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读灌溉
我生长在农村里读书的家庭,虽然未曾亲自做农事,对于春耕夏种秋收冬藏的过程却是自幼耳濡目染。
灌溉是件重要的事。我家在河北的田地有大风车一部,在河南有俗称洋风车的荷兰式风车一部,当时也以拥有几部风车代表田地多寡。
大风车有八个帆,转起来很是威风,过年时我们在其中轴贴上「大将军八面威风」的春纸。洋风车的输水系统和大风车一样,但大风车的动力是平面地转,洋风车则是上下转。至于小农户则仅有输水系统和风车一样,但是用人力踏,俗称踏车或踩水车。
我记得父亲常想用机器灌溉,也就是用抽水机来代替风车,但当时乡间几乎没有机器,只有大邹庄的一家粮行用机器打米,似乎是烧油,听说只须四马力,打出来的米既快且白,令人赞叹机器的伟大。
肥料也是农业的要项。那时当然没有化学肥料,主要是粪便及污泥,所以在乡间粪便是宝贵的,每天清早有人专门捡取狗粪等物,每家茅坑所存的粪便,如果自家不用,可以出售。污泥则是苏北上好的肥料,苏北河川密布,河底积有污泥,通常农民收割以后就用铁夹子从河底取出污泥,放在船中,叫做揽泥,然后抛至岸上平均置放于水田中当作肥料。
牛是农业主要劳力所寄,养牛、相牛是农民们的要务。牛市场在距郝荣庄东二十五里的大冈,我曾随父亲前去。农村用的都是水牛,乡民通常也不吃牛肉,除非牛老死后才有机会吃,质量当然与现在的肉食牛无法相比。
马背不如牛背
谈到牛,父亲常说马背不如牛背稳;未料我日后并未坐上牛背,反而骑上马背当军人去了。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苏北因非交通要冲,鲜受战祸,但乡间怕兵是普遍现象,尤记得婴儿哭闹时,母亲常吓以兵来到了,小孩就不敢哭了,可见当时的兵如何可怕了。故父亲常说马背不如牛背稳,意在不赞成我做军人;但我母亲的三舅父管寄青是日本士官第一期毕业,北洋时代官拜陆军中将,做过东北测绘学堂的总办,也担任过南通镇守使。我的三舅袁世宝是保定军校五期毕业,母系长辈中不少军人。
现在我当军人,当然不为欺负老百姓,在台湾曾听郑廷锋中将说过一个笑话,他说我们这一辈生不逢辰,我们做老百姓的时候,是兵凌驾于老百姓,现在我做了军人,却是老百姓凌驾于军人的时代。台湾现在就是如此,这是民主政治的好现象。
我儿时的玩具在家乡只有踢毽子、放风筝和梭钱,所谓梭钱是以一个砖头成四十五度斜立,然后以铜板举手落下,以远近定先后,再以远的胜手优先,以铜板击近的铜板,击中了是完全的胜利,儿时乐此不疲,但不是赌博。

这是我生平第一张照片,民国初年照相并不普遍,得老远跑到县城的照相馆去。也因此,我直到一九三二年盐城实验小学毕业,才体验何谓照相,那年我十三岁。
求学之路
「虫入凤中飞去鸟,七人头上一把草,大雨落在倒山上,朋友半边不见了。」谜底是「风花雪月」。
「哑子没有口,恶人没有心,中间十字路,四边不能行。」谜底是「亚」。
这些饶富趣味的儿童习字小谜语,是我四舅从北平捎来的图书中学来的,至今不忘;我的启蒙教育也与同年代的儿童不尽相同。
我六岁开始读书,当时村上只有书塾,塾师就是我家对门的宗兄郝荫嘏,号叔棠,比我父亲还年长。那时与我同年龄或稍长者读的都是古书,从《三字经》、《千字文》到四书;我读的则是新式小学的课本,从「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启蒙识字,那还是北洋政府时代的书本,书上国旗是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
八岁后我改从王以智先生,王老师是盐城龙冈人,那时已年高七十多岁,他以郝氏宗祠为塾,完全采旧时代教法,严格要求背书,但并未开讲。后来父亲教我「演字母」,也就是依写法或字音教授相关单字,每日习四字,如「人、仁、伦、轮」,王老师也应父亲要求如此教学,每日认真习得四字,比死背看不懂的文章有用多了。
父亲为训练我独立,六岁就让我单独住一个房间,内务自理。九岁我更离家住校,到十五里外的尚庄小学读新制小学四年级,那时乡间还叫做「洋学堂」,以别于旧式私塾。十五里虽不远,但须坐船前往,只有寒暑假才能返家,母亲当然舍不得,但也只能听从父亲的决定。
北平就学之行
彼时,四舅在北平中法大学教书,三舅赋闲在郝荣庄,三舅的儿子袁锦钰也已届学龄,我父亲和三舅决定带我及锦钰表弟赴北平投靠四舅就学。
一九二九年秋,我们先由盐城坐内河轮船到泰州,再由泰州搭独轮车到长江边的口崖,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长江,父亲在旁吟哦着「滚滚长江东逝水」。我们到口崖时天色已黑,江轮停泊在江中,我们乘小船上江轮,还记得船名「江顺」。啊,当时觉得江轮好大呀!
翌日上午江轮靠近黄浦江的码头,迎面许多旅馆生意人在争相拉客,那年代还只有电报,没有长途电话,无法预订旅馆,也不能事先通知亲戚来接船。一个马车伕二话不说把我们的行李搬上了车,将我们拉到租界一家旅馆停下,但我们并不打算住旅馆,而是要到杨树浦亲戚家,实际只须几角车资,马车伕耍流氓硬要收我们银元九元三角,显然是大敲竹杠,双方就僵持在那里,我们一行人等于被扣质;最后仍乖乖地付了九元三角,才得以带着行李脱身。这是我初到大都市,领教了流氓利用租界鱼肉乡下人的恶霸作风。
抵上海时已值初冬,天气严寒。我在这个华洋杂处的城市里,看到英国妇人蹬着高跟鞋、牵着小洋犬在马路上走着;也看到日本小男孩依然穿着露膝的短裤,直觉外国人真神气。我们在上海大约盘桓了十日,父亲和三舅带我和锦钰表弟逛大世界,那儿有各式表演,也有动物园,看到了狮子、老虎、熊及豹子等,两个苏北乡下来的孩子真是大开了眼界。
父亲把我们三人送上轮船后,便回返家乡。我们搭乘的是太古公司的海轮「新铭」,又比江轮大多了,从上海到天津须航行四天四夜。这趟航程,有件事情在我年幼的心中烙下了深刻影响。我在船舱某处看到一块「华客免进」的告示牌,甚为不解,经舅舅解说后,才了解当时中国人所遭受的歧视待遇,「新铭」船主乃英国籍,船上某些区域禁止中国乘客进入。我一生坚定强烈的民族思想,自此刻开始萌发。
船在烟台锚泊时,小贩上船叫卖大龙虾,用的铜板比我们在家乡用的大,号称「一大子」,当时北方与南方的币制并不一致。天寒水冻,船进大沽口后,航道已结冰,破冰船来往破着冰,海轮就在满布冰块的大沽河中靠了码头。
由天津乘火车到了北平,四舅家住亮果厂九号,标准的四合院平房,当时四舅、舅母与表弟锦玺一家仅三口,虽多了我们三个客人,住处还是很宽敞。冬季的北平,家家户户升起了铸铁的火炉,洗好的衣服在炉边烘干,日常菜肴中我顶爱红烧肉大白菜。
然而,我的北平生活只维持了短短的一个多月。我和锦钰原本准备进孔德小学唸书,惜三舅在北平谋职不如理想,不宜久留,我俩也只好随他南返家乡了。但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这一趟上海、北平之行让十岁的我探头到外面的世界,在比较闭塞的盐城乡间,自然显得与众不同了,也成为我民族思想的启蒙。
负笈盐城
一九三○年,我进入盐城县立实验小学就读,校长是陈墨泉先生。盐城实小当时是全县最好的小学,我六年级时学校就实验民主自治,将盐城实小称为表海市,由高年级遴选出的同学组成表海市政府,我则被选为公安局长,负责学生的秩序,实是很好的民主实习教育。
盐城在苏北中部算是大县,但比起江南交通设施远为落后,初时对外交通全靠内河轮船,后来通海公路完成了,但鲜有汽车往来,偶尔一辆小汽车开到盐城,乡民都好奇围观。航空交通更谈不上了,城东虽也建了一个简陋的飞机场,但从未看到飞机起降,偶尔在教室内听到空中嗡嗡之声,同学们就兴奋得一溜烟冲出去往天空张望。
我在盐城读书期间,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与母亲团聚;学期中父亲会来探看我一次,尤其岁末纳钱粮时一定要到县城会面。有次早点未毕,我说要回学校上课去了,父亲非常高兴,认为我能够以学业为重,不贪恋与父亲同享美味早点,特别为我做了一套呢料学生装以为奖励。当时盐城的小学生并没有制服,我一身呢料学生装在校内很是起眼。
但我还没穿过皮鞋,都是穿母亲做的布鞋;我有个要好同学王朝梁,他祖父买给他的咖啡色皮鞋我穿起来也很合适,这双鞋就让两人共享。有一次我穿着借来的皮鞋回家,乡亲们还未见过孩子穿皮鞋,纷纷投以惊奇羡慕的眼光。
盐城实小位于城区中心,紧邻县政府东侧。当时盐城还没有地方法院,县长官派,同时兼理司法;另有承审员掌理民刑案件。当时读书人多习法政,偏爱打官司,盐城县兴讼之风颇盛。民国成立虽已二十年了,我偶尔到县政府内法庭去看审案子,乡下人还是下跪磕头,口称「大老爷在上」,也从未见过律师辩护,司法风气其实就是拚钱。
当时盐城县区以县政府为基点,恰好有五条街,宛如摊开手掌的五个手指,一般谑称「衙门五指开,无钱莫进来」,社会民情与清朝末年并无多大不同,中国国民党始终未能在社会基层扎下根基,我从小也对腐败的社会及贪官污吏深恶痛绝。
一九三一年是中华民族不幸的一年,苏北水灾严重,田芦一片汪洋,学校操场堆满了赈灾委员会运来的大箱饼干。这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军阀强占东北,张学良采取不抵抗主义,激起年轻人反日仇日的民族思想,发起抵制日货运动;《生活杂志》鼓吹民族思想广受年轻人欢迎,邹韬奋等人的文章影响深远。
当时对蒋公与国民党是多方抨击,宣传是蒋委员长授命张学良采取不抵抗主义,以致东北轻易失守。但不打没把握的仗,张学良也清楚,一旦打起来,打不过日本,没有了枪杆子,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就在这年寒假以全班第二名从盐城实小毕业;次年考取省立盐城中学,这是盐城最难考的一所中学,一次只录取一班五十名,还记得那年作文题目是「积资千万不如薄技在身」。
当时盐中校长是彭大铨,本县人。国文老师余问樵先生;数学老师陈鉴泉先生,我最记得他所说「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化学老师乔伏明先生;美术老师好像是沙沟人,他说过我的相貌很不平凡。
中学第二年,校长换由吴德彰先生接任,他是江苏宜兴人,聘了不少江南人做教员,如物理老师韦炳如先生,生物老师路顺奎先生,音乐美术老师吕去疾先生,都深得学生欢迎。路老师教生物常带学生到郊外露营;韦老师讲自由落体,曾提到比萨斜塔,没想到多年后我竟能两度畅游比萨斜塔。
吴校长带来江南籍老师,引起本县籍教师不满,暗斗遂由此而生。有次江南籍老师们在家中打麻将,竟被警察捉赌且闹到警察局去,分明是本县籍老师搞的鬼,县警局此举亦是要给江南籍老师难堪;但因为江南籍老师教学深受学生爱戴,学生反而同情他们,对本县籍老师斗争伎俩深为不齿。为了这件事,吴校长一年后即离开盐中,江南籍老师们也与我们道别了。
本县人杯葛江南籍校长,但省教育厅派来的继任校长王义珏先生还是江南人;他是苏州人,学应用化学,此际省教育厅要加强职业教育,将盐中的高中部改为应用化学职业学校。一九三五年我十六岁,初中毕业,无意于高职教育,便不能在盐中升高中了。
九一八事变后,青年反日情绪澎湃;之后又有上海一二八抗日,长城各口的局部抗日战争,乃至一九三五年所谓的「何梅协定」,日本对我压迫日亟,年轻人抗日救国之心愈益高昂,我当然也不例外。何况我母系上两代都有军人背景,很自然兴起投考军校的念头。
适此时,父亲的总角之交、朱瑞梧仁伯在南京陆军军官学校任中校地形教官,常与父亲通信,父亲遂决定于一九三五年偕我同赴南京探路。考军校须高中毕业资格,那时我高中尚未毕业,乃以同等学力报名,当时仅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但竟被录取了。
我们这一代是抗战的一代,所受战乱流离之苦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上海三个月抵抗,固然粉碎了日寇的「三月亡华论」,但国军精锐百万牺牲殆尽;南京大屠杀,黄河决口,灾民以千万计;长沙大火,重庆防空洞窒息,死者以万计,且仅为其中荦荦大者。
然而,由于坚信胜利必在我方,长夜尽头即是天明,牺牲艰苦亦甘之如饴。