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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毛主席正在西柏坡办公,门外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警卫李银桥正在前院执勤,看到来者,皱起眉头,不确定是否要放行。
因为来者,是面色阴沉的王明。
王明长着一张颇有特点的长脸,富态又白净,个子不算高,这和高大又显得黝黑的毛主席形成鲜明对比。
“我要见主席。”王明语气不算友好。
李银桥听说过此人,王明曾与毛主席有过一段“路线之争”,关系谈不上好。
他心中迟疑,但考虑到主席现在不忙,应该有时间见人,便礼貌地带王明进去了。
没过多久,毛主席办公室内却传出激烈的争吵声,这让屋外的李银桥焦急不已,不敢进门。
隐约间,李银桥听到毛主席带着怒气,大声朝王明吼道:
“现在都快胜利了,你还想不通啊?你还没有反省?”
眼见情况不妙,李银桥不敢再等,连忙跑去找周总理。
那么,王明究竟犯过什么错,为何让一向耐心的毛主席发这么大火?毛主席又为什么说王明没有反省?
王明的错误路线王明是安徽人,1925年加入共产党,后前往苏联学习,王明有个特点,那就是会背书,背书能力极强。
他能将马克思的著作里的每个段落都背到烂熟于心,条条框框都能摘一段,说得头头是道。
可是,王明只是都背下了那些文字,做不到知行合一,更别提像毛主席那般,将这些理论知识,变成为解放整个中国而做出的实践工作。
尽管如此,在没有广开民智的年代,王明已经是接触到最前沿思潮的中国人,党中央对他委以重任。
可惜后来,王明不仅没有起到帮助党走到正确的路线上,反而多次让红军战士们为他的自大和错误买单。
同时,王明是一个没有实际斗争经验,也不懂团结的人,这一点,能从他在莫斯科学习时的一件事体现出来。
当时,与他一同前往苏联学习的,足有数百名中国人,按理说,团结本国同志,抱团取暖和反抗反动分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王明做了件奇葩事,他不仅没有一致对外,反而在留学生内部搞起了宗派小集团,好笑的是,王明的小集团纲领混乱,王明本人也没有很强的“领袖魅力”,最后只连哄带骗来二十九个人。
就这样,只有二十九人的小团体,还有一名留学生摇摆不定,对加入王明的派别活动心存不安。
这个少数派团体,在一众前来求学救国的中国人眼中相当辣眼睛。
能到苏联留学的中国留学生都不是普通人,自然能看到王明的另类野心,便讥讽他的宗派小集团,称呼为“二十八个半”。
没想到,王明不以为耻,觍着脸说自己这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话说回来,因为王明擅长于“背书”和拉帮结派,反而获得了好处。
如引起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注意,竟是对王明委以重任。
但是,权利只对他的来源负责。苏联的支持,让王明尝到了甜头,也让他的立场由中国广大人民,偏移向共产国际。
1928年,王明回国后,开始暴露其错误思想,和自己两面派的本质。
他披着国产国际的“大衣”,借马列主义的“东风”,打着反立三路线的旗号,实际目的却是反对当时的中央。
这时的王明,是一个极度疯狂的“左”倾分子,他批评立三路线,确是因为觉得立三不够“左”。
王明打算做的,是要比立三路线更“左”。
“右倾是党内的危险,要考虑改选中央。”
王明凭借自己身后站着的共产国际,纠集了一大批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在党内肆意操控舆论,只为进行早已谋划好的篡党夺权活动。
1931年1月,党在王明及其支持势力压迫下,召开六届四中,并改选了党中央,还确立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思想为总纲领。
王明这份纲领犯的错,和三立路线的错误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王明坚持的,是必须让红军采取攻势,必须要以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到多省的胜利。
但实际上,这种想法是天方夜谭,红军明明在攻坚战中毫无优势,而在运动战中优势明显,根本没有打大城市的基础条件。
王明的决策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完全没有做到实事求是,与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形成鲜明对比。
与毛主席处处对立路线错误,是会死很多人的!
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遭到了毛主席为首的坚持正确的马列主义路线的同志们的顽强抵制。
当毛主席带领部队成功取得了第二和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红军队伍中拥有了崇高的威望后,引起王明警觉。
王明认为,毛主席是他推行错误路线的最大阻碍,开始对毛主席进行攻击与抹黑。
“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
王明在党内掌握极大话语权,凭借人多势众,他不仅对毛主席采取孤立措施,还倒打一耙。
他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诬蔑为“极为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讽刺毛主席是“富农主义”。
他完全忘了,农民才是组成中国的绝大多数人。
除此之外,王明开展了一场反对“邓公、毛泽谭、谢维俊”等人的政治斗争。
只因这些同志是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便撤了他们的职务,抵制与他们交好的其他的干部。
王明用卑劣手段将毛主席排挤到红军领导之外,凭借着和斯大林、共产国际的支持,曾狠狠“整”过毛主席,让其遭遇生死危机。
毛主席曾在多年后叹息,留下一句对王明的评价:“这个人,想要了我的命……”
红军撤离瑞金一役,王明坚持将身染重病的毛主席“扔”在赣南,用意歹毒。
要不是党内的许多领导和基层干部心中如明镜一般,联名坚持反对王明的做法,毛主席可能真的就被迫脱离大部队,生死难料。
尽管毛主席最后得以离开赣南,但毛主席的两个孩子没有那么幸运。
一个死在了漫漫长征路上,一个从此失去音讯。
1934年的六届五中全会,是毛主席和王明最为针锋相对的时刻,甚至是两条革命路线之间的“决战”。
当时,蒋介石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第五次“围剿”,王明坚持“冒险主义”,要求红军在面对敌军时全面出击。
要知道,当时红军部队兵力少、武器差,根本没有正面作战的资本。
结果,红军在王明的指挥下损失惨重。
王明着急之下,又提了个“馊主意”,那就是分兵把守各个关口,企图通过防御保护中央大本营。
可想而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到了极为惨烈的失败,王明不得已进行战略转移后,再一次实行错误的“逃跑主义”。
王明接连的错误,让红军战士们付出了沉重代价。
短短几个月,三十万红军战士牺牲到不足三万人,超过百分之九十的根据地被破坏,白区的党组织几乎全军覆没。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主席的决策,毛主席对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反复强调:“要把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
毛主席想象中的粉碎敌人“围剿”的方法,是必须要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到蒋介石兵力薄弱的地区,而不是死攻堡垒。
事实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是唯一正确的。
值得庆幸的是,王明造成党组织和红军战士巨大牺牲后,许多犯“左”倾错误的同志及时醒悟,选择站在毛主席这边,站在革命一边。
遵义会议是转折点,周总理和朱老总等同志对毛主席路线的支持,以及分析王明过往失败的原因,终结了王明错误路线对党中央的统治。
长征路上,飞夺泸定桥、“四渡赤水”、沿途老百姓对红军的爱戴……一场场战役,一处处细节都说明着毛主席是多么高瞻远瞩。
现实表明,王明死磕书本上的个别词语,无法作为革命行动的指南,中国的革命,必须要结合中国的实际。
王明的生搬硬套,让党组织在初期极为不成熟,在政治、军事和组织路线上都犯下大错。
更令人气愤的是,王明并没有悔改。
抗战初期,王明从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又跳到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日久见人心,实践见分晓由于抗战艰难,王明对革命根据地一再缩小的红军信心不足,立场再次偏移。
王明并没有从之前的错误汲取教训,他顽固地认为,蒋介石政权是强大的,要妥协于蒋介石的投降路线才能打跑日本。
为了美化国民党和服从蒋介石,王明甚至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红军应该加入全国统一的国家军队,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
王明这番言论,不仅是要让红军政权改变名称,还要改变“性质”。
他意图取消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剥夺毛主席的指挥权,让蒋介石领导一切。
毛主席多次发表文章,批评王明立场错误,意图让王明迷途知返,不要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
毛主席苦口婆心,不仅没有让王明有丝毫的改过,反而变本加厉,不仅公然违抗中央领导,甚至搞起了“独立王国”。
王明在武汉工作时,贼心不改,花大力气拉拢国民党高官,每天在国民党的军政要员间游走,迎合国民党要求。
关键是,王明通过出卖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来和蒋介石做政治交易!
而王明沉迷于大城市的结果是:长江流域的基层人民群众阵地完全丢失,根本没有被发动起来,党组织就此丧失了一大片战线。
可王明执迷不悟,依旧认为自己没错,反而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三个集团,否认统一战线中存在不同阶级,企图模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本质区别。
“统一战线中,统一战线工作必须密切联系到独立自主原则。”
毛主席的回应很直接:
“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本阶级领导,是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中国未来的一件大事,不能马虎。”
抗战的胜利,不应只是国民党的胜利,而应是中国人民的胜利,反观王明的投降主义观点,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立场错误的问题。
他提出的“凡抗日者皆我友,降日者皆我敌;新四军应解除武装,并入国民党”,吹捧蒋介石为“最高领袖”等言论,荒谬无比。
那么王明这番作为的目的是什么?依旧是为了夺权,但他注定成功不了。
王明的胡作非为,和毛主席的运筹帷幄形成鲜明对比,哪怕是他的“靠山”共产国际也能看得清楚。
1938年,共产国际公开发言:认可毛主席的路线,认为中国共产党要以毛主席为首。去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
随着六中全会召开,王明彻底失去“上蹿下跳”的资本。
不过,毛主席心胸宽广,将个人恩怨放在了一边,主席思考的,是当前抗日工作繁琐,急需人才,所以并没有为难王明。
在王明口头承认错误后,毛主席继续对他委以重任,希望他能继续做好统战工作,并让他任职中央统战部部长和大学校长等重要工作。
可惜,毛主席的信任并没有让王明有所改变,反而进一步暴露其两面派本质。
王明来访说回文首,当王明在1948年找到毛主席时,毛主席是万分惊讶的。
中共七大时,王明以倒数第二的票数被选为中共委员。
这一结果,是毛主席在背后努力的做同志们的工作,希望各方给王明一个展现自己出色才能的机会。
王明也确实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如法律和政策研究,还有妇女工作,但功过不相抵,王明一直拒绝为过去做过的错事做任何检讨,哪怕承认错误,也只是口头上说说。
毛主席自然明白,王明依旧在心中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只是党内失势后决定“人在屋檐下,伺机反扑。”
但随着党在毛主席的带领下越来越强大,全国人民也即将迎来解放的关头。
毛主席认为,王明应当看明白了什么是正确的,应当会有所改变。
想着这些,毛主席主动和王明握手,两人坐下谈话,可惜的是,还没聊上几句,王明的话便让毛主席面色严肃。
“我要和你谈谈,《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王明此话一出,场面陷入僵局。
那份决议,关系着国内外许多事,是基本已经定性了的,毛主席没想到王明还是没有反思,依旧死性不改。
屋内,两人争论的声音逐渐变大,饶是毛主席这种极少发火的人,也被王明的顽固不化气得不轻。
李银桥眼见不对,连忙退出门去,心中一动,“得快点去找周总理!”
等到周总理匆匆赶来,王明已经黑着脸走出了办公室。
其实这场争论,并非毛主席对王明有什么个人意见,单纯是路线之争,但路线之争,却是关系到中国革命走向,这是毛主席如此坚定的原因。
这些年,毛主席早已将道理说透了,但王明始终当面一套,背面一套。
等到新中国成立后,王明的狐狸尾巴就更藏不住了。
他表面喊着:“认真学习毛主席思想”,暗地里却找了个借口,跑到苏联。
在苏联,王明化名“马马维奇”,在报刊上大肆发表反动文章,攻击诬蔑毛主席,造成恶劣影响。
结语不可否认,王明曾在妇女工作、法律工作上作出过不小贡献,但纵观王明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走在错误的革命路线上。
他最喜欢的花是牡丹,虽然牡丹是最艳丽的“花王”,但却难经风吹雨打,这正是王明革命工作的真切写照。
他先唯莫斯科是从,后又只听共产国际的指示。
他的实际工作充斥着教条主义,唯书本论,忽略了中国实际,曾一度让党组织遭到致命打击。
而王明的遭遇也反映出,毛主席能从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找到一条带领中国走出困难的正确路线,是多么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