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读灌溉
我生长在农村里读书的家庭，虽然未曾亲自做农事，对于春耕夏种秋收冬藏的过程却是自幼耳濡目染。
灌溉是件重要的事。我家在河北的田地有大风车一部，在河南有俗称洋风车的荷兰式风车一部，当时也以拥有几部风车代表田地多寡。
大风车有八个帆，转起来很是威风，过年时我们在其中轴贴上「大将军八面威风」的春纸。洋风车的输水系统和大风车一样，但大风车的动力是平面地转，洋风车则是上下转。至于小农户则仅有输水系统和风车一样，但是用人力踏，俗称踏车或踩水车。
我记得父亲常想用机器灌溉，也就是用抽水机来代替风车，但当时乡间几乎没有机器，只有大邹庄的一家粮行用机器打米，似乎是烧油，听说只须四马力，打出来的米既快且白，令人赞叹机器的伟大。
肥料也是农业的要项。那时当然没有化学肥料，主要是粪便及污泥，所以在乡间粪便是宝贵的，每天清早有人专门捡取狗粪等物，每家茅坑所存的粪便，如果自家不用，可以出售。污泥则是苏北上好的肥料，苏北河川密布，河底积有污泥，通常农民收割以后就用铁夹子从河底取出污泥，放在船中，叫做揽泥，然后抛至岸上平均置放于水田中当作肥料。
牛是农业主要劳力所寄，养牛、相牛是农民们的要务。牛市场在距郝荣庄东二十五里的大冈，我曾随父亲前去。农村用的都是水牛，乡民通常也不吃牛肉，除非牛老死后才有机会吃，质量当然与现在的肉食牛无法相比。
马背不如牛背
谈到牛，父亲常说马背不如牛背稳；未料我日后并未坐上牛背，反而骑上马背当军人去了。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苏北因非交通要冲，鲜受战祸，但乡间怕兵是普遍现象，尤记得婴儿哭闹时，母亲常吓以兵来到了，小孩就不敢哭了，可见当时的兵如何可怕了。故父亲常说马背不如牛背稳，意在不赞成我做军人；但我母亲的三舅父管寄青是日本士官第一期毕业，北洋时代官拜陆军中将，做过东北测绘学堂的总办，也担任过南通镇守使。我的三舅袁世宝是保定军校五期毕业，母系长辈中不少军人。
现在我当军人，当然不为欺负老百姓，在台湾曾听郑廷锋中将说过一个笑话，他说我们这一辈生不逢辰，我们做老百姓的时候，是兵凌驾于老百姓，现在我做了军人，却是老百姓凌驾于军人的时代。台湾现在就是如此，这是民主政治的好现象。
我儿时的玩具在家乡只有踢毽子、放风筝和梭钱，所谓梭钱是以一个砖头成四十五度斜立，然后以铜板举手落下，以远近定先后，再以远的胜手优先，以铜板击近的铜板，击中了是完全的胜利，儿时乐此不疲，但不是赌博。
这是我生平第一张照片，民国初年照相并不普遍，得老远跑到县城的照相馆去。也因此，我直到一九三二年盐城实验小学毕业，才体验何谓照相，那年我十三岁。
求学之路
「虫入凤中飞去鸟，七人头上一把草，大雨落在倒山上，朋友半边不见了。」谜底是「风花雪月」。
「哑子没有口，恶人没有心，中间十字路，四边不能行。」谜底是「亚」。
这些饶富趣味的儿童习字小谜语，是我四舅从北平捎来的图书中学来的，至今不忘；我的启蒙教育也与同年代的儿童不尽相同。
我六岁开始读书，当时村上只有书塾，塾师就是我家对门的宗兄郝荫嘏，号叔棠，比我父亲还年长。那时与我同年龄或稍长者读的都是古书，从《三字经》、《千字文》到四书；我读的则是新式小学的课本，从「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启蒙识字，那还是北洋政府时代的书本，书上国旗是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
八岁后我改从王以智先生，王老师是盐城龙冈人，那时已年高七十多岁，他以郝氏宗祠为塾，完全采旧时代教法，严格要求背书，但并未开讲。后来父亲教我「演字母」，也就是依写法或字音教授相关单字，每日习四字，如「人、仁、伦、轮」，王老师也应父亲要求如此教学，每日认真习得四字，比死背看不懂的文章有用多了。
父亲为训练我独立，六岁就让我单独住一个房间，内务自理。九岁我更离家住校，到十五里外的尚庄小学读新制小学四年级，那时乡间还叫做「洋学堂」，以别于旧式私塾。十五里虽不远，但须坐船前往，只有寒暑假才能返家，母亲当然舍不得，但也只能听从父亲的决定。
北平就学之行
彼时，四舅在北平中法大学教书，三舅赋闲在郝荣庄，三舅的儿子袁锦钰也已届学龄，我父亲和三舅决定带我及锦钰表弟赴北平投靠四舅就学。
一九二九年秋，我们先由盐城坐内河轮船到泰州，再由泰州搭独轮车到长江边的口崖，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长江，父亲在旁吟哦着「滚滚长江东逝水」。我们到口崖时天色已黑，江轮停泊在江中，我们乘小船上江轮，还记得船名「江顺」。啊，当时觉得江轮好大呀！
翌日上午江轮靠近黄浦江的码头，迎面许多旅馆生意人在争相拉客，那年代还只有电报，没有长途电话，无法预订旅馆，也不能事先通知亲戚来接船。一个马车伕二话不说把我们的行李搬上了车，将我们拉到租界一家旅馆停下，但我们并不打算住旅馆，而是要到杨树浦亲戚家，实际只须几角车资，马车伕耍流氓硬要收我们银元九元三角，显然是大敲竹杠，双方就僵持在那里，我们一行人等于被扣质；最后仍乖乖地付了九元三角，才得以带着行李脱身。这是我初到大都市，领教了流氓利用租界鱼肉乡下人的恶霸作风。
抵上海时已值初冬，天气严寒。我在这个华洋杂处的城市里，看到英国妇人蹬着高跟鞋、牵着小洋犬在马路上走着；也看到日本小男孩依然穿着露膝的短裤，直觉外国人真神气。我们在上海大约盘桓了十日，父亲和三舅带我和锦钰表弟逛大世界，那儿有各式表演，也有动物园，看到了狮子、老虎、熊及豹子等，两个苏北乡下来的孩子真是大开了眼界。
父亲把我们三人送上轮船后，便回返家乡。我们搭乘的是太古公司的海轮「新铭」，又比江轮大多了，从上海到天津须航行四天四夜。这趟航程，有件事情在我年幼的心中烙下了深刻影响。我在船舱某处看到一块「华客免进」的告示牌，甚为不解，经舅舅解说后，才了解当时中国人所遭受的歧视待遇，「新铭」船主乃英国籍，船上某些区域禁止中国乘客进入。我一生坚定强烈的民族思想，自此刻开始萌发。
船在烟台锚泊时，小贩上船叫卖大龙虾，用的铜板比我们在家乡用的大，号称「一大子」，当时北方与南方的币制并不一致。天寒水冻，船进大沽口后，航道已结冰，破冰船来往破着冰，海轮就在满布冰块的大沽河中靠了码头。
由天津乘火车到了北平，四舅家住亮果厂九号，标准的四合院平房，当时四舅、舅母与表弟锦玺一家仅三口，虽多了我们三个客人，住处还是很宽敞。冬季的北平，家家户户升起了铸铁的火炉，洗好的衣服在炉边烘干，日常菜肴中我顶爱红烧肉大白菜。
然而，我的北平生活只维持了短短的一个多月。我和锦钰原本准备进孔德小学唸书，惜三舅在北平谋职不如理想，不宜久留，我俩也只好随他南返家乡了。但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这一趟上海、北平之行让十岁的我探头到外面的世界，在比较闭塞的盐城乡间，自然显得与众不同了，也成为我民族思想的启蒙。
负笈盐城
一九三○年，我进入盐城县立实验小学就读，校长是陈墨泉先生。盐城实小当时是全县最好的小学，我六年级时学校就实验民主自治，将盐城实小称为表海市，由高年级遴选出的同学组成表海市政府，我则被选为公安局长，负责学生的秩序，实是很好的民主实习教育。
盐城在苏北中部算是大县，但比起江南交通设施远为落后，初时对外交通全靠内河轮船，后来通海公路完成了，但鲜有汽车往来，偶尔一辆小汽车开到盐城，乡民都好奇围观。航空交通更谈不上了，城东虽也建了一个简陋的飞机场，但从未看到飞机起降，偶尔在教室内听到空中嗡嗡之声，同学们就兴奋得一溜烟冲出去往天空张望。
我在盐城读书期间，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与母亲团聚；学期中父亲会来探看我一次，尤其岁末纳钱粮时一定要到县城会面。有次早点未毕，我说要回学校上课去了，父亲非常高兴，认为我能够以学业为重，不贪恋与父亲同享美味早点，特别为我做了一套呢料学生装以为奖励。当时盐城的小学生并没有制服，我一身呢料学生装在校内很是起眼。
但我还没穿过皮鞋，都是穿母亲做的布鞋；我有个要好同学王朝梁，他祖父买给他的咖啡色皮鞋我穿起来也很合适，这双鞋就让两人共享。有一次我穿着借来的皮鞋回家，乡亲们还未见过孩子穿皮鞋，纷纷投以惊奇羡慕的眼光。
盐城实小位于城区中心，紧邻县政府东侧。当时盐城还没有地方法院，县长官派，同时兼理司法；另有承审员掌理民刑案件。当时读书人多习法政，偏爱打官司，盐城县兴讼之风颇盛。民国成立虽已二十年了，我偶尔到县政府内法庭去看审案子，乡下人还是下跪磕头，口称「大老爷在上」，也从未见过律师辩护，司法风气其实就是拚钱。
当时盐城县区以县政府为基点，恰好有五条街，宛如摊开手掌的五个手指，一般谑称「衙门五指开，无钱莫进来」，社会民情与清朝末年并无多大不同，中国国民党始终未能在社会基层扎下根基，我从小也对腐败的社会及贪官污吏深恶痛绝。
一九三一年是中华民族不幸的一年，苏北水灾严重，田芦一片汪洋，学校操场堆满了赈灾委员会运来的大箱饼干。这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军阀强占东北，张学良采取不抵抗主义，激起年轻人反日仇日的民族思想，发起抵制日货运动；《生活杂志》鼓吹民族思想广受年轻人欢迎，邹韬奋等人的文章影响深远。
当时对蒋公与国民党是多方抨击，宣传是蒋委员长授命张学良采取不抵抗主义，以致东北轻易失守。但不打没把握的仗，张学良也清楚，一旦打起来，打不过日本，没有了枪杆子，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就在这年寒假以全班第二名从盐城实小毕业；次年考取省立盐城中学，这是盐城最难考的一所中学，一次只录取一班五十名，还记得那年作文题目是「积资千万不如薄技在身」。
当时盐中校长是彭大铨，本县人。国文老师余问樵先生；数学老师陈鉴泉先生，我最记得他所说「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化学老师乔伏明先生；美术老师好像是沙沟人，他说过我的相貌很不平凡。
中学第二年，校长换由吴德彰先生接任，他是江苏宜兴人，聘了不少江南人做教员，如物理老师韦炳如先生，生物老师路顺奎先生，音乐美术老师吕去疾先生，都深得学生欢迎。路老师教生物常带学生到郊外露营；韦老师讲自由落体，曾提到比萨斜塔，没想到多年后我竟能两度畅游比萨斜塔。
吴校长带来江南籍老师，引起本县籍教师不满，暗斗遂由此而生。有次江南籍老师们在家中打麻将，竟被警察捉赌且闹到警察局去，分明是本县籍老师搞的鬼，县警局此举亦是要给江南籍老师难堪；但因为江南籍老师教学深受学生爱戴，学生反而同情他们，对本县籍老师斗争伎俩深为不齿。为了这件事，吴校长一年后即离开盐中，江南籍老师们也与我们道别了。
本县人杯葛江南籍校长，但省教育厅派来的继任校长王义珏先生还是江南人；他是苏州人，学应用化学，此际省教育厅要加强职业教育，将盐中的高中部改为应用化学职业学校。一九三五年我十六岁，初中毕业，无意于高职教育，便不能在盐中升高中了。
九一八事变后，青年反日情绪澎湃；之后又有上海一二八抗日，长城各口的局部抗日战争，乃至一九三五年所谓的「何梅协定」，日本对我压迫日亟，年轻人抗日救国之心愈益高昂，我当然也不例外。何况我母系上两代都有军人背景，很自然兴起投考军校的念头。
适此时，父亲的总角之交、朱瑞梧仁伯在南京陆军军官学校任中校地形教官，常与父亲通信，父亲遂决定于一九三五年偕我同赴南京探路。考军校须高中毕业资格，那时我高中尚未毕业，乃以同等学力报名，当时仅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但竟被录取了。
我们这一代是抗战的一代，所受战乱流离之苦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上海三个月抵抗，固然粉碎了日寇的「三月亡华论」，但国军精锐百万牺牲殆尽；南京大屠杀，黄河决口，灾民以千万计；长沙大火，重庆防空洞窒息，死者以万计，且仅为其中荦荦大者。
然而，由于坚信胜利必在我方，长夜尽头即是天明，牺牲艰苦亦甘之如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