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随着外来事物增多，奢侈、堕落思想逐渐充斥在一些高干子弟的脑海里，他们忘记父辈曾在战场上流过的血和立下的功，他们把这些荣耀当作自己的“靠山”，在地方招摇过市、胡作非为。1983年，国家为了彻底清扫社会“毒瘤”开展了严打行动，然而在这场肃清风暴中，有的高干子弟仍带着侥幸心理我行我素，陈小蒙就是其中的一位。

1984年，在国家依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重拳突击下，从街头小混混到背后的黑恶势力无一幸免，上海一所监狱内正在严格按照司法流程进行审讯，期间他们收到了一份检举材料，上面显示有一个女青年曾被糟蹋。这份检举材料引起公安部门的重视，立刻根据提供的有限线索进行侦查，当警方找到受害女青年时，案情瞬间指向了陈小蒙。

据女青年描述，她与女伴去参加一个家庭舞会，里面的舞伴都是陌生人，后来一位20多岁的男青年邀请她上楼，起初她不同意，但在对方软硬兼施的情况下她只能妥协，结果上楼之后一个30多岁的男子尾随而来，接着发生了让她终生难忘的耻辱事情。警方根据女青年提供的受害地点，进一步确定陈小蒙为最大嫌疑人，而另一个犯罪同伙经警方调查、女青年确认后，是上海新华香料厂的工人葛志文。

随着葛志文落网，一个在上海横行已久的犯罪团伙浮出水面，除了陈小蒙兄弟俩之外，还有其他高干子弟参与其中，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之子胡晓阳也在名单之中，案情越滚越大，在法律与权力面前考验正义的时刻到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当场撂下狠话：“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种人不抓，还要我这当公安局长的干什么！”

11月30日，公安干警带着拘捕令敲响了陈小蒙的家门，陈小蒙没想到警察会来得这么快，之前他已经听到了风声，只是还没来得及逃跑便被堵在家中。陈小蒙的妻子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还试图与警方沟通“有什么事你们明天再谈”，但警方在陈小蒙妻子面前还是给了他最后的颜面，没有当场揭穿陈小蒙的罪行，而是直接将其带走。

陈小蒙兄弟俩几乎同时落网，而在他们被抓捕之时，他们的父亲陈其五刚刚去世两个月。陈其五是一位1935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毕业于清华大学，在校读书期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之后走上了革命道路。抗战期间陈其五先后担任新四军团政委、华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他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可见他是位出色的政工干部。

上海解放后，陈其五留在上海继续负责宣传部门工作，他生活朴素，工作认真负责，在生命最后的几年中，他身患癌症仍然带病坚持工作，1984年9月病逝于出差途中。他是位尽心尽职的老干部，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然而他没想到自己的两个儿子却走上了犯罪道路，若是天上有知应该会死不瞑目。

当陈小蒙被捕后，很多人还不相信他会是位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当时陈小蒙在《民主与法制》编辑社工作，在同事眼里他是位随和、谦逊的好同志，父亲虽然是高干，可他没有盛气凌人，衣着也非常朴素，自身颇有才华，谈吐也非常文雅，从不谈及乱七八糟的事情，因此很难想象他竟然是位色胆包天的罪犯，并且不止一次。

陈小蒙的堕落是从结识胡晓阳开始，父亲陈其五在工作中与胡父来往，陈小蒙就这样与胡晓阳唠起了家常，之后他们成为了“好朋友”，平时在一起喝酒、谈女人，最后变成了“玩”女人。自从1981年他们相识之后，遭他们侵害的女青年有五十多人，而陈小蒙则仍在人前扮演儒雅君子的模样，他像人格分裂一般，一半纵容了欲望，一半亵渎了荣光。

陈小蒙案件引起了中央的关注，1986年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胡耀邦同志作出的指示，依法判决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死刑，其他团伙也分别依法量刑受到不同的审判，这些长期处在特权阶层的保护下的高干子弟最终得到了法律制裁。邓公针对此事特意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无论涉及何人，都应依照党纪和国法进行处理。必须切实落实，决不可手软”，向那些蠢蠢欲动、心存侥幸之人敲响了最后的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