王沈所著《魏书》中，也曾描述太尉桥玄对曹操的称赞，“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作为当时东汉名士的桥玄能够如此赞扬曹操，可见已经将其视为当时已无出其右者。而且，桥玄更是将自己的妻子托付给了曹操照顾，“吾老矣。愿意妻子为托”。而西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同样对曹操持肯定态度，甚至曲笔回护。

不过，就在同时期，还有大量史料对曹操有着不同的评价和描述。比如，东吴人所著的《曹瞒传》，以及东晋孙盛的《异同杂语》，就对“曹操的酷虐奸诈多有披露”。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在其所著的《汉晋春秋》中，更是将蜀汉封为正统，并在在评价曹操时首创了“篡逆”之说。可以说，曹魏、西晋时代，与曹操生活时代相距不远，这些记录或许并非空穴来风，都有可能是真实的。

在曹操离世后不久，他的描述就有如此巨大的差距，为日后对其不同的评价埋下了伏笔。这种局面从南北朝一直持续到了隋唐，都没有任何定论。但是各种正史之中，对于曹操的描述和评价还是相对正面的。而到了北宋时期，在司马光所编纂的《资治通鉴》中，不仅彻底将曹操定位为“奸佞”，更是删除了很多对曹操有利的史料，对于曹操的批评也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所以，作为元末明初时期生人的罗贯中，自然而然地接收了将曹操定位为“奸佞”的主流思想。那么在他写《三国演义》的时候，必然会潜移默化地体现出这种思想。

那么，为何历史上为何会在正史中对曹操的描述和评价会如此大相径庭呢？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种。

首先，记录历史中的人，属于不同阵营，那么对于曹操的态度必然有所不同。比如《魏书》的作者是王沈所著。虽然，当时的史官还能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但是作为曹魏实际建立者的曹操必然会有各种“春秋笔法”来为其歌功颂德。而《曹瞒传》的作者是当时还属于独立状态的东吴人，他们不仅不会去盛赞自己的敌人，更会在笔锋中对曹操进行“诋毁”。

其次，就是不同的时代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在记录历史时也需要对曹操进行不同的描述和评价。西晋时期，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统性以及合法性，必须将曹魏政权和曹操视为正朔。这也就是陈寿的《三国志》和司马彪的《续汉书》对曹操进行正面褒奖的原因之一。当然，其中是否运用了“春秋笔法”来对曹操进行歌功颂德，并隐去其各种所谓的“奸诈”做派，就需要仔细分析而来。

但是，随着“五胡乱华”，中原地区被游牧民族所掌控。南渡之后的汉族世家门阀，重新建立的政权不仅面临着游牧民族的武力威胁，也面临着内部门阀对皇权的窥视，短时间内就有王敦、桓温等人先后“谋反”。而《汉晋春秋》的作者习凿齿就是桓温的谋反事件的亲历者。为了凸显汉族和东晋皇室的正统性，必须强调朝代更迭的“合法性”。所以，曹操变成了“大逆不道”的代表，而刘备的蜀汉也成为了“汉室正朔”。为了抬高刘备，必须对曹操进行打击。而在史书的记录中，也必须对曹操的“奸诈”进行揭露，以达到“微言大义”的目的。

除了统治者的需求，要求必须在史书上对于曹操的形象进行不一样的描述之外。曹操本人的一些性格特征和治国理念，也为其形象的在后世遭到不同描述埋线而来伏笔。在曹操统治期间，一方面大量提拔所谓的“寒人”子弟担任要职，并先后三次下了“求贤令”，明确提出了“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这等于是在摧毁世家门阀的政治特权。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更是对世家大族进行了残酷和无情的打压，比如长期压制司马懿家族。之后，曹操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更是对于世家进行了残酷的杀戮，比如直接处死了孔融和杨修，逼死荀彧。但是曹丕登基之后，实行了九品中正制，世家门阀重新获得了政治特权，并掌控了话语权。所以，世家门阀对曹操展开了“报复”，那就只能对其进行负面评价。

随后，由于儒家成为整个封建时代的思想基础，再加上各种宗法制度的逐渐确立，封建正统性的体系愈加牢固。尤其到了宋代，理学大发展，这种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儒学，对于朝代更迭时的正统性和合法性更加重视，而对于曹操“代汉”的行为极为反感。所以，曹操曾经的各种行为，尤其是对刘汉皇室的压制，将会被儒家“拿着解剖刀”下进行无情的剖析。经过儒家的努力，从宋代开始，曹操已经成为了人们厌恶的对象。苏东坡在《志林》中记载，当时市井说书，听众“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到了南宋，曹操就已经是几乎的“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