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封禅作为中国古代帝王的最高荣誉盛典，受到了历代帝王的高度重视。但是自从宋真宗封禅之后，后世帝王跟达成默契一样，再也不去泰山封禅了。这是为什么呢？很多人心里可能已经有答案了，这也是目前最流行的一种解释：因为宋真宗以一己之力拉低了整个封禅的档次，使得后世帝王觉得再去泰山封禅丢人，于是都不去了。

宋真宗

之前去泰山封禅的那都是什么人呀？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哪个不是响当当的人物，哪个不是创立过丰功伟绩？你宋真宗什么水平，你心里没点数儿吗？论文治武功，你比得上之前的这些皇帝们吗？

“王者受命易姓，改制应天，功成封禅，以告天地。” “封禅之义有三：一、位当五行图箓之序；二、时会四海升平之运；三、德具钦明文思之美。”宋真宗你说你符合哪个标准呢？

就你，也敢去封禅？还要不要脸了，这纯属于是公鸡要下蛋，对吧，不是它的活儿它非要干。你让后世的这些皇帝们还怎么看待封禅呢？谁还愿意来呢？就比如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一个文盲，以后谁还愿意拿这个奖呢？

但是啊，这种解释只是一种猜想罢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支持。历史研究和警察破案一样，讲究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学界早有研究。主要还是因为在宋朝之后，论证一个王朝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基础变了，从五德终始说变为了以道德批评为准则的正统论。

泰山封禅作为“五德终始说”的外在表象，作为新兴王朝 “奉天承运” 的一种文化表征，此时便失去了意义，后世皇帝自然就觉得没有必要再举行这个盛典了，不仅没用，花费的成本还不低。这种变化还影响到了被视为正统王朝象征性符号的传国玉玺，它的价值也遭到了否定。

“政治合法性”是现代政治学里出现的专有名词，放在中国古代，人们对其论述的具体话语是王朝的正统性。自秦朝实现大一统后，一直到宋朝，历代王朝都以“五德终始说”作为阐释其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框架，这是人们裁判一个王朝是否正统的理论基础。

“五德终始说”是战国时期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所创造的一种理论体系。“五德”指的是土、木、金、火、水五种德性，每一个王朝都属于其中一种德性，历史的变迁、王朝的更替就是按照这五种德性，依次胜出，循环往复的。比如周朝是火德，秦朝灭亡了周朝，那就是水德了，因为水克火。

到了西汉末年，经学家刘歆将“五德终始说”的五行相克法，改为了五行相生法，比如当时西汉是土德，那么新朝取其而代之，应该是木德。可是按照刘歆的这种算法，汉朝就是火德了，新朝就是土德了，因为火生土。这种计算方法逐渐成为了后来人们计算王朝德性的主流方法。

“五德终始说”体现了君权神授，将人世间的盛衰与上天的变化联系起来。不过它毕竟只是一种抽象的思想理论，它需要外在的具体的东西来体现它，泰山封禅就是其中重要的手段。从秦朝到宋朝的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以此来论证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也就是“正统”地位。

然而从北宋中期开始，儒学复兴运动兴起，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众多儒家学者，通过讨论 “正统” 问题，对“五德终始说”发起了猛烈的抨击。这里面包括欧阳修的“绝统说”、朱熹的“无统说”等。

朱熹

这些学者虽然主张的观点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他们基本上不再关注、讨论一个王朝的德运是不是正当的，而是把关注点放在如何看待正统中的 “道德” 问题。

根据刘浦江老师在 《“五德终始” 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这篇论文中的观点，“之前为顾全德运的连续性，很少从道德层面去考虑 ‘统’ 之正与不正的问题。而宋儒的正统之辨与前代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那就是除了大一统的政治前提之外，特别强调道德认同。” “它第一次将王朝的更迭由‘奉天承运’的政治神话变成了‘居天下之正’的政治伦理问题。” 将朝代的兴亡与社会因素、道德因素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付诸于上天。

在此之前，政治家强调得天下以正（这个 “正” 不是指手段的正当，而是指来路的正统），即看重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所以，有的以与前朝的皇帝有血缘关系为正统，有的以占据了前朝的首都为正统，还有的因为后一个王朝被称为正统，所以它所继承的前一个王朝也就成为了正统。

经过宋代正统之辨的道德洗礼后，此后明清时代的政治家强调的是得天下以“道”，即看重获取政权的手段是否正当，而不太在乎这个政权是否直接来自某一个正统的王朝。

例如，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为了体现明朝的正统性，总是强调大明的天下不是取自元朝，而是得自群雄之手。在朱元璋看来，元朝末年，天下大乱，朝廷已经失去了合法性。当时盗贼蜂起，群雄逐鹿，是他起兵戡乱，扫荡群雄，救民于水火之中，这是正当的。清朝统治者也从来不承认他们的天下取自明朝，而是为明朝复仇讨贼后的结果。

明太祖朱元璋

既然“五德终始说”遭到了宋儒的强烈批评，那么作为这个理论的外在体现的封禅，自然也就受到了宋儒的抨击。

比如北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范祖禹就说：“封禅只是从秦朝才开始的，之前是没有的，而且夏商周三代没有举行封禅而统治天下，秦朝举行了封禅反而二世而亡，君主不去效法三代的做法，却学秦朝的封禅，以为这是什么盛大的美事，实在是大错特错。”

北宋思想家胡寅也说：“自汉唐以来，纬书流行，经学不显。这些皇帝们，对于他们自身的夸耀自大之心，毫无顾忌，前呼后拥，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登上泰山，还刻石头夸大自己的功德，有的甚至还秘密祈祷自己长生不死，不仅让当时的人看笑话，也让后来的人讥讽他们。”

南宋政治家、思想家叶适说：“封禅根本就没啥根据，就是秦始皇自己弄出来的，汉武帝也这么跟着做了，都是听信了方士的说法，这是以不合礼制的祭祀亵渎上天。”

“宋儒对封禅的批判彻底祛除了这一盛世大典的神圣性，遂使后人不再相信它具有新兴王朝‘奉天承运’的象征意义，于是封禅就走到了末路。”

在明清时期，虽然也有大臣建议皇帝去封禅，但是每次都被拒绝了。比如永乐时期，有大臣建议明成祖朱棣去封禅，朱棣拒绝了，说“在其德不在封禅“。康熙的时候，有大臣上书，说康熙皇帝平三藩，收台湾，其功之大，足以封禅，结果遭到了一些官员的反对，说“封禅之说不著于经”，就是说这件事经书上没写过，都是瞎扯淡，于是这件事就作罢了。

到了乾隆时期，乾隆皇帝在为泰山神庙所撰碑文中，对前代帝王封禅之举表示颇为不屑，对他们大加嘲讽。

乾隆皇帝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来，从北宋中期以后，宋儒对“五德终始说”、封禅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质疑，从学理上消解它们的价值，从思想上清除它们的影响。

不过，我们也要知道，这种新的观点在当时并没有成为主流的思想观念，“五德终始说”仍然在世俗社会、政治舞台中起着重大的影响。

宋辽金三朝的政治家仍然继续热衷于讨论本朝的德运问题，并以之作为阐释政权合法性的首要依据，相关言论与事迹在史书中可以见到。比如宋朝认为自己是火德，辽朝认为自己是水德，金朝在金章宗之前是金德，后来改为了土德。

这种新观念真正发挥作用是在元明清三朝，虽然在元朝、明朝时，还能看到一些官员、民间人士的讨论，但是其地位与意义早已无法同往日相比。到了清朝，甚至连讨论都没人讨论了。“五德终始说”作为一个阐释王朝更替的理论体系最终退出了政治生活，而泰山封禅也就再也没有皇帝问津了。

以上我说的这些，才是宋真宗之后的皇帝不再去泰山进行封禅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宋真宗去过，自己再去的话，觉得丢人。不要太高估这些皇帝们的羞耻心，哪怕就算是丢人，但是这与论证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这种头等大事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

当然，我认为宋真宗在其中并非毫无作用，宋真宗的封禅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儒对封禅的批评和质疑。虽然宋人很少有直接针对真宗封禅的批评意见，但是宋真宗在位期间，为了洗刷澶渊之盟的耻辱、为了巩固政权的合法性而大搞天书运动、泰山封禅、东封西祀，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这被当时不少士大夫认为是闹剧、是荒唐之举，于是希望通过对封禅的批判，从而试图从根本上消解被前代视为盛世大典的封禅的政治文化意义。

当然在其中起到更大作用的，还是自北宋中期开始的儒学复兴运动，这场被不少学者认为是带有思想启蒙意味的运动，使得论证一个王朝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基础发生了变化，最终颠覆了自秦汉大一统帝国形成以来延续千余年的传统政治文化秩序，塑造了此后中国历史的基本面貌。

参考资料：

刘浦江《“五德终始” 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

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

刘复生《宋朝“火运”论略——兼谈“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

梁启超《论正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