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十月，我再度飞越驼峰，从印度飞昆明回到战时陪都重庆，参加陆军大学复试。在此之前，我已在驻印军参加过初试，大约一百名军官中我初试录取。
途经昆明时，我们一群参加陆大复试的驻印军同学拜望了时任昆明防守司令的杜聿明将军。杜将军是位卓越的国军将领，企图心旺盛，我们当时虽非他的直接部属，他仍馈赠每人丰厚的旅费。
陆军大学
陆军大学二十期的复试由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主办，经各战区初试录取者齐集重庆应试，我还记得作文题目为「中庸不可能也」。陆大是当时仅有的最高军事学府，青年军官心向往之，尤其抗战胜利在望，陆大毕业生前途未可限量。以本期为例，参加初试军官达一万，录取一千人﹔复试录取率也仅有十分之一，我幸运地名列一百二十位上榜者之一。
陆大创始于一九○六年，课程设计大体模仿德国陆军大学和日本陆军大学。当时校长由蒋委员长兼任，实际负责者为代理校长陈仪，他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教育长徐培根则是德国陆军大学毕业。校中网罗不少兵学界泰斗，如蒋百里（方震）先生、杨耿光（杰）先生、周亚衡先生、徐培根先生等。
陆大修业期三年，主要课程为以师战术为重心的战术课程，及大军指挥、军制、战史、参谋业务。第一阶段为兵科战术，亦即以独立旅或团为主的联合兵种指挥；完毕后，照例有兵科见学，本应到各兵科学校，但抗战开始后，兵科学校不若战前均集中于南京，故代之以军官学校的各兵科教育，赴成都中央军校见习。
一九四五年春我们在成都见学，陆大学员普受军政首长重视，当时的川军将领邓锡侯和潘文华，都在他们的豪华寓所盛宴款待，让我亲身体会四川军阀从民国以来剥削人民的恶行，所谓「天下未乱川已乱，天下已治川未治」。民国建立三十年以来，可说直到抗战开始，四川才纳入中央政府统治之下。
抗战进入第七年，由于全面世界大战展开，中、美、英、苏为主的同盟国逐渐转采攻势，美军在太平洋逐岛或越岛进攻；西欧盟军于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展开空前的诺曼底登陆，向欧洲大陆反攻，胜利的曙光已现。
然而，长夜将尽之际，人民生活更为困蹙，通货膨胀让薪水阶级捉襟见肘，军中待遇已不能用币值决定，而以实物米为最重要的待遇。当时一个月薪资只能换得两碗排骨面；未满三十岁者，每月补给六斗米，我都将米条送给已婚同学，补助他们家用。当时在陆大读书的已婚同学都住在学校附近，年轻的嫂夫人们发炭炉、做煤球、洗衣煮饭，很是辛苦。
陆大复试录取后，一日我在重庆两路口上逛街，见一军官似曾相识，他看我，我也看他，原来是十多年未见、曾结为金兰的小学同学沈公典，时任重庆卫戍司令部通信营副营长，住在重庆公园路。此后我在陆大读书期间，每逢假期大都在公典家过从。
公典的舅舅张汶军校六期通信兵科毕业，曾留法，算是通信兵界元老，也是公典投入通信兵的原因。张先生在重庆期间已不任军职，但结交不少韩国光复军朋友，光复军总司令李青天和支队长李范奭彼时常在沈家小叙，我们有时在沈家客厅一起打地铺。这也是抗战期间中国政府支持韩国独立运动的一个见证。
这段时间我也认识了一位令我难忘的革命先进钮永建（惕生）先生。他是与国父年龄相若、辈分相同的革命同志，江苏人，也是推翻满清后第一位江苏省长。抗战期间惕老住在重庆山洞4的陆大附近，每逢星期日，总要约陆大的江苏同学到家中，以简单午餐招待，勉励有加。惕老家中挂了他亲书的对联——「奉职当知是公仆，乡居本分作平民」，这份恬澹的襟怀，我深受影响。
一九四四年诺曼底登陆后，盟国胜利在望，这年日军虽曾回光返照最后一搏，一度攻陷贵州独山，震动重庆，但不旋踵即撤回广西。然就在这年，我接到沦陷区家中来函，父亲不幸病逝，悲痛至极，原期望抗战胜利后回家省父葬母，怎奈四年之间父母双双过世，实为人子终身之恸。
父亲于一九四三年八月八日以古立秋前二日写了一封信给我，这是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次年六月十三日即逝世了，也是我迄今仅存的他的亲笔书信，我特裱画起来，并复制分给孙子们一人一份，这是他们曾祖父唯一的纪念。
抗战期间，我虽在抗战前后方奔波，但仍与敌后的家中通信，这是抗战期间邮政部门对国家最可贵的贡献，不过当时主要交通线都被日军控制，邮件的传递只能间关迂回，通常数月始能得到回信。
一九四三年我虽远在印度，与父亲书信未辍，其最后一封寄发时，我仍在印度，但收到回信时已到重庆陆军大学入学，回信的全文是：
柏村长男悉：半年收到信三笺，远在万千里外，贸易时刻不忘家庭，深得为人子之道矣。
家中三年以来被洗劫四次，衣物被帐已尽仅存四壁，此全家之大概也。
我的健康，服药半年，一经起色即遭风波，命也如斯！至调摄两字，吾泪下矣，总之衰老病穷、忧愁郁怒，已不堪矣。
汝母病不告汝，虑思家误学，吾病告汝望早归晤面，吾心慰矣，至所告婚事，吾不虑，汝审慎，地方风云日甚，一日尤未已也，吾早居南街草屋，平则枯坐，否则遇之筋骨病，行动维艰，其苦可知矣。
半年多，目前才能执笔，故书此以告汝，春间着棉衣所照像，今已不复如前，光阴似箭催人老，亦毋怪也。汝贸易勿谋厚利，图早归，余年他嘱。
古立秋前二日
昨日晤瑞吾，仁伯之弟，有东归之说。
父亲来信实可为抗日战争期间受难的铁证：
首先，我是抗战军官，但书信都以生意人物身分，因恐一旦被敌伪查出军人身分，家人必遭危险。
驻扎印度时父亲寄给我的信，字里行间透露出战争的无情。
但抗战最后三年，国共冲突尖锐了，我家在村中算是地主阶级，苏北于抗战期间被对方占领，初期仍以「抗属」身分不加惊扰，后期则明显阶级斗争，所谓「三年以来被XX四次」，实即对地主的斗争。信末所称「东归」之说，亦即在敌后民间已预知日本必败，抗战必胜矣。
我们这一代是抗战的一代，所受战乱流离之苦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上海三个月抵抗，固然粉碎了日寇的「三月亡华论」，但国军精锐百万牺牲殆尽；南京大屠杀，黄河决口，灾民以千万计；长沙大火，重庆防空洞窒息，死者以万计，且仅为其中荦荦大者。然而，由于坚信胜利必在我方，长夜尽头即是天明，牺牲艰苦亦甘之如饴。
抗战胜利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漫长八年的对日抗战终于结束，当夜闻讯举国欣喜若狂，陪都重庆爆竹声响彻通宵，全城不夜狂欢。但我在欣喜之余，黯然悲叹双亲已逝，今生永无奉养之日。
蒋委员长在中央广播电台对全国军民同胞广播，宣示我政府处理日军投降之大原则，不念旧恶，以德报怨。广播结束后，蒋委员长由副参谋总长程潜陪同，搭着敞篷车沿重庆主要街道行进，道路两侧军民列队欢呼，我亦挤在行列当中。未几重庆也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游行，中国跻身世界四强之一，领袖的声威如日中天。
胜利后政府展开受降作业，复员沦陷区，接收及处理日俘。我们陆军大学第二十期则仍留重庆山洞原址继续课业，并未随政府复员还都尖峰顺江而下，也免去抢机位与船位之苦。重庆战时原是一屋难求，政府还都南京带走大批人员后，一时间空房子多至乏人问津。
黑夜终于过去，但黎明似乎仍遥不可及。胜利的欢欣亢奋逐渐退潮后，国家人民又陷入诸多隐忧苦闷当中。我军民同胞长期浴血抗战，主要是为收复失土及维护国家主权，但在一九四五年美英苏签订的雅尔达密约中，我们不得不承认外蒙独立，被迫丧失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地图上的秋海棠一夕之间变成了老母鸡。
东北接收亦遭苏联阻挠。苏联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午夜对日宣战，至日军于同年月十五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止仅七日，但苏联却悍然进军东北，将收缴日关东军五十个师的武器转交中共。苏联不容政府收编伪满军，坐视三十万精壮部队为中共接收，埋下日后东北失败祸因。
毛泽东虽到重庆签署双十协定，但国共内战危机日益紧迫，一触即发。
国内经济情势也愈来愈恶劣，币值江河日下。尤其胜利前政府曾举办黄金储蓄存款，比如以五万法币存款，胜利后可领取黄金壹两；但胜利后政府片面宣布黄金减半发给，这是严重的失信于民。我还记得陆大有位政治学教官段麟峤，曾严厉批评政府失信于民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不过，沉闷的低气压当中仍有愉悦轻松的片刻。陆大二十期既决定留在四川完成学业，我们遂免去复原的劳师动众，得以从容学习，偷闲揽胜。
一九四六年春，陆大毕业前参谋旅行，我们经由自流井赴峨嵋。自流井自然资源丰富，既蕴藏天然气，地下又有盐分，抽出地下水就引天然气烧成盐；四川之所以成为「天府之国」，食盐无虞是很大的优势。有些内陆省份如江西、湖南，最怕食盐封锁，一九三五年国军即以食盐封锁的碉堡政策，逼使对手放弃瑞金根据地，进行所谓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峨嵋山麓有座报国寺，抗战前蒋委员长曾于此办军官训练团。峨嵋山标高三千多公尺，我们分两天攀登，第一日夜宿万年寺，第二日登极峰到金顶。
山上佛寺很多，皆供奉普贤菩萨，登山坡度陡峭处，一级只合半脚宽，我们这些年轻军官拾级时尚不敢回顾，信佛的老太太们却一级一跪，口念阿弥陀佛，居然可登上金顶，信仰的力量令人动容。
到达金顶已是午后，放眼望去，云海及日光反射交织成一片「佛光」。日后在台湾，张大千先生送我一幅以金顶为景的山水画，我因曾经身历其境，份外觉得赏心悦目。
分发陆军总司令部
一九四六年夏季，我从陆军大学毕业。此际中央政府已完成还都南京，为准备制宪行宪，中央政府军事体制做了彻底调整，原为最高统帅部的军事委员会撤销，改组为行政院内的国防部，参谋总长为元首军令系统幕僚长，下辖陆海空军及联合勤务总司令部。陈诚（辞修）上将被任命为改组后第一任参谋总长；顾祝同上将于第三战区结束后，出任第一任陆军总司令。我躬逢其盛，陆大毕业后即奉分发至陆军总司令部第三署（作战署）当中校参谋。
国防部及参谋本部在南京黄埔路军校原址，陆军总部则在黄埔路的砲标营区，恰是我在军校读书时的营区。历尽长期抗战，跋涉大江南北，八年后重回旧地，倍感亲切。
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危机日亟，从「边谈边打」演变至「全面动员戡乱」。依原组织功能，陆军总司令掌理全国陆军整建任务，并不负指挥作战责任，但自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内战范围日渐扩大开始，国防部参谋本部直接包办了陆军整建事宜，陆军总部的幕僚反而并无太多业务，顾总司令实际上又负起指挥作战的任务。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原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遭免职，由顾祝同上将负责指挥郑州绥署辖区的作战，而将郑州绥靖公署改为陆军总司令部郑州指挥所，南京陆军总部的重要幕僚都调到郑州指挥所。
是年初冬，南京高级住宅已开暖气了，一日顾总司令在官邸召见我，嘱我当日下午即随他到郑州去。
陆军大学二十期同学，毕业后分发到陆军总部的有仲伟成、黎克谐、潘光建及我，这次都被顾总司令带到郑州。我的任务是随从参谋，为顾总司令整理二次大战战史，尤其是太平洋战史，并向他提出报告。
顾墨公是非常厚道、能容能忍的高级将领，深获蒋委员长信任。抗战前中央进军西南时，也只有顾墨公能取得地方军头信赖，透过他居间沟通斡旋而归顺中央，形成抗战前军政军令统一的团结情势。
顾墨公乃江苏涟水人，对我这同乡后进尤其是陆大毕业生，自然加意培植；他也从我的战史报告中考核我是否可造之材，我的感受是，墨公对我这二十六岁的年轻军官是相当赏识的。
一九四六年我从陆大毕业后，江北已完全为对手占领，我无法回盐城扫墓探亲，弟妹们则逃离了老家到苏州暂住，三舅袁世宝也偕同表弟锦琨、锦瑶同住苏州我家。
其时仲春弟已结婚并生有一女，家用统由我供给，家务则由大妹锦春掌理。弟妹们因八年抗战而失学，我仍勉他们继续求学，除大妹外，仲春进入复旦大学，秀春和争春也分别进入中学，稍尽我做兄长之责，亦惟此可告慰父母在天之灵。
我随顾总司令驻郑州约半年，原服务的砲兵十二团第二营亦移驻郑州配属郑州指挥所，原任营长他调，顾墨公有意培养我的经历，而且当时砲十二团团长杜显信少将也希望我去接任营长，我遂于一九四七年元月到职任营长；但顾总司令仍交代我每周向他提出战史报告一次。换言之，我既任营长，兼任陆军总司令的随从参谋，这两项工作我都胜任愉快。
一九四六年春，国军整编二十六师在枣庄被歼，原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调职，原徐州绥靖公署的作战指挥也交付顾总司令，乃将徐州绥靖公署撤销，改为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此际顾总司令的主要任务是整个陇海线的剿共作战指挥，所以陆军总司令除在南京设有陆军总部，另有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陆军总司令郑州指挥所，主要成员都调往徐州和郑州。
随着顾总司令常驻徐州司令部，砲十二团第二营也移驻徐州，营部驻在徐州近郊，我一则整训部队，一则仍每周向顾总司令报告战史。
调往沈阳
一九四七年夏，为解东北四平街之围，砲十二团第一营营长唐象焕已先调往东北支援，其后团部亦率第三营营长罗先书开往东北，因此砲十二团仅我所率第二营仍驻关内。当时国军155口径以上算是重砲兵了，155重砲各战场都视为宝贝，照理说，为肆应关内剿共战争需要，155重砲至少应留一个营在关内，尤其当时徐州已是主要战场，然而，国防部仍将关内仅有的一个重砲营调赴东北。
一九四七年夏末，砲十二团第二营奉命调往沈阳，驻在铁西区日本遗留的营房内。铁西区本是沈阳的工业区，但经苏军占领后，工厂设备均已被拆走，所有烟囱都不冒烟了。那时沈阳的街道边还摆着日本人地摊，卖些收音机、照相机等物。战败的日本人虽然看来可怜兮兮，但有些机关还是得借重、留用他们，像秦皇岛港口还是用原来的日籍领港。进驻沈阳的国军高级将领都接收了原来日本及伪满的高级住宅。
一九四七年秋天，国军在东北已被迫采取守势，长春孤悬，沈阳、锦州和营口间的国军主力虽尚完整，但沈阳对外交通时通时断，军民的粮食供应已很困难，以高粱米为主。关内去到东北的人，对高粱米很难下咽，如果有一餐能吃到白米或白面，便算是打牙祭了。
此际负责东北作战指挥的是陈诚将军，兼任东北行辕主任。但陈将军胃疾已重，勉强以带病之躯出任。当时在沈阳周边的国军有刘安祺的七十一军，王铁汉的四十九军；廖耀湘第九兵团是主力，辖新三军、新五军、新六军以及青年军二○七师罗友伦部。
共军发起冬季攻势，第一个目标是在法库的新五军陈连达部，其时已被林彪包围。廖耀湘指挥新三军与新六军解陈连达之围，砲十二团第二营配属新三军，由军长龙天武指挥。
我（后排右一）与同僚在沈阳。
一九四八年，砲十二团三个营都移防东北剿共，可惜战局已居守势，长春孤悬于外。同年六月我离开沈阳，十月，辽沈会战的悲剧不幸发生，我幸免于难，戡乱战局即于年底全面失败。
营长任期，冬日沈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