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地方官系统中，知县被认为是最难当的官，既要让百姓满意还要得到上司的认可，可谓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不过难归难、受气归受气，但真要硬起来，顶头上司知府还真拿知县没有什么办法。

本期话题，御史就来梳理一下知府与知县的关系，看看知县到底硬在哪里？

清代全国共有1314个县（光绪时期的数据），根据每个县的人口、经济和地理位置，分按照“冲、繁、疲、难”标准，分为最要缺、要缺、中缺、简缺四种不同类型的知县。

乾隆以后，最要缺、要缺知县的任职资格较高，皇帝要听取地方督抚的意见以安排合适的人选，吏部对于这部分知县缺没有人事建议权，官方将其称为“题缺”。

中缺、简缺正常情况下都是授予首次入仕的官员，由于督抚对他们的行政能力不了解，无法给出建议，所以由吏部铨选，这些知县缺属于“部缺”。

从岗位职责来看，显然题缺知县要比部缺知县要求更高。但不管是题缺还是部缺，知县的任免权始终掌握在吏部和督抚的手里，即便是作为一省最高首领官的布政使，手里也没有人事任免权。

任何时代，官员任免都是政治权力中含金量最高的，少了人事权对下属的约束也就会大打折扣。知府是知县法定的顶头上司，但在任免方面的约束几乎为零，他们的意见在督抚面前仅仅是参考。

这一点和现在市委书记与县委书记的差别很大，县委书记属于省管干部，市委书记尽管也没有任免权，但是却有分量较重的建议权，省委组织部在考虑县委书记人选时，也会征求市委书记的意见。

从任职资格来讲，清代的知县其实比县委书记级别更高，有一半是省管，有一半是中央直属。正是有了这层关系，导致了知府对知县的节制力有限。

从行政区划的角度来说，知县的顶头上司就是知府，这一点是被写入大清会典的，不存在任何争议。但是具体到工作上，知县由于分管的事务较多，涉及钱粮、刑名、文教、治安等。

而每一个领域都有分管的领导，比如钱粮方面主管的部门是布政司，刑名方面是按察司，文教方面是学政，所以知县同时又受到这些上司机构的直接领导，这就是所谓的多头领导。

督抚是最高军政、行政长官，辖区内的所有事务经过整合，最终还是要经过督抚的点头然后上报中央。所以知县工作干得好不好，还得是督抚说了算。

这一点从考核制度中就能得到验证，各省文官的考核办法主要是三年一次的“大计”，具体实施办法是逐级考核，即督抚考核布按、布按考核道府、道府考核州县。

在考核过程中，知府要对辖区内的知县写出评语，然后上交到布政司，最后交到督抚。也就是说，知府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会影响到知县的仕途前程。

比如说知府给知县的考语如果得到督抚的认可，那么就有影响；反之如果督抚不认可，那么就没有影响。因为最终向吏部汇报的呈单上，只会标注督抚一级。

督抚手里还有另外一个特权，即“年终密考”，所有辖区内的文官包括绿营武职是否称职，都可以以密折的方式向皇帝汇报，皇帝便会根据督抚的建议，给予官员相应的奖惩或降黜。

正因为督抚手里握有最终的考核权，所以知县对知府就不那么忌惮，只要与督抚保持良好的关系，知府根本拿知县没有办法。

黄六鸿是康熙朝一位著名的知县，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了《福惠全书》，这本书后来被士人当成官场教科书，几乎人手一本。在书中黄六鸿认为为官者的第一要务是“唯上”，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得罪上司。

知府毕竟是四品官，级别高出知县许多，而且以常规逻辑思考，知府在督抚面前的话语权肯定是高于知县的。故正常情况下，知县也不敢正面与知府对着干。

具体在工作上，知府要想给知县穿小鞋也是手拿把掐，毕竟地方政令是逐级执行、逐级考核的。没有哪一个知县能做到将所有事务按期按质完成，更多情况下，知县的政绩在可与不可之间，知府的一句话可能就会让知县受到行政处罚。

清代官场之上，第一条忌讳就是“以下犯上”，下属不管对或错，都不能与上司爆发正面冲突，否则就会被同僚们视为异类，很难在官场立足。所以黄六鸿给出做官的第一准则就是“唯上”。

不过一旦涉及到犯罪和原则性事务的时候，知县也可以反抗，这是《大清律例》中被允许的。比如知府有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草菅人命的行为，知县就不能坐视不理，否则就会以知情不报、故意隐瞒而受到严厉处分。

总而言之，知府由于缺少人事任免权和最终考核权，对知县的约束较为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