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都讲，政坛女杰陈慕华那可相当成功，这和她家庭关系和睦分不开。她少年时接受的教育很不错，青年的时候自由恋爱还组建了家庭，到了中老年就一门心思扑在妇幼事业上。

她有丈夫、女儿和女婿做强有力的后盾。

1921年，陈慕华在浙江青田的一个小乡村出生。她虽是女子，可也接受了不错的教育。9岁的时候，她就到青田县立女子小学读书去了，12岁被二叔接到笕桥航校子校继续念书。

在那个时候，理论指导实践好像是很普遍的情况。受到新兴文化的激励，陈慕华走到街头、迈进工厂，积极投入到热火朝天的抗日救亡运动里去了。

八一三上海事变之后，陈慕华就跟母亲和弟弟在老家避难。这一路上，她看到了数不清的人，都是拖儿带女的，推着车、挑着担，那模样别提多狼狈了。他们从江浙一路到洛阳，最后到了西安，一家人就住在二府街66号大院的平房里。这个时候，她的父亲正在中条山和日寇打仗。

要是以前，陈慕华参与救亡运动就是跟着进步学生游行、示威。可到了西安的两个月里，她就真正独立起来了，开始积极主动地参加抗敌后援会组织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慢慢地就能独当一面。

不过，能再进一步去革命圣地延安，可多亏了叔叔陈栖霞的推荐。陈栖霞是国民党的爱国将领，他和周恩来、朱德他们接触得很频繁，特别认可中共的抗日主张，在八路军打日寇的时候，还多次积极配合、支持。

1938年刚开头的时候，风陵渡被敌人占了。宣侠父好几次跑到陈栖霞那儿去，他就想鼓动思想比较进步的陈栖霞去搞空军建设。可陈栖霞早就成家了，孩子和老婆身体都不好，所以心里还是有不少担忧的。

有一天，他瞧见陈慕华那浑身充满干劲的样子，就把她拽到身旁，对着另外两个人说：“我这拖家带口的，要去延安可不容易。我一直把慕华当作自己亲生的孩子看待，那就让她去锻炼锻炼吧。”

宣侠父走了之后，陈慕华狡黠又急切地说：“共产党主张抗日，还讲究男女平等。我现在要是去延安接受训练，学上一小段时间，再回你的司令部工作，行不行？”

陈慕华本来是想接着念书的，可日本鬼子一侵略，大学就念不成了。延安有个抗大，在那儿只要学半年就能毕业，这可太吸引陈慕华了。

陈栖霞瞧着充满活力的侄女，微微一笑，没有反对。而这时的陈慕华哪能知道，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她会在中共党内深深扎根，一辈子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自己。

一个礼拜之后，17岁的陈慕华和母亲告别，背着行囊，兴高采烈地到了七贤庄。

就在她要上车的时候，宣侠父和林伯渠过来给她送行。林老有点开玩笑似的嘱咐说：“你以前过的可是大小姐的生活，一直都很优裕。到延安那种艰苦的地方，你得学着吃苦，好好去学习，把自己锻炼得坚强起来……”停了一下，又接着说：“可别太早谈恋爱。”

他们觉得，时局这么动荡不安，要是陈慕华跟共产党人谈对象的话，肯定是不太合适的。

陈慕华，有着少女的那种心性。她一边查看行李，一边心不在焉地应了应，就坐上大卡车，从西安城的北门出去了，朝着延安的方向驶去。

40年过去了，陈慕华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了。她又来到七贤庄这个老地方，心里满是感慨，热情地说道：“这儿，就是我革命之路开始的地方。”

在延安的时候，陈慕华终于得偿所愿，她进到抗日军政大学去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培训与学习。学习期间，无产阶级思想可把她深深打动了。于是，她先是加入了抗日委员会，还参加了“民先”。1938年6月，陈慕华就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延安的生活比她预想的更加艰苦，“战士们没军粮，就吃青菜、干白菜和面糊糊”，陈慕华也常常饥一顿饱一顿的，可她讲：“咱们革命的干劲从来没减过，这是我一辈子里最棒的一段日子。”

在延安，她接触到了先进的理论知识，而且真正投身到革命实践一线。在延安这个地方，她还碰到了志同道合的战友，以及相濡以沫的爱人。

钟毅是东北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他搞抗日救亡运动的时候，被日军追着跑。1938年，他就跑到延安去了，一来是想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躲，二来也是想继续学习提高自己。

那时候的陈慕华年轻漂亮，身姿窈窕，钟毅，仪表堂堂，很有风度。初次见面的时候，钟毅就感觉这女孩特别有活力，高高的个子，眉眼间透着灵动劲儿。再后来，延安抗大设立了参谋训练队，不过有个硬性的要求：只招收男学员。

那时候，女战士大多是做医生、护士之类的卫生工作的，搞通讯工作的都没几个。陈慕华可不甘心就这么着，所以，她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有一天，毛泽东到抗大去作报告，在报告里动员女同志学习无线电、医护这些技术工作。等到报告结束散会的时候，陈慕华一个人走到台上去了，她双手把自己写的信递了上去，还说这就是她的想法，“男同志能做的事儿，女同志也能做。”

台下一下子就喧闹开了，毛泽东听到动静后，把信接了过来，畅快地笑了起来。就在不远处，有个高高瘦瘦的人在静静地看着那个女孩。跟他一起的人都忍不住咂咂嘴，直夸陈慕华胆子大。这时候钟毅却笑着说：“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后来，好朋友好几次追问他，可怎么也问不出来，他说的这个“好”，到底是指这个行为好，还是说这个姑娘好。

过了没几天，毛泽东就批示了，说参谋训练班可以招收女学员。这个参谋训练班总共也就100多人，最后招收了12位女学员。这12个人看起来数量不算多哈，可在当时那样的大环境当中，那可算得上是很大的突破了。

陈慕华和钟毅一起进了一个参谋训练队学习。他发现她整天都乐乐呵呵的，就像从来没有烦心事似的。她知道他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尖子生，就经常去找他聊时局、政治还有理论方面的事儿。在学习和相处的过程里，他们互相帮助，自然而然就相爱了。

陈慕华在中央军委举办的第一期正规参谋培训班——军事参谋训练班学习了一年，学习内容老丰富了。毕业之后，她就成了真正的军事参谋，往练兵场上那么一站，那叫一个英姿飒爽，真真是巾帼不让须眉。

恋爱之后，陈慕华和钟毅在外面还是单纯的同学、同事关系。她会跟男同志们一块参加不定期的军事训练，一起操练。那操练起来可认真了，一步都不落下，一点都不马虎，每天都得全副武装跑10公里，从延安北门一直跑到党校那里。

不管钟毅怎么操练，他眉宇间那股子温柔的书生气就一直都在，他特别无奈地笑了笑说：“这是谈感情，又不是打反击战，哪有什么东风压西风？”

两个人感情挺稳当的。平常特别低调，只有在宣传“自由恋爱”的时候，才会被拉出来当榜样。领导们一说起他俩，就特别兴奋，会说“这俩人都是参谋训练队出来的”“可不是领导牵线的”“没经过父母点头”“自己的事儿自己做主”这类的话。

1940年的时候，陈慕华和钟毅打算结婚。她就向上级请求批准结婚，大大方方地说：“革命确实很重要，不过个人的事儿也不是小事情，我们觉得吧，结婚可不会影响到革命的热情。”没过多长时间，批准就下来了。

陈慕华回忆说，当时办的婚礼特别简陋。“那时候经济条件不行，没能力搞结婚仪式，大家吃的不好，生活水平也低。”他们就请领导和朋友吃了顿饭，其实，菜好多都是自己带的，像腌菜、花生米、干白菜啥的，一点肉都没有。

窗子上贴的红喜字，是手巧的女伴剪的。纸料没多少，所以红喜字小小的，从年初一直挂到年尾。至于陈慕华嘛，她最大的变化也就是“两个人行李都不多，合到一块儿，搬到一个窑洞里去了。”

1943年11月，陈慕华的二女儿出生了。当时，就因为陈慕华的叔叔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所以她受到了一些人的非议。而钟毅，带着大女儿住在延河对岸，由于要接受一些审查，她一时半会儿没办法跟家人团聚。

她以前没日没夜瞅着那个瘦弱的女婴，女婴太小了，根本瞧不出是像她还是像钟毅，就只晓得女婴太瘦了，还体弱多病，跟她一点都不像。

过了三个月，就到西北的冬天。那时候，胡宗南正一个劲儿地朝着延安进攻，陈慕华随时都有可能要到前线去打仗。她的二女儿，年纪小还老是生病，根本就经不住折腾。思来想去、挣扎了好多次之后，她终于下定决心，先把小女儿送给别人养着。在一个晚上，她抱着睡熟了的二女儿，把孩子交到了纺织女工王进的手上。

1945年的时候，王进两口子抱着喝羊奶长大的闺女小苹打算离开延安。要走之前，他俩来跟陈慕华告别。陈慕华就摸着孩子的脸，一遍又一遍地念叨：“小苹……”

她一直都记得，这个名字的寓意是“平平安安”。在那之后的许多年里，她一天都没忘过这个名字。

调动的日子总算到！26岁的陈慕华穿着黄色军装，从哈尔滨赶到穆棱煤矿来。她的工作是东北铁路总局总工会驻穆棱煤矿工会特派员，后来中共穆棱县委又让她当了穆棱煤矿党的负责人。钟毅，担任穆棱煤矿矿长兼军代表，这夫妻二人又在一起工作。

按照东北局深入群众、实行“三同”的指示，天天都去煤场，和矿工一块儿干活，装储备煤，拉家常。

陈慕华看到老百姓缺衣少食，有些人甚至只能吃冻白菜和谷糠，女孩子没衣服穿都出不了门。她就跟钟毅讲：“咱们也经历过这样的苦日子，现在咱们日子好过了，可不能不管老百姓。”

于是，陈慕华就主动向上级请求拨款来发放救济物资，并且派人到农村和集市去买粮油布匹。连着好几个通宵都没休息，就想着赶紧解决工人们的急难事儿。

知道跟自己一块儿干活的工人朱吉远家里生活困难后，夫妻两人就热情地找他聊天。聊天的时候，陈慕华了解到，朱吉远的妈妈得了重病，却没钱治疗。第二天，陈慕华把钟毅从没穿过的新大衣拿给了朱吉远，夫妻二人还自己掏钱给朱吉远的妈妈治病。

时间长了，工人们慢慢发觉，陈慕华两口子和以前来的那些“官老爷”不一样，他们特别随和，一点官架子都没有。这样过了些日子，工人们就主动把当地恶霸王子钦仗着日寇欺负、剥削工人的那些坏事，一件一件地都说了出来。

陈慕华组织工人们在休息时间献工，然后把献工拿到的工资用来入股，这就成了筹建消费合作社的基金。这些合作社卖东西都是平价，不图挣钱，能稳稳地给工人们提供基本生活物资。

可谁知道，就这么个事儿一出来，当地那些土匪听到消息就动起来了。他们给陈慕华送来了一封恐吓信，信里说要几百斤的白面大米，还有烟酒油盐，还警告陈慕华，要是不按照他们说的给送过去，就要把矿山给血洗了。

陈慕华一点也不慌张。那时候，东北铁路司令部调来了两个连的战士保卫铁路和矿山。钟毅是矿长还兼着军代表，有权力调动部队。她马上回到家里，跟钟毅一商量，接着就做了秘密的安排。就这样，夫妻一条心，军民齐动手，把土匪暴乱给镇压下去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陈慕华先后担任东北铁路政治部宣传组组长、铁道部政治部宣传组副组长、国家计委交通局副处长、处长，还有对外紧急联络委员会三局副局长等职务。她工作干得特别顺，成绩相当出色，可她二女儿小苹的去处，还是让她心里一直挂念着。

后来，陈慕华又有了两个女儿。她经常跟这三个女儿讲：“你们还有个姐妹，是妈妈不对，妈妈把她送给别人了。”就因为陈慕华这么一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年纪小的老三和老幺都没法理解自己的妈妈。

夫妻二人也曾回延安去找王进夫妇，结果得到消息说，他们没回来。

一直到1975年的时候，陈慕华听说外贸部有个女同志叫王进，别人跟她说“王进也有一个女儿”。

她都没顾得上打听年纪，当时就想去见一见。不过同事拦住了她，说这么冒冒失失地去，可能会把那家人吓着。陈慕华没办法，就找了个熟悉王进的同志，让他去看看王进的女儿。

那人没过多久就回来了，满脸惊异地说：“对，那个女孩个子高高的，五官跟您可像了。”陈慕华立刻赶到了王进的家里，她看到眼前的人正是以前做纺织女工的王进。

她满含深情地看着那个不知所措的女孩，好一会儿都没敢往前去，而是一下抱住了王进说道：“大姐，你们这么多年来一直照顾小苹，小苹就永远是您的闺女，小苹会一直在你们身边尽孝的，老姐姐，以后咱们可就是亲戚。”

打这之后，小苹跟自己的父母还有姐妹相认了。不过平常，她还是住在养父母家里尽孝道，就周末的时候会到陈慕华和钟毅的家里去，和姐妹们一块儿看望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