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6岁的陈伯达第三次组建家庭，他这次婚姻的妻子28岁。夫妻二人相差整整18岁。陈伯达的第三任妻子，名叫刘淑宴，原名刘肃宴（确实需要改名，名字完全没有女性特征），是四川灌县人。刘淑宴在1938年入党，主要是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工作。

在工作中，刘淑宴跟刘光相识、相恋，最后结婚了。刘光是当时南方局的青委书记。结婚时，刘淑宴21岁。婚后一年，刘淑宴为刘光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刘海梅。孩子即将出生前，刘光就在重庆病故了。

丈夫离世，自己又怀着孕，于是刘淑宴就带孩子在重庆生活了两年。抗战胜利后，鉴于国共关系势必破裂，将有一场大战，刘淑宴在南方局的安排下，前往延安工作学习。1946年春，刘淑宴带着女儿来到了延安。

组织很体谅她做单亲妈妈的困难，安排她先休息一段时间，等孩子大一些能上幼稚园和适应延安的生活习惯后，再给她分配工作。1947年春，中央转战陕北，刘淑宴随中央机关东渡黄河，抵达河北平山县，进入当地的马列学院跟班学习。当时陈伯达是马列学院日常工作的主持者。

因刘光在延安时期，跟胡乔木是同事、搭档和好友；现在胡乔木又和陈伯达同为毛主席的秘书。因此，刘淑宴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受到了陈伯达的特别照顾。因生活上的诸多问题，刘淑宴跟陈伯达混熟了。经过三年的相处，两人最终走向相爱成婚的道路。

婚后，陈伯达与刘淑宴组建了一个看起来很幸福的五口之家（还有陈伯达前妻的孩子）。在马列学院学习结束后，刘淑宴便被分配到北京通县双桥农场做副场长，每周只能回家一趟。陈伯达将家安在中南海的院子内，陈伯达叮嘱秘书，每周六下午派车去接刘淑宴回家。

刚开始，陈伯达和刘淑宴都很满意彼此，很满意这段婚姻。刘淑宴经过与陈伯达商量，还将四川的母亲接到北京来，一家六口享受着高干家庭的待遇。见到刘母，陈伯达也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回福建老家前，他特地向毛主席请示过，毛主席欣然应允，同时祝福他，代自己向陈母问好。

没曾想，回到老家后，陈伯达才知道母亲在解放战争时就去世了，他觉得母亲很是可怜，大哭一场。老家嫂子盛情款待了他，他寄给母亲的钱，也都是嫂子收下的。故事到这本来结束了，但陈伯达从发小口中得知，母亲是因婆媳不和，上吊自杀的。陈伯达伤心难过至极，没多说什么，立即返回北京，没再与老家有任何瓜葛。

中国有句老话，“夫贵妻荣”；随着陈伯达地位的水涨船高，刘淑宴也开始轻松起来，享受起官太太的生活。在那个“特殊”时期，危机处处发生，多少个好端端的幸福之家，一夜间发生了巨大的裂痕。陈伯达家庭也不例外，刘淑宴的“得瑟”，激怒了江青，陈家被江青赶出了中南海。

因为这事，陈伯达跟刘淑宴大吵了一架。从这之后，夫妻之间经常爆发小矛盾。刘淑宴本意是好的，是关心陈伯达的，担心丈夫政治处境的；而陈伯达终日心烦意乱，刘淑宴没有耐心，不好好说话，所以时有争吵。刘淑宴不止一次说：“我看啊，文革第六个回合，该打倒你陈伯达了，你不用在家跟我耍威风。有你好日子过呢。等着瞧吧，你，陈伯达！”

陈伯达本身就怕人家说这样的话一语成谶，见到自己的妻子这样跟自己对峙，他气得要死。刘淑宴知道这样用政治问题攻击丈夫不好，但就是忍不住用这一招；吵架的时候，只要能弄“疯”陈伯达，刘淑宴的气就顺了，心情就好了。家和万事兴，早被刘淑宴抛掷脑后了。对这样屡次发生，无法遏制的闹剧，陈伯达是一点办法没有。

从后人和旁观者的角度，无论怎么看、怎么想，刘淑宴都是不对的。最后，陈伯达利用手上的权力，将妻子刘淑宴送到山东济南某部疗养所软禁起来。在疗养所里，刘淑宴内心苦涩万分，恨陈伯达不该这样解决家庭矛盾。

而刘淑宴为陈伯达生下的两儿一女，因日夜思念自己的母亲，也对父亲陈伯达产生了憎恨之情。陈伯达倒台，刘淑宴从疗养所出来后，一气之下将儿女们的姓氏，全部改姓刘，并教育他们跟陈伯达断绝关系。

晚年的陈伯达，身旁除有陈伯达和第二任妻子余文菲的儿子陈晓农夫妇陪伴（陈迫达与褚友仁的儿子陈晓达早逝）外，再没听到别的儿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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